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范文精选

人民、网民、股民，三者之间存在诸多交集，但是，三者运行的逻辑存在差异。

在人民网上市前一天，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发表了一场激情演讲，他以前所未有的真诚直面90后的大学生，直言中国一号大报的困惑，也表白了人民日报的努力。他说：今天的大学生是在宽松、多元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网络恐怕是你们的生存方式，你们不太看报，看报恐怕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你们对人民日报可能有一种印象，就是它很刻板。他还披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他们报社一个年轻编辑在网络论坛发帖征集报道线索，结果被很多网友跟帖嘲笑、挖苦，让他“很受伤”。张社长直言，没能让年轻读者了解人民日报，这是他们的失职。这番话袒露了人民日报在转型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遥想当年，人民日报的江湖地位何等显赫，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挑战它的绝对地位，无论是政治地位、市场地位、媒介地位，人民日报都是绝对的NO.1。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人民日报是大写的“人民”媒介。只不过，此时人民日报的目标受众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没有真正落地。它凭借超强的政治想象，将“人民”揽在它巨型的怀抱里。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以及媒介市场化、社会媒介化的升级，在人民日报的周围，突然间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竞争者，它们在蚕食人民日报的地盘，瓜分人民日报的受众。而且不少媒体，也以“人民”的名义标示它们的专业正当性。这就打破了人民日报对“人民”的垄断。就连人民日报社内部的子报，也在市场化大潮中扩张自身，竭尽全力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人民日报的周围，诸侯并起，这就大大稀释了人民日报的影响力。如今，媒体分众化趋势势不可挡，百舸争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还想一纸风行，实在困难。

对人民日报最大的挑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媒介，它四面开花，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受众只是被动的接纳者。但新媒体改变了传者――受者的权力结构，受众也有了空前的主导权。传者如果还是沉浸在过去的“光荣与梦想”中，就只会看到受众的背影了。人民日报从“人民”时代开始步入“网民”时代。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人民日报只能负重前行。人民日报敏锐地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挑战，率先提出创新与应对之策，创下很多“第一”。1997年人民网创立，它比搜狐、新浪还早几个月；1999年5月人民网“强国论坛”开通，开启了中文互动社区的序幕；2008年报社正式制定了“报网融合”战略，在多媒体环境中延伸党报的生命力。这些努力，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人民日报在新媒体环境下迅速下滑的势头。现在的发行量是280多万份，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多，但是相对而言仍较少。张研农社长算了一个账，280多万份相对于拥有粉丝1955万的“微博女王”姚晨，还是小巫见大巫，也就是说，姚晨每一次发言的受众，即便不算微博转发后的间接传播，也比人民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在如今比拼眼球“围观”的时代，人民日报与姚晨们比拼粉丝，这是以己之短克人之长，其结果不难料想。人民日报在受众体量上跟新媒体比拼输赢，似乎不太明智。近几年，人民日报的一些努力证明，内容是永远的王者。在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上，人民日报早发声，敢发声，赢得了不少好评，网上关注度也不错。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亮出了一个大动作：上市。拜政策所赐，人民网先行一大步，成为“官网上市第一股”。人民网上市受到市场热捧，开盘大涨55.05%，报31.01元，盘中最高涨到35.6元，涨幅达到78%。截至收盘，报34.72元，上涨73.6%，换手率86.01%，成交金额15.4亿元。人民网的“第一桶金”赚得钵满盆满。有媒体报道：张研农笑了。人民网的股民从中也品尝到市场的甜头。

如今，人民日报需要同时在人民、网民、股民之间“弹钢琴”。我称之为人民日报的“新三民”主义。人民、网民、股民，三者之间存在诸多交集，但是，三者运行的逻辑存在差异：政治逻辑、网络传播逻辑、市场逻辑三个逻辑不可能整合为一，三者之间会存在较大张力。如何保持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这对于转型中的人民日报而言，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

【摘要】“后殖民主义”之“后”和“新殖民主义”之“新”含有超出地球而延伸到外层空间的意义,指战后外空殖民地的建立过程。

【关键词 】 “后”;“新”;后殖民;新殖民

【Abstract】The implication of the “post-” in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neo-” in neo-colonialism has extended over the inner-space of the earth into the infinite outer-space with the metaphor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outer-space colonies.

