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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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兴手法出现后对古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是诗歌的创作手法，起到增强表现力的作用，同时由于比兴刺过讥失的社会功能，奠定了中国诗人关注现实民生的创作态度，讽喻美刺成了中国诗歌遵循的原则。其次，在发展过程中，比兴的运用逐渐使诗歌形成含蓄蕴籍，意在象外的艺术审美特征。再次，由于比兴将主观感情物象化，形成中国诗歌重意境的传统。最后，由于比兴经常托付外物来抒情言志，由此诗歌的意象出现定型化的趋势，从而形成几种比体诗。
关键词：比兴讽喻美刺 含蓄蕴籍 意境 比体诗
中图分类号：L20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5.03.106
比兴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概念一直“缠杂不清”，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笔者将通过本文对缠杂在比兴上密云一一拨开。首先对“比兴”概念做一溯源廓清，其次对比兴分别做经学意义和文学意义的阐释，最后分析比兴出现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
1 比兴溯源
“比兴”是我国传统诗论“六艺”中之“二义”。但由于中国古典诗学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常将诗歌的表现手法与教化作用搅在一起，导致比兴内涵缠杂不清，所以这里首先对比兴概念做一溯源廓清。
比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和阴阳之声，……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
东汉郑玄对比兴做出了全面的解释：“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谕劝之。”他也是沿着《诗大序》以比兴说诗的路子，把比兴的运用限定于特定的功用范围，即与诗歌的政教美刺相关，是从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来谈比兴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辟专章讲解比兴，他对比兴的解释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即“比”是借外物以突出人之性，“兴”则是以外物兴起人之情，是从主客体的关系来阐述比兴。刘勰将“赋”与“比”“兴”分得很清楚，但将“比兴”以专章论述，可见他认识到了比和兴的关联。后代也逐渐将比兴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
而作为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初唐开始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陈子昂独标兴体，虽无对比兴概念的解释，但在《修竹篇序》中提到“兴寄”、“风骨”即是要恢复正统儒家诗论所强调的言志传统，实际与郑玄诗论的美刺之意相合，重新回到《诗大序》所首倡的比兴的美刺传统上来。
理学家朱熹则是从形式上概括了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综而观之，比兴是在发展中不断深化的释义过程。以上这些论述各有侧重，但归根结底是从两大方面来论述的：一方面是经学意义上的比兴，即《诗大序》所标举的美刺传统，诗歌必须反映现实民生，起到政教美刺的功能。另一方面，是文学意义上的比兴。
2 经学意义的比兴：美刺传统的标举
比兴在《诗经》中的应用还基本上是单纯的表现手法，修辞艺术，起到增强诗歌表现力的作用。到汉代，《诗大序》对《诗经》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美”“刺”的概念，主张“主文而谲谏”，注重诗歌的言志性和干预社会的功能，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要求歌颂与批评并重，并且对批评提出了更苛刻的技术性要求，而比兴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因此比兴一开始就被限定了功用范围――刺过讥失，由于深合统治者需要，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下来。关注现实，美刺比兴成了历代诗人遵循的原则，以至于后世之比兴竟成美刺之代称。
伟大诗人屈原不管身受何种待遇，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作品中每每运用香草美人的笔法，正是深受比兴原则的影响。汉大赋辞藻丰富华丽，以歌颂汉帝国的强大声威为能事，铺陈颂扬，但在篇末往往有一段讽谏之言，并形成汉赋动百讽一的结构，这正是比兴传统的继承。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写实讽喻派则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几乎走上了偏执的道路。他们强调诗歌应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将是否写实讽喻作为评价诗歌好坏的唯一标准，在《与元九书》中评价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即使杜甫“亦不过三四十首”，可见美刺传统对其影响之深。
