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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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继续探索中国社会改革方案。他在《新民说》中提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层次上的国民性问题，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开启了20世纪国民性改造的先河。

《新民说》是一个系列评论著作，发表在1902年至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该报的宗旨也正是新民说的主旨所在：“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创刊号连载新民说前三节，年内先后登载十五节，至1906年1月7日登载完毕，共二十节，十多万字。后被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卷第四册中。

《新民说》是梁启超接受西方思想，反观中国社会的产物，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梁启超逃往日本之后，大量阅读西方著作，仅在1902年，其介绍西人学说者有《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政治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达尔文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数篇。梁启超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讲：“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88页)西方新的思想学说为他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主理论工具。在《新民说》全书中，梁启超始终是想用西方先进的国民观念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调和中西两种不同国民观念的冲突，从而培养“国民独具之特质”，使“国之能立于世界之上”。

《新民说》前四节主要说明中国现存的情况：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民素质低下，依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必将被世界征服而亡国。要改变这种危急的情况，就是要进行国民性改造，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一种“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亦非如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者也”(见《新民说》55页)的新式国民。而新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吸收四方文明以改造中国落后的传统，使之适应时展的要求，但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在五至二十节中，梁启超具体论述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归结起来就是；群体意识的缺乏，国家观念的淡薄；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缺乏冒险进取和尚武的精神；政治能力低下，不能够自治；并且对造成国民性弱点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论私德》一文中分析私德堕落的原因时指出：(一)由于封建专制政体之陶铸也。(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摧沮也。(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见《新民说198―203页)。认识到封建制度是造成国民性弱点的一个根源。更为深刻的一点在于，他看到了经济对国民性的重要影响，并专辟《论生利分利》一节运用量化的方法对生利分利的人群进行了划分。进而提出了“复求政策，务安前此之分利者，使有自新之道，以变为生利者”(见《新民说》164页)的改造国民性的经济途径。

梁启超深刻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之后，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批判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提出构建新的国民性目标。

梁启超的新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国家思想，国家思想在国民性改造之中居于核心地位，贯穿了《新民说》的全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见《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只有培养出具有国家思想的新式国民，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何为国家思想?梁启超在《论国家思想》这一节当中进行了阐释：“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困家，四日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见《新民说》68页)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他应该意识到除个人之外，更为重要是国家，只关注个人之事，则不能称之有国家思想；朝廷并不是国家，这主要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家只是“一家之私产”而言的，也要求人民区分朝廷与国家，做到真正爱国；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国家，而国家之间又相互冲突，只有区别其他国家，才能有国家意识的产生；提出世界、国家之别，梁启超更注重的是国家之间存在的竞争，如果只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则“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见《新民说》70页)。在国家思想当中，提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求个人把国家放到比自身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也与《新民说》中始终重视团体和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在书中他讲：“故真有公共观念者，常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其更甚者或乃牺牲其现在利益之全部分，以拥护未来公益。”(见《新民说》145页)也就是个人为群体国家的利益要不惜牺牲一切，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这一点与西方的个人利益至上有很大差别。“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积也。不能团体而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体的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者也?”(见《新民说》104页)

梁启超的《新民说》是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终极目的。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使他不可能过多的关注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他所关注的焦点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家衰落的大事，这种价值取向制约了他对个人权利的深入考查和足够重视，从而给新民说蒙上了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与其说是“新民”还不如说是“新国”更为合适。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立于世界之上的“少年中国”，因为只有国家才可以“内保人民之权利”，“外抗他民族之侵略”。梁启超在20世纪初对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的初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国民性的原则和途径，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影响。今天，当人的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我们重读梁启超的《新民说》，仍能从中得到诸多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