【Key words】“post-”,;“neo-”;post-colonialism, neo-colonialism

在(后)殖民话语中,“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或西方(含美国)人自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拓居于亚洲、非洲、美洲、加勒比地区的过程。但在此期间欧洲人拓居之地没有超出地球表面。此后时期(或战后时期)可以说是“殖民之后”或“殖民化之后”的后殖民(主义)时期。无论是“后-殖民主义”中“后”与“殖民主义”之间的连字符“-”所表示的“殖民”与“殖民之后”之间的历史界线,还是隐含于“后殖民主义”中“后”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西方殖民者与东方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没有超出地球而延伸到外层空间。

“殖民之后”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终止。所谓的“后”仅是旧殖民主义(ex-colonialism)结束和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开始的一个标志。独立后加纳的第一任总统、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的倡导者克瓦米・尼克鲁马哈(Kwame Nkrumah)提出的新殖民主义认为, 虽然象加纳这样的东方前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是前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和新崛起的超级霸权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制,国际市场价格控制、跨国公司、教育文化机构等继续对新独立的前东方殖民地国家实施控制、施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所以,东方新独立的国家仅仅是在理论上获得了独立;而在现实中,其经济体制和政治政策仍然被外部势力所操控。1 杰克・沃迪斯(Jack Woddis)在总结新殖民主义的“新”的活动形式时说,“新殖民主义活动主要见于四个领域:政治、意识、军事和经济。”2 但尼克鲁马哈和沃迪斯提出的新殖民主义因囿于旧殖民地(如加纳等旧殖民地国家)区域而忽略了真正的新殖民主义―外空殖民主义。甚至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后殖民理论家创建的后殖民理论也对发生于“殖民之后”或“殖民化之后”的外空殖民主义视而不见、只字未提,这一忽略不能不说是后(-)殖民理论和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一大缺陷。

在“殖民(化)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撤离前东方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一方面通过国际货币体制,国际市场价格控制、跨国公司、教育文化机构等继续对新独立的前东方殖民地国家实施尼克鲁马哈所描述的新殖民主义控制,另一方面,他们又力图寻找新的殖民地,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殖民主义扩张。但如今在我们约60亿人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上除海底和南极外可供西方殖民扩张的地域已经所剩无几。于是,西方殖民者立即将视线投向地球的外层空间,开始了西方外空殖民主义扩张。殖民时期欧洲列强的非洲争夺(European scramble for Africa)结束了,但“殖民之后”苏美两霸开发外空的竞赛(USSR-USA space-race)开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了,但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成立了。随后人们看到的是,前苏联向外空发射了“伴侣号”(Sputnik)卫星、“月球3号”和“月球9号”宇宙飞船;苏联宇航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成为进入外空的第一人。与此同时,美国推出并组织实施“水星工程”(Mercury Project)、“双子星座工程”(Gemini Project)、“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Apollo Project)等与苏联竞赛开发外层空间。其中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先后将12名美国宇航员送达月球表面,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7月20日第一个登上月球,这一壮举被誉为“人迈出的一小步,人类迈出的一大步”。如果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欧洲殖民东方的开始,那么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一步标志着美国外空殖民的开始。

