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指导原则包括国家视角、政府占据经济主导地位、重视经济信息等三项；在国家干预经济必要性问题的讨论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已经认识到由于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严重依赖、商人阶层的剥削属性和出于统治阶级统治安全性的考虑而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封建社会环境下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政府作为经营者直接进入生产和流通环节，其预期的政策目标是调节经济平稳运行以及抑制兼并，这也是中国民间工商业资本始终无法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摘 要：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是新时期突破欧洲中心论，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则是先生构建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理论体系的开创性一步。文章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本书的创新之处，如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西欧农奴的概念、西欧城市的定性等。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大都肯定中国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战国以后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远非欧洲中世纪所能比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使得许多研究者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如何解释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事实？承认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又如何解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前些年，《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自然经济”本质特征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认识，很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本文拟就秦汉社会的情况对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自给自足还是自给性生产？

经君健同志的《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一文［①a］，撇开以往经济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说法，试图从一个新的思路解决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他认为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欧中世纪早期以庄园制为主要内容的领主经济的主要特点，至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封建制度，则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从总体上说来不存在自然经济占统治（或主要）地位的特点。应该说，经君健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学者虽然也认为战国秦汉以后自然经济不占统治地位，但他们大都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引起自然经济的瓦解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君健同志认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商品经济很早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就是因为这里的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相适应。

认为地主制经济不具备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当然也就取消了我们一开头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统治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理论上的矛盾。但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以解释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经济从一开始就与商品经济有本质联系，而与自然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类型是不是就应定性为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应，为什么秦汉以后历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主张？其次，倘若说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为什么这种与地主经济相适应的商品经济一直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再有，既然自然经济从中国地主制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不占统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碍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内部经济因素，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显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释的。

经君健同志的论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模式来套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从方法论上说，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对“自然经济”范畴的界定，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早期经济生活某些特点的论述来加以概括，而没有考虑这些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否也同样存在，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论的用意。经君健同志承认，马克思并不曾给“自然经济”范畴下过定义。他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把自然经济的内容归纳为三点：

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

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在经君健同志看来，“‘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保持平衡时，自然经济才得以实现。他把这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提 要：本文回顾了“封建”概念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演变，着重考察了近代引入西欧“feudalism”概念以后人们的逆向认识过程：首先认识了现实社会的封建性质，据此确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进而追溯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焦点之一就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是否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认真讨论，多数学者不但肯定了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而且认定它是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地主制”。这些认识获得了新民主革命实践的验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丰硕的成果。

文章认为，以现在使用的“封建”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封建”为由，来否定中国历史上（或秦汉以后）存在过封建社会，是站不住脚的。西欧中心论是应当批判的，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否定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认识。

关键词：封建 feudalism 唯物史观 社会史大论战 封建地主制

引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

“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1] 。“封建地主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学界对该时代诸多定性中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自四五十年代以来，它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以至成为中国学术界关于战国以后的社会性质的主流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人们反思以往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尤其是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再认识，提出了形形的理论观点。据我的考察和概括，其荦荦大者，除“地主经济论”以外，还有“权力经济论”和“市场经济论”[2] 。近年来，“地主经济论”这一主流观点，一再受到“权力经济论”者和“市场经济论”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有的是点名与我商榷的[3] 。

作为一个“地主经济论”的信奉者，我觉得有必要、有责任回答这些质疑和批评，同时根据学科研究的新进展，对“封建地主制”的理论做出某些修正和补充。

摘要：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涉及的问题包括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的演变与解体以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他指出，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法典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虽然前后期土地经营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国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关键词：侯外庐；封建社会；法典化；土地国有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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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对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展开了深入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至第5卷）以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中有集中体现。侯外庐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结合中国历史资料，论述了以下问题：封建社会确立的相关问题，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主要矛盾等方面；封建社会的演变以及解体；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揭示，侯外庐还研究了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演变，指出封建社会对中国走向现代的阻碍。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说有独特的学术创见，是现代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封建社会确立的相关问题

基于新的历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宏观把握和理论概括，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进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开端时间的争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依据不同历史观和判断标准，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形成了多种看法，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侯外庐指出：“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1］在封建社会的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私有财产的实质以及封建主义在土地权力上的品级结构等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阐述了皇族地主、豪族地主、农民与土地的结合关系，论证了封建社会的特点。

[提要] 古代的中国与欧洲虽然都是商品经济繁荣、交通运输发达的区域，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却加强了封建统治的地位。本文试图从城市的起源、城市的制度和城市的主体等三个方面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和唐宋之前的中国城市进行对比，尝试运用制度变迁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前者是封建体制外的产物，而后者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并且会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古代城市；制度变迁；体制内；体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5-37）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不断的有人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诺斯为代表，本文通过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尝试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变迁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城市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摘 要： 中国近代衰落之原因必须从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传统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来加以分析才能得其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外在作用，束缚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局限性、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和技术封锁，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上述原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近代的衰落。

关键词： 中国 封建社会 近代衰落 原因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严格意义上讲应是古代封建文明史。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期间，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封建文明。然而当历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结束共计105年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程中，中国屡战屡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宣告了中国古代封建文明的终结。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这段悲惨的近代经历，其原因值得深究。要分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就必须对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一系列要素进行分析。

一、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但是奴隶社会的发展却远不如古埃及、古罗马帝国那般兴盛。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从此，古老的中国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度得到不断加强。自秦代始，中国就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创立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汉代初期，通过平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措施，削弱地方势力，使其无力对抗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唐朝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了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元朝时，施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大都及其临近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明朝时设立“内阁”，以及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清朝时期，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更是紧收权力之网，把封建皇权统治推向集权统治的巅峰。