美刺比兴对于文人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甚至成了一种创作准则。后代诗人每当要匡扶文坛时，往往要标举比兴，扭转文坛虚浮的文风。
3 文学意义的比兴：含蓄深婉，意境呈现
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比兴，或“以彼物比此物，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往往是欲言情先及物，甚至不言情只写物，借物而言志，借景而抒情，作者主体的情感隐隐约约的由物象传达出来，使诗作产生了意在言外的含蓄美。也使中国诗歌抒情不像西方诗歌直抒怀抱那么热烈，显得含蓄内敛。
叶燮在《原诗》中对诗歌的含蓄风格倍加推崇：“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引人人溟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如王逸所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南宋词人辛弃疾因时代环境的原因，许多不便言，不敢言之事，他都在词中借助香草美人、山水风月、花鸟虫鱼等，曲折表现自己抑郁悲愤百折不回的-争精神，寄托对个人、国家、民族的忧虑。
历代都十分兴盛的咏物诗也多通过自然物象的比喻、象征产生“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效果。以至于菊之于陶渊明，莲之于周敦颐，梅之于林和靖……都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凝聚着特殊的精神力量，寄托着自己的人格理想。这也正是中国诗歌的特殊之处：欲言情先及物，借外物以传情。
比兴出现以后，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往往兼有写景抒情的作用，外物被引入诗中，诗歌的组成因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诗中除了情还有物，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感被集中到一首诗中，诗歌艺术逐渐走上了主观情感客观化的道路，并逐渐达到情景相生，物我浑然、思与景偕的主客观统一的完美境界――意境。
在“意境”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内涵与之基本一致的其他概念，如“境”、“境界”等，但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概念则产生于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诗有三境，一日物境，一日情境，一日意境……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首先提出诗歌的好坏应以有无意境为上。后来文人开始刻意追求，注重外在景物与内在感情的和谐。诗论家也不断对意境理论加以丰富，境象说（王昌龄）――韵味说（司空图）――兴趣说（严羽）――神韵说（王士祯）――境界说（王国维），都强调诗歌要以境界为上。
4 比体诗
由于比兴经常借助外物来比喻或起兴，用以起兴，打比的外物在发展中蕴含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开始定型化。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以男女喻君臣；以松竹梅或香草等植物比喻人的高洁品格；在吟咏古人、古事时寄予人生的理想，吟咏神仙世界的美好，寄予对现实的不满，对人生苦短的哀伤，这正合于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所说的：“咏物、咏史、游仙、艳情，无非比兴。”而这四种也正是后世比较典型的集中“比体诗”。
咏物诗即以物比人，常以物的品质喻人的精神气质，除前面提到的陶渊明，周敦颐以外，还有不少诗歌借外物传达主体情感，如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分别都曾以餐风饮露无比高洁的蝉自喻。
咏史诗即以古比今，常以古人比今人，以历史比现实，通过历史人物的命运观照自身，今昔对比感怀身世，或怀念历史上的清平盛世，来感口义现实社会的黑暗。左思的咏史诗往往就寄慨遥深，别抒身世之痛。
艳情诗即以男女喻君臣，以美女和爱情作为象征寄托，形成传统。影响了后世诗人的解读习惯，有些诗歌虽然只写爱情，但读者仍能从中感悟到一种超乎于爱情之上的别样的韵味。以至于汉朝人解诗，将《诗经》中许多纯粹的爱情诗也强加入政治的内容，虽穿凿附会，倒也见出香草美人传统对古代诗歌解读的影响之深。
游仙诗即以仙比俗，通过对美好神仙世界的描绘，表达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与逃避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人生苦短，现实局促，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只有在梦想中的神仙世界中去得到满足，寻求到一丝安慰。
比体诗的这几种传统一直为后代文人继承，并形成一些表达的定式。
总之，比兴这种手法从民间产生，在文人的创作中大量运用，从而发扬光大，对中国诗歌的创作原则，美学特质，诗人性情，甚至诗歌体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形成了以象传情、达意、造景的传统，美人香草的含蓄表达方式。自从比兴产生后就给中国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启发了一代代诗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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