与尼克鲁马哈的新殖民主义不同,外空殖民主义特指美国等西方列强超越地球表面和内层空间到外层空间建立新殖民地的事实过程和科幻叙述。本文无意否定尼克鲁马哈新殖民主义之“新”殖民方式,但也不能忽略外空殖民主义之“新”殖民地。所以,新殖民主义的前缀“新”不仅意味着控制旧殖民的新方式,而且还指外空新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同理,后殖民主义的“后”也应指“殖民之后”人类进入外空建立殖民地的行为过程。数个外空实验站和实验室在“殖民之后”建立于外层空间。西方殖民东方时期涌动于鲁滨孙脑海中的那种航海探奇、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还有体现于其身上的那种驱策西方人远航东方殖民扩张的神秘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殖民之后”并没有消失或减弱,而是转换成驱动地球人探测开发外空的新力量。在《鲁滨孙飘流记》初始,鲁滨孙不听父亲规劝,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驱使下私自出海远航。当鲁滨孙一行受尽苦难、历尽艰险,终于活着漂到英国东部雅木斯港岸时,当地人给他们筹足了旅费,使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去伦敦或回赫尔。受到同一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驱使,鲁滨孙没有中道而止回家,而选择再次冒险出海去非洲海岸:“假使我当时有一点头脑,肯定回赫尔,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很幸福,…… 但是我的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 这种力量,我实在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这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数经常逼着我们自寻绝路,使我们明明看见眼前是绝路,还是要冲上去。…… 促使我产生发财的妄想,使我想入非非,不听一切的忠言, …… 于是我上了一只开往非洲海岸的船 …… ”3 鲁滨孙所说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叫不出名字的、驱策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远航东方殖民扩张的神秘力量在“殖民之后”立刻转化成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作品中驱动巴比康、米歇尔・阿当、尼却尔等美国人登月开辟外空殖民地的强烈愿望和力量。在《从地球到月球》里,巴比康在鼓动大炮俱乐部会员登月开创外空殖民地时说:“正直的会员们,你们每个人都看见过月球,至少总听人谈起过它 …… 说不定要让我们来做这个未知世界的哥伦布呢 …… 我要带着你们去征服它,它的名字将要列在组成这个伟大的合众国的三十六个州的名字中间!”4 当初鲁滨孙所说的那种叫不出名字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在巴比康等人身上延续,驱使他们登月新建外空殖民地。再看,在凡尔纳的《环绕月球》中,当被巴比康、尼却尔问起为什么要到月球去时,米歇尔・阿当一跳半丈高叫道,“为什么?为了以美国的名义占领月球!为了给合众国加上第四十颗星!为了在月球上开辟殖民地,耕种那里的土地,在那里繁殖后代,传播艺术、科学和工业!如果月球人还不如我们文明,我们就开化他们,如果他们还没有建立共和国,我们就给他们建立一个!”5

阿根廷国有化引发了国际公司对拉美投资环境的担忧。新形势下的国有化，是推动新拉美蜕变的动力，还是旧民粹主义的复发？

阿根廷可能是世界上新能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大量的页岩气储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然而，多年不合理的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使得阿根廷在2011年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

克里斯蒂娜总统执掌的政府最近开始从西班牙公司Repsol手中重新开始国有化YPF（阿根廷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而Repsol从1999年开始就是YPF的主要股份持有者。阿根廷巨大的非常规资源开发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克里斯蒂娜宣称对YPF的国有化是为了保证对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投资。

在过去的15年里，阿根廷的能源产业已经逐步陷入困境。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超过每天90万桶的石油产量已下降到约65万桶，成为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

EIA估计，阿根廷的可采页岩气为774万亿立方英尺（TCF）。这仅次于美国（862万亿立方英尺）和中国（1，265万亿立方英尺）。但是预计需要约 25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保证超过10年连续的页岩气开发的可行性。

页岩气的最终潜在价值将会达到7500亿美元。250亿美元的投资，在未来15至20年里，这个数字对已陷入困境的阿根廷政府来说是一笔巨款。显然，政府应尝试吸引投资不是赶走现有的投资。

来自各方的挑战

外国公司已经明确要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许多投资者在阿根廷寻求庇护，因为这里缺乏一个透明的监管环境。惠誉国际评级不久前指出：额外的征用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国有化YPF的举动，已经将不确定性引入在阿根廷投资的每一家外国公司。

观点与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也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坚持自由、平等、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观念，更为强调社会的公平；主张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必要干预；主张基于普遍权利的社会福利制度；强调社会团结和合作等。

新动向新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执政的社会有意识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试图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众基本福利的下滑趋势。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蔓延，使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因此陷入一种尴尬的困境。

关注理由：欧债危机诱发的罢工潮促使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主张进行反思。

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及相应时代思潮的变迁。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新自由主义方式分别在两次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后出现。因此，当新自由主义方式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普遍怀疑和指责时，许多人希望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新的表现，一些国家执政的社会也尝试了一些政策改变。但迄今为止，欧洲社会的表现令人失望。从2008年9月到2011年11月西班牙的大选，在欧盟成员国总共进行的24次选举中，社会在19次选举中失利。

