浅谈钱钟书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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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境说”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在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渊源、内涵等的阐述,及钱先生一些翻译实践的赏析,旨在让读者对其翻译理论有更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化境;内涵;诱;讹;化;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16-02

一、绪论

中国翻译事业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翻译家们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翻译标准,这也是翻译的根本性问题。翻译的标准是什么?清代翻译家严复曾经提出:优秀的译文应该做到“信”“达”“雅”。即忠实于原文,文笔流畅,文字典雅。自严复“信、达、雅”三字说问世以来,我国译界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问题的探讨。综述起来大体上分三类:一是主张继承发扬“信、达、雅”标准,但要赋予它各种新的含义,如劳陇先生的《“雅”义新释》,周煦良先生的《还是信、达、雅好》等;二是主张摒弃译界争议最大的“雅”字,在“信”、“达”的基础上对严复的翻译标准加以发展,给前人的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如刘重德教授的“信、达、切”,许渊冲教授的“信、达、优”,海外学者思果的“信、达、贴”等;第三种主张是在对严复的“信、达、雅”全面剖析之后,用新的标准取而代之,如二三十年代陈西滢先生的“神韵”说,傅雷先生的“神似”说,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等,在所有这些译论中,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尤为引人注目,译界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特别耐人寻味。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当代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不光是文学研究者、文艺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小说家,同样也是一个翻译实践者,或曰翻译家。人们曾经这样评论他:“他的有关译学方面的论述不过是其巍峨的学术宫殿的一雕栏,一基础,然而已在当代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这么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却没有为翻译实践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只是将其描述为“翻译的理想”。这种作法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理解翻译问题的独特视角,钱钟书没有以理论家的身份为翻译“规定”什么,而是采取了翻译本位主义,从翻译实践的立场出发、以观察家的姿态来“描述” 自己所能洞察到的关于翻译属性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

二、什么是“化境”

钱钟书先生是从汉代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申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的: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辍,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日‘辍,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诱”,“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许慎的这段训诂所蕴涵的含义,历代译论家都不曾留心,钱钟书先生却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用之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在“信达雅 和“神似”之外独举“化境”之旗帜,为文学翻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钱钟书先生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境界本来是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一个概念,钱先生把它推广到翻译领域里来,一方面指明“境界”是各门学科的一个共性,诗心、文心和译学相通,另一方面把文学翻译理论划入文艺美学的范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新璋先生在《钱钟书的译艺谈》一文中分析“化境说”, 引用谚语:“酿得蜜成花不见”指出钱先生所标举的“化境”,是“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罗新璋先生的见解十分中肯,蜂采百花而酿成蜜,我们很难辨别这蜜采自哪朵花卉。钱钟书先生综贯百家,博通中西,从文艺学美学推衍出文学翻译审美的理想境界“化境”。

钱先生的“化境说”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这一最高境界――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从而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原文的思想、情感、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了译文的境界里。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钱先生的“化境说”:

1.化即是转化(conversion),即上文所述的“将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

2.化即是归化(adaptation),将外文用自然而流畅的本国文字表达出来,“即能不因表达习惯的差异而使译文牵强,又能保持原有的风味”,“读起来不像译本”;

3.化即是“化境”。也即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这与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以翻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的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化境说的内涵及意义

“化境”被誉为是翻译应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如果单纯把“化境”理解为翻译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如果要想深刻的理解“化境说”的丰富内涵,须先将“诱”、“讹”、“化”三个概念诠释清楚。

(一)诱:翻译的功能

钱钟书一向重视文化交流和相互关照,认为翻译的基本功能是“媒”或“诱”:译者从事媒婆的工作,介绍大家去认识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让他们有机会相识、相知乃至相爱,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正所谓“翻译者的艺术曾被比于做媒者的刁滑,因为他把作者的美丽半遮半露来引起你读原文的欲望”。“诱”有正负之分。正“诱”即是好的译本给予了我们阅读原作的欲望;负“诱”在坏翻译会在无形中使读者拒绝阅读原作;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钱先生指出,林纾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的引诱功能,他本人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甚至在若干年之后仍然发现林译小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林纾作为译介西方名家名篇的第一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视野,为中国的新文学打开先河,许多一流的作家包括鲁迅、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郭沫若、朱自清等,都提到他们曾受林译作品的影响或熏陶。因此,成功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译作的正“诱”功能,吸引译文读者了解原作、接受异域文化。

