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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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午战败后，受到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梁启超超越洋务派体用界限，转而从文明主体人(国民)的角度，试图通过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重塑符合工业文明时代要求的崭新国民素质的路径，以达到救国甚至创新文明的目的。但是，新民思想处于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再加上中国社会根本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内在支撑要素――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生产以及社会等，都决定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关键词]梁启超　新民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23－04

一、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特征：劣根性、奴隶性

甲午战败，尤其是戊戌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所到之处皆被西方国民朝气蓬勃的气象吸引。在西方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启示下，他认识到具备现代国民素质的国民才是西方发达的最根本原因。不同于洋务运动客体层面局部西方化的做法，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试图从文明主体近代转换中寻求文明发展的更有效路径。从人的角度探究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路径决定了他只能得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合时代需要的结论。梁启超把中国国民的民族性直斥为劣根性而加以批判。一方面，中国国民的民族劣根性呈现出“天下最可耻之事”的奴性特征。奴性意味着独立性缺失，“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以奴隶自处的人是愚昧无知的，四万万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无知者必“好伪”。在今日中国，“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何地，无论何时，而皆以伪之一字行之”，“伪而好之”，国家因此“成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好伪”者必致“”。自上至下，满国皆为之人，“官惟，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士惟，“八股之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下之奥”；商惟，“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另一方面，奴隶性已成为国民常态。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不仅乡曲小民对于文武百官自居于奴隶，小官吏对于大官吏、下级对于上级，无一不自视为奴隶，“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于奴隶者。”国民奴隶性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人们“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不仅“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普遍而深重的奴隶性使中国国民“生如无生，人而非人”，使民族“自沦”，是民族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国民奴性已然成为一种浸入国民灵魂深处的亡国根性而不为中国人自知。

二、作为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新民”的民族性特征

什么样的国民才符合时代要求?中国国民需要怎样的转变才能成为强国富民的根基和保证?梁启超以大量精力探索这一救国新路，并以其超人的智慧构建了一个涵盖价值观、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心理、习俗行为方式等多层面的系统和富有时代性的崭新国民形象：“新民”。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虽然以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但并非机械照搬，而是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的大方向下、于中国传统规范的资源中寻求可能的结合点，把中华民族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内容与西方反映工业文明发展需要的时代性内涵结合起来，构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国民素质结构。“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在明确中国国民素质的重构必须借鉴和吸纳西方资产阶级道德标准的国民性改造大前提之下，梁启超反复强调要对中国民族性传统进行“淬厉”，有选择地提炼传统道德中具有超越价值的部分，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之成为“新民”道德的重要组成。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梁启超融合中西却凸显民族性的塑造新民的特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在1901年6月16日至7月6日《清议报》登载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之中。他阐述了“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等“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凡人类所当具有。缺一不可者”的“十种德性”，煞费苦心地在反映工业文明要求的西方近代国民性道德标准与中国传统民族性内容之间寻求现实的契合点。但是，作为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颇有造诣的国学大师，再加上对工业文明的实质缺乏真正的理解，使得他在融合中西的努力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倾斜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成分。

首先，论自由而强调服从。梁启超看到自由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强调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对于中国现代国民同样不可或缺，是救治中同人奴隶根性的良药，“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有”。梁启超号召国民勇于争取和坚持自由，因为真的自由“非他人所能夺予，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但是，更多的时候梁启超喋喋不休的是自由的对立面：限制、服从，“真自由者，必能服从。”“然则服从者实自由之母，真爱自由者，固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梁启超看似在宣传自由，实际上字里行间体现出的却是在强调服从。“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同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南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梁启超实际上强调的是个体对国家的价值认同和民族责任，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一节中根据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把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等六个问题。在六个问题中，他认为只有人民参政和建立民族国家问题与中国相关。很明显，梁启超对自由采取的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态度，其思想深处割舍不下的是浓厚的国家中心主义情怀。