这一现实是转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观念与实际政策方面存在矛盾的结果。对经济的更大控制本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特色。但这一政治特点已变模糊。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曾经在一系列政策中更多地运用了市场机制，同时在社会福利的改革中强化了工作机制和削减福利的政策。它们也因此被一些更为传统的力量指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改革方向受到人们的怀疑。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在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策。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社会民主主义正面对着一系列的现实难题。2011年，欧洲社会在欧洲债务危机、欧盟政治合作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问题上的尴尬立场，突出显示了这一点。

欧债危机：削减公共开支进退两难

在应对危机，尤其是债务危机的问题上，社会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没有建设性的政策贡献，反而因为债务危机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回应人们要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一些社会政府提出要用新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政策回应危机，包括加强社会福利的安全网络。为此，一些执政的社会有意识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试图通过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众基本福利的下滑趋势。此类政策一度使一些执政的社会赢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可这一政策方向因为债务危机而改变。随着债务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对于这些国家政府来说，现实的选择似乎都只有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收入(税收)，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寻求欧盟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援救时，这些政策往往成为后者的必要条件。但这样一种政策使得一些执政的社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总之，危机以来欧洲社会在大多数选举政治中的失败表明，社会在处理危机问题上既没有显示自己领导克服危机的能力，也未能在政策上有建设性的贡献。

摘要：长期以来遭到人们批判的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有其合理内核，即高扬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了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所起的能动作用，以及个人在社会发展中所应该担负的职责。其唯心主义失足之处在于错误地把历史决定论指认为机械决定论，不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展开是由一系列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实现的，而且这种实现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

关键词：俄国民粹主义　主观社会学　历史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B512.4；B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036－04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俄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运动，长期以来不仅被苏联学术界歪曲，而且还被西方社会科学界遗忘。在对民粹派的评价问题上，人们基本上达成一种共识，即“民粹主义是一种无组织的道德上的愤慨和乌托邦思想的混合物。是一种糊弄农民的乌托邦，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工作者混淆一个落后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开始这样一个阶段的产物。”其实，我们可以从学理上研究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并从其中剥离出合理的内核。

一、“主观社会学”产生的原因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俄国有相当长的历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40年代的俄国黑格尔主义。“在30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首先出现在俄国的是客观主义者的理论。他们用逻辑的必然性解释了所有历史事实，否认个体的重要性，承认一个真正的、难以克服的、以及万能的力量在历史中，这个力量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的原因。这是对那些人来说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这个理论为那些害怕行动，……胆小不行动的人提供了极好的借口，这一理论使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的青年消沉。”当时俄国知识界一大批黑格尔主义者，运用黑格尔的客观主义的绝对精神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辩护，为俄国社会的专制主义辩护。19世纪30-40年代的巴枯宁和别林斯基就是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客观主义”的口号下和现实的存在调和了，他们苦恼自己成为了“多余的人”。40年代后，大批民粹主义思想家开始摆脱黑格尔哲学的桎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理解黑格尔，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客观主义是事物现状的奴隶，是社会现有制度的奴隶。许多民粹主义思想家都开始了从所谓的“客观主义”转向了“主观主义”。

民间工艺和技术如果不希望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献资料，就只能想办法发掘出现代化语境中的新价值。

最近，一则“成龙准备将4幢徽派古建筑构件捐给新加坡高校”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民间艺术保护，再次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其实，不过仅仅几十年前，“民间艺术”还常被国人当作“落后文化”的象征，时时欲除之而后快。当我们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喘口气，并准备开始回味自己的历史时，却尴尬地发现，立于我们身后的所谓“传统”，空有一副庞大骨架，却没有多少可供欣赏的细节附丽其上――那些本来应植根于传统之中，形成文化肌理和视觉符号的民俗、工艺、技术，不是于一代代人的漠视中流失殆尽，就是已垂垂老矣，再也无法跟上现代社会的节奏。