(二)讹: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讹”即伪言。以“言”破坏“化”,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理解或表达中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钱先生说“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也就是钱先生的“译必讹”的观点。他结合自身的翻译实践指出“讹”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这些“距离”势必影响译者在理解原作者及其作品、表情达意、愉悦读者等方面能力的发挥,妨碍译文读者了解、喜爱原作,从而导致双方的隔阂,因此,“讹”在所难免。钱先生还借用中西译论中关于“翻”或“翻译”的定义来进一步解释“讹”,如赞宁“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西洋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塞万提斯关于文艺翻译中“花毯的反面跟正面差得很远”;艾伦・坡翻译的“翻”就是“颠倒翻覆”,等等。钱先生很欣赏这种“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钱先生所肯定的仅仅是“化”中之“讹”。

(三)化:翻译的理想境界

“化境”的核心是“化”,正确理解和把握“化”的内涵,是系统、全面地诠释“化境”说的关键所在。

钱先生在《管锥篇》里说过:“安[道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该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说明“化”是一种易与不易、得失兼备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译者易去的是原作的外形,不易的是原作的意义、内容,失去的是原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式,得到的是它在译语中的“再生”。

在钱先生的“化境”理论里,“化” 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化”。另一种是不完全、不彻底的 化”。前者是译者去努力实现的大目标,而后者是译者的翻译实践。译者只有胸怀大目标,尽量在翻译中缩小“距离”,减少“讹”,才能提高译作入化的程度,接近理想中的“化”,避免可避免的“讹”。他对“化”的解释是辩证的,在“化”与“讹”的辩证关系上,“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讹”是次要方面,好的翻译要有克己意识,尽量避免“讹”,才能提高翻译质量。

虽然40多年来,钱先生的“化境说”在译界一直享有盛誉,但是,不免有学者对“化境”心存误解。有学者认为,在翻译标准上(这本身就是对“化”的一大误解,钱氏已作过修正:“化”是最高理想而非最高标准),“化”的实质是“信”也有人认为钱氏是“信”、“达”二元论者。他们立论的依据就是钱氏曾明确指出的“译作对原作应该忠实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出来的东西”。这是对“化境”说的又一误解。尽管钱氏一向重视“信”,并强调“译事之信,当包达雅”,但“信”与“化”不可等量齐观,“信”是“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求“化”是在“信”的基础上求“美”,译者忠实于原作并不是要亦步亦趋,而是在对原作融会贯通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选择,对原作进行一番简择取舍之功,进行艺术再创造。郑海凌尝言:“‘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流。而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许渊冲指出:“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真是必要条件,美是充分条件。如果真与美能统一那自然是再好没有”。由此可见。“化”是对“信达雅”的突破和发展,是“真”和“美”的有机统一体。

四、“化境”的翻译实践

钱先生本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就,也为他的“化境”说的实践性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一幕第一场中,安东尼赞美埃及女王的话:

Fie,Wrangling queen!

Whom every thing becomes,to chide,to laugh,to weep;whose every passion fully strives to make itself,in these,fair and admired(钱译)嗔骂,嬉笑,嘀泣,各态咸宜,七情能生百媚。

他的翻译,将诗句中国化,达到化境之极。钱先生的理论不仅应用于英译汉,也体现在汉译英。例如,他把“吃一堑,长一智”巧妙地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又如“三个臭受匠,顶个诸葛亮”被他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这些译法一直为众多译家所称道。他的翻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和 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谈艺录)439),为“化境”之典范。

五、结语

通过对钱钟书先生“化境说”的讨论.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译学观点的深刻之处。罗新璋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评价:“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可视为‘神似’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亦把翻译从美学的范畴推向艺术的极致。”

“化境”虽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也并非不可企及,,翻译的过程正如古老的化学工艺流程“化”一样,可以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步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去追求,让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派译学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世界译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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