其次，讲独立而倡合群。作为西方近代国民基本道德准则之一的独立，在梁启超看来，是反映丁业文明的高贵品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此。”西方国家鼓励、促进人人自强、自立，国民素质得到提升，才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此相反，中国国民自卑、自弃，心甘情愿地居于奴隶地位，“而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而“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梁启超倡导国民“道德上之独立”，以扫除“奴性之壁垒”。但是，个体独立仅仅是梁启超的逻辑起点，更多的时候，梁启超津津乐道的却是“群”，“群”才是历史进化的主体，“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合群是独立的前提，“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尤其在当下世界民族激烈竞争的时代， 善群的民族才能独立于世界，“处竞争之世，惟群之大且固者，则优胜而独适于生存。”“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群”因此成为区分善恶的标准。“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所以，“梁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集体权利。”事实上，梁启超以宣扬个体的独立为逻辑的起点，而其逻辑的指向却是国家，国家的独立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国民个性独立，合而成群，国家才能独立，摆脱“奴种之沉沦”，“拒列强之干涉”，“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独立，人人各断绝倚赖，……庶可以扫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

最后，表面重国民义务而实质强调国家权利。梁启超主张利用近代西方权利观念消除中国国民的奴性。具备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捍卫自己应得之权利；为了获得自由权利，人们必须抛弃奴性，勿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之奴隶，挣脱“身奴”与“心奴”的锁链，争取自己应有的自由、权利。但是，梁启超把权利区分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两者从整体上来说是一致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梁启超阐明了权利的相对性，实际上体现了个体与国家的相对关系，对个人而言是权利的，对国家而言，就是义务；对于国家而言的权利，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义务。梁启超虽然注意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统一性，“义务和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苟世界渐趋于文明，则断无无权利之义务，亦断无无义务之权利。”但是，更多时候他于有意无意之间强调的显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民不纳税，则政费何所出?”“民不服兵役，则国防何由立?”换而言之，群体、国家的权利才是他强调的重心，“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

三、“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逻辑

不仅在梁启超塑造的“新民”素质结构的建构模式中，其实在其整个“新民”思想中始终潜伏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逻辑。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本身是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新选择被阐述的，国民的改造和近代转换究其实不过是国家复兴的工具和方式而已，新民思想必然带有相当浓厚的民族主义目的。另一方面，梁启超试图移植作为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成果的西方近代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取代中国人头脑中的反映农业文明要求的群体本位价值观和等级制行为道德规范。但是，梁启超好像没有意识到，西方人的解放和发展是伴随着其工业文明渐次发生成长的过程逐步推进的，梁启超所羡慕的西方近代国民的崭新形象其实是其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呈现出来的结果。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根本上缺失西方人的近代素质的深层支撑要素：技术推动的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等，移植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要素很难在农业文明的中国社会找到生存土壤。作为无奈的选择，梁启超只能转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寻求激励国民、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素材，究其新民的内容而言，无不以西方文化观念为逻辑起点，而逻辑指向却总是中国传统民族性内涵。梁启超试图经由传统国民素质结构的现代转换来解救日渐紧迫的民族危机，事实上根本无法在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可操作的平衡点，这种内在的紧张和矛盾尤其突出体现在他艰难协调作为世界发展趋势的国民个性解放的时代性要求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前提的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上。