中国民间艺术遗产正在不断消亡，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问题的原因却不仅仅是“缺乏保护”那么简单。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曾说：“没有大量的习惯、传统、惯例，生活就不能顺利地展开，人的思维就不能这样迅速地（往往是绝对必要的）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响。”在传统社会中，由风俗、经验、常识等构成的日常生活规则，以及由其引申出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往往十分强而有力。例如在传统社会中，因条件的限制，人们的交流往往被固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于是，各种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曲艺成了日常娱乐的主要内容，并蓬勃发展。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信息交流便捷无比，地方剧种赖以生存的根基受到巨大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无人愿意学习继承，最后只能慢慢消失――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而希望简单的“保护”能让它们起死回生，几乎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中国的转型期社会，存在着诸多复杂性，地理空间不再封闭，文化种类不再单一，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日趋频繁，面对这样的情况，民间艺术如果不希望成为博物馆中的文献资料，就只能想办法发掘出现代化语境中的价值。所幸对于不少民间艺术门类而言，这并不是件难事。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用性，其中大量的工艺和技术，以及与之相伴的审美价值，直到今天也不过时。民间艺术图式简单明快，视觉符号富有象征意义，又参于产品设计环节，进而发展出既符合现代审美理念，又充满浓郁民族特色的商品。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兴起于人们对古希腊艺术传统的再次挖掘，或许，经过价值重塑的民间艺术，也能成为治疗现代化之病的一剂良药。

[摘要]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23－04

一、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特征：劣根性、奴隶性

甲午战败，尤其是戊戌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所到之处皆被西方国民朝气蓬勃的气象吸引。在西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启示下，他认识到具备现代国民素质的国民才是西方发达的最根本原因。不同于洋务运动客体层面局部西方化的做法，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试图从文明主体近代转换中寻求文明发展的更有效路径。从人的角度探究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路径决定了他只能得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合时代需要的结论。梁启超把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直斥为劣根性而加以批判。一方面，中国国民的民族劣根性呈现出“天下最可耻之事”的奴性特征。奴性意味着独立性缺失，“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以奴隶自处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四万万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无知者必“好伪”。在今日中国，“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伪而好之”，国家因此“成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好伪”者必致“”。自上至下，满国皆为之人，“官惟，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士惟，“八股之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下之奥”；商惟，“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另一方面，奴隶性已成为国民常态。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小官吏对于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国民奴隶性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不仅“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普遍而深重的奴隶性使中国国民“生如无生，人而非人”，使民族“自沦”，是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国民奴性已然成为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而不为中国人自知。

二、作为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新民”的民族性特征

什么样的国民才符合时代要求?中国国民需要怎样的转变才能成为强国富民的根基和保证?梁启超以大量精力探索这一救国新路，并以其超人的智慧构建了一个涵盖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心理、习俗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系统和富有时代性的崭新国民形象：“新民”。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虽然以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的大方向下、于中国传统规范的资源中寻求可能的结合点，把中华民族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内容与西方反映工业文明发展需要的时代性内涵结合起来，构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国民素质结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明确中国国民素质的重构必须借鉴和吸纳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国民性改造大前提之下，梁启超反复强调要对中国民族性传统进行“淬厉”，有选择地提炼传统道德中具有超越价值的部分，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民”道德的重要组成。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梁启超融合中西却凸显民族性的塑造新民的特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1901年6月16日至7月6日《清议报》登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之中。他阐述了“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等“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凡人类所当具有。缺一不可者”的“十种德性”，煞费苦心地在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性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民族性内容之间寻求现实的契合点。但是，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颇有造诣的国学大师，再加上对工业文明的实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得他在融合中西的努力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倾斜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成分。

首先，论自由而强调服从。梁启超看到自由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强调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对于中国现代国民同样不可或缺，是救治中同人奴隶根性的良药，“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有”。梁启超号召国民勇于争取和坚持自由，因为真的自由“非他人所能夺予，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但是，更多的时候梁启超喋喋不休的是自由的对立面：限制、服从，“真自由者，必能服从。”“然则服从者实自由之母，真爱自由者，固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梁启超看似在宣传自由，实际上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却是在强调服从。“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同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南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梁启超实际上强调的是个体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和民族责任，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根据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把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等六个问题。在六个问题中，他认为只有人民参政和建立民族国家问题与中国相关。很明显，梁启超对自由采取的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态度，其思想深处割舍不下的是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情怀。