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业文明兴起，工业化生产模式、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的技术推动的路径反映在文明主体――人的变化上，就是以人的主体性确立为核心的人的解放和发展。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和独立、自由、平等的近代道德伦理规范成为现代人的必然要求，展现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的解放的主要内容。梁启超对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似乎有所认识，他的新民思想体现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层面，是以西方个人本位、个性中心为方向的，这可以从他对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赞扬和积极引介上表现出来。梁启超强调个体的价值，凸现自我发展的意义，认为经由个体的发达促进社会的进步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径。“就社会国家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了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现代国民发展自己的主要方式“在发展个性”，发展个性要能“利已”、“为我”，“彼芸芸万类，平等竞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而自主、自治则是利己的前提，人人“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则“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自主者须能自治，能自治者，“不待劝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于规矩绳墨之间。”国民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国民自治而强，国家自然脱弱而立，“无自治不能自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自然属性、主体性旗帜鲜明地大肆宣扬是与其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相互鼓动的，但是梁启超阐述新民思想时的中国却正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路径，梁启超的新民注定要改换人的主题。由于中国缺失西方式的人的解放的工业文明一系列内在要素的支撑，事实上也只能以民族至上、国家解放取代个人本位、个性中心主义作为塑造近代中国国民的价值主题。所以，梁启超鼓吹新民，以肯定个性价值为逻辑起点，但是最后落脚点总是在民族、国家。逻辑的内在紧张体现在他的言论中，他更多的是对群体主义价值观进行不由自主的高调张扬。

梁启超把有利于群体的行为称之为“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公德者何?在于“利群”，“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梁启超批判中国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缺少合群的公德。“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启超强调国民必须坚持“先利其群”的原则，“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挺身而就群；从小群对于大群，常肯小群而就大群”，把培养人民合群、利群观念的公德意识作为最迫切的任务。群的最高体现是国，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高高在上，成为代表最高而有其独立人格之存在，“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梁启超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拟人化为中国人熟识的父母与子女的道德关系，极言国家对于个体的先决性和重要性。“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利群的最高标准就是爱国，而爱国的现实表现就是拯救民族危亡，所以，民族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逻辑终点，梁启超揭示出其国民性改造的民族主义指向。在民族激烈竞争的世界，爱国精神之有无，民族主义的张扬与否，是国民的首要的道德责任，“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 务，而强盛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是也。”近代欧洲的发达，“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击而成”，他积极倡导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中国“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总之，梁启超试图在反映人类发展趋向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价值观和能够解决中国现实民族危机的理论之间寻求平衡，但民族生存危机的紧迫性和中国农业文明的现实状态使得他的选择最终落在民族主义的方向上。

四、“新民”思想的民族主义实质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救国的一种路径被阐发出来的。受西方近代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注意到了在民族竞争的时代大背景下高素质国民对于国家整体富强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国民个体崛起背后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等真正决定性因素的存在和意义。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使得他的“新民”国民性改造只能局限在拯救民族危机的工具性层面上，究其实质是一种近代爱国主义的发蒙，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

首先，国民性改造的根本动机在于救国，挽救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把民族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国之盛衰强弱，常视人民之动作为衡。”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问题是民弱国危，那么出路就在于新民救国，“居今日而谋保国昌种之策，非注重新民，改良社会，荡涤其昏敝之性习，以养成其完备之资格”。很明显，新民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民族主义的，自然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新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民素质“力、智、德”三结构中，梁启超阐述最多的新民德的实质是一种近代爱国主义教育。爱国心之薄弱，“实为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中国人并非不爱国，但是传统的爱国就是忠君，真正的爱国则是爱民族。爱民族则必先倡“合群”，“群”成为道德的首要标准。“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此理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利群成为道德的首选目标，“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倡导合群实为呼吁国民的爱国心，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在《新民丛报》的发刊词中，梁启超所指甚明，“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之”。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在评价严复对西方近代道德伦理规范的引介时指出，“人们可以假定这些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最终会被严复认为是有价值观念的，也可以假定严复具有人类幸福的基本想象力，然而，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如果假定普遍性的最终希望比这个眼前目标在决定严复的思想方面更重要，将是一个可悲的误解。”其实这种评价对于同一时期的梁启超也是完全适用的。

总之，20世纪前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绝非为个性解放、个体主体性提升的人的现代化主题去改造国民性，而仅仅视改造国民性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手段，人的解放始终蜷伏在民族解放的大前提下。所以，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实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个体主体性确立等人的现代化实质内容并非梁启超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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