摘要：我国的新闻在经历了政府新闻时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兴起了以“民生”为主的民生新闻时代，近几年又跃起了以“公民”为主的公民新闻时代。公民新闻风起云涌，新闻专业主义也面临着更大挑战。本文从两大方面论述了“新闻专业主义”与“公民新闻”时代之差异性变化。指出“公民记者”已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媒体符号。应当更好的发挥职业记者及“公民记者”的作用来完善社会新闻，更好的为党、政府及人民大众服务。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公民新闻；时代之差异性变化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51-02

我国的新闻在经历了政府新闻时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兴起了以“民生”为主的民生新闻时代，近几年又跃起了以“公民”为主的公民新闻时代。从新闻1.0时代（传统媒体或者说是旧媒体）到2.0时代（新媒体或者叫跨媒体）到现在的新闻3.0时代（以博客为趋势的个人媒体或者叫自媒体），公民新闻对传统的新闻传播进行了一种颠覆。而之前的“国家主义新闻话语”一语独大的新闻语境也逐渐的部分的向“百姓主义新闻话语”语境过渡。在新媒体、自媒体的新态势下，公民新闻风起云涌，新闻语境更加多元，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更大挑战。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它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自由性等四大特点。

我国的新闻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尽管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它所倡导强调的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公正和平衡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新闻事业。新闻报道专业人士运用专业知识，把新闻当成专业追求，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来衡量、考量、制作、播（刊）出新闻是许多专业的新闻记者所崇尚的。但是在公民新闻时代，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有了变化。

一、从事新闻报道的从业人员身份结构变化

在新闻1.0时代即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是由专门机构、单位采制刊播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专门机构、单位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专业人员,所聘用的人员也基本上是正式聘用的。他（她）们是一群有着正式身份的人。他（她）们或毕业于正规院校的新闻及相关专业，或毕业于其他院校接受过相关培训，或从事新闻报道有着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实践经验。他（她）们的新闻报道从业人员的身份是正式的。他（她）们拥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核颁发的记者证，拥有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拥有新闻采编从业资格证。而媒体外联的通讯员也是经过本媒体认可的，他（她）们从事新闻报道也是得到本媒体许可的。可以说，在传统媒体时代，是一群专业人士在从事着新闻报道。即便他（她）们原本所学的并非是新闻专业知识，但他（她）们的身份都毋庸置疑，那就是他（她）们是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一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她）们是专业的新闻报道从业人员，是把从事新闻报道当做职业的“新闻记者”。

摘要：村民自治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完善村民自治，对于加快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研究 论村民自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管理建设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表达渠道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策略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基层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基于伦理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考 基于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控制与自治的均衡:社会自治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农村民主 农村民间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村民理事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探讨 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农村金融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学校教育改革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下的文化体制建设 金秀瑶族自治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初探 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乡村治安建设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0-10-28.

②.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EB/（）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flfg/2010～ 10/28/content l732986.htm，2010― 1O一 28.

[2].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7.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政治意愿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开展较好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的部分农村的调查,从选举公平、决策科学、管理有序、监督有效四个方面对农村村民的政治意愿展开论述,以从总体上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民政治意愿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村民 政治意愿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21-02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管理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保持农村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更是促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体制保障。另一方面,村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能否参与民主管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能否正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关系重大。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推行“村民自治”以来,广大村民群众的参与意识、热情明显提高,民主意识显著增强,村民群众的各项民利得以保障,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最终要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必须要重视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村民的政治意愿,也就是在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突出强调对村民政治心愿、政治态度、满意度的把握,因为这往往能成为民主政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晴雨表。

一、选举公平

就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来说,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中心的农村民主选举最受村民关注,村民对基层选举议论最多。在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潘板桥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83%的村民关注并积极参与本村村委会换届选举,15%的村民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形式上举动,只有2%的村民认为选举与自己无关。在回答“你更加关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哪一步骤”时,有77%的村民选择了“选举公平,公开”,可见,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不仅是任何选举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更是村民政治意愿中较为突出的表现。

“民主并不只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它只有与民众的利益诉求相契合,才能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解构中”。村民自治开展以来,表面上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实现了村委会换届选举,并且选举中的“投票率”“参选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随着由选举带来的利益驱使,各种干预选举的行为开始出现,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选举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舞台,选举的公平性大大降低。

二、决策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