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上层建筑，在其统治末期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自上而下地体现皇帝意志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反，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且缺乏强大生命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与发展，西方比较早地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主义统治很快让位于资本主义统治，资产阶级集权统治与封建集权统治相比，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产阶级把科技直接作为工业发展、商业竞争与争夺殖民地的一种手段，必然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而强大的中国封建集权统治却束缚了生产力在中国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历代政治上的集权统治是造成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本原因。

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经济的发展最终是由经济模式决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的农业属性必然会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产生围城效应，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强制推行农本主义，采取民间禁矿、禁海政策，并对工商业课以重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早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到了封建社会中末期，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日益显露，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完全确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由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强大阻碍作用，始终没有发展到破坏封建社会经济模式、创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地步。

【摘 要】“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在我国历史悠久，大致经历了“孝”行、“孝”德、“孝”道、“孝”治等几个阶段，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理念，“孝”文化世代传承源于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适应，“孝”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它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文化；作用

一、我国古代“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古人云：人之行，莫大于“孝”，百行“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大致经历了“孝”行、“孝”德、“孝”道、“孝”治等几个阶段，最终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社会最普遍的理念。

“孝”的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在虞、夏、殷商时代，“孝”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更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处于散在的、自发的“孝”行状态，是中国“孝”文化的发展初期。进入西周以后，“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行为，而是人人必须都具备的美德。推行“孝”行，是周人施行德政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进入“孝”德的发展阶段。到了东周，“孝”发展到了“孝”道阶段，春秋乱世，礼坏乐崩，但在这乱象四起的时代，人们对“孝”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在反复论述，研讨的基础上将“孝”提升到理论层面，成为“道”。这一时期的关键认为是孔子，“孝”道形成的标志性成果是《孝经》的出现。《孝经》是古代世界唯一的一部系统论述“孝”道的文献，深受执政者的青睐。汉魏及以后历朝，则为“孝”治阶段。“孝”治，即将“孝”道转化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孝”治始于汉初，强化于魏晋，成熟于唐宋，贯穿至明清。

二、“孝”文化世代传承的原因

（一）“孝”文化适用于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大多主张实行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儒家“孝”文化中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思想主张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提供了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因此封建君主大多主张“以“孝”治国”。正是因为儒家“孝”文化的主张迎合了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才使得“孝”的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并促使这一思想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得以迅速推广。总之，“孝”文化的官方化，政治化和正统化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保证了“孝”文化世代相传和经久不衰。

摘要： 韦伯为代表的“城市论”的理论强调中西封建社会中城市性质的根本不同，并将此作为解释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就“城市论”中的关于非封建的工商业城市与政治中心的封建城市的差异问题作些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中世纪；西欧；中国；城市

以韦伯为代表的“城市论”提出的中世纪西欧城市与东方城市的类型区分，认为中世纪西欧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而中国古代城市则是政治中心。他们认为，与中世纪西欧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是皇权的象征，而不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产物。中国城市自古以来主要作为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所在地和军事驻营地，集市和贸易等商业活动仅处于次要地位。

韦伯为代表的“城市论”的理论强调中西封建社会中城市性质的根本不同，并将此作为解释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大都是封建政治中心，是“寄生性”的城市，是完全封建的城市，但西欧封建时代的城市却是工商业城市，中世纪西欧城市是非封建或反封建的堡垒。

的确，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中，政治中心居多。由于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城市发展自然也被置于封建政治统治的网络之中，大中小各种类型的城市许多便是封建国家的京师、州治、县治所在。城市的兴建也往往是由封建国家按照一定的原则规划建设的，城市建设布局往往反映着封建政治需要。封建国家也对城市管理进行严格的控制。

然而，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并不单单是政治中心，往往也是经济中心，是工商业中心。最初，城与市是不同的概念，在远古时代是相互分离的，城的原始含义是指为防卫自守所设的军事设施，即城堡，具有政治经济中心的意义。市是集中货物进行交易的场所，是经济中心。但随着历史的推进，城中的设施日益完善，人口逐渐增多，城成了良好的交易之所，交换物品的市从市井、野市、郊市逐渐向城里靠拢，城与市逐渐合而为一。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城市大都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作用兼具。特别是战国时代，城市化有了很大发展。秦汉时期，城市经济十分活跃，作为大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也是繁华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中工商业的发展繁荣也在日益冲破封建国家政权对城市工商业生活的限制。唐中叶以后，城市工商业逐渐冲破坊市制的限制，呈现为坊市混杂，在交易的时间上不仅日中为市，还出现了夜市，工商业活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了明显的拓展。到宋时期，坊市制已被完全打破，两宋汴京等政治中心城市工商业活动之发达，更超过了隋唐时的长安、洛阳等城市，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更为明显。关于明清时期作为政治中心城市的自然形态和城市职能都具有两重性，这些城市作为政权的统治象征，往往被庞大的、呈长方形的城墙所包围，城中央是政府所在地，官庙、学堂等官方结构仍置于显赫的位置，而居住区则位于城根附近的偏僻街巷，商业区拥挤在通向城门的大街两侧；但另一方面，自然发展起来的经济城区则不像官城那样井井有条和精心策划，常常表现为近交通和商业区网点的自然延伸，在很多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繁荣往往冲破城墙的限制而延伸到城郊。

除了政治中心兼经济中心的城市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还存在着不少具有较为纯粹的经济中心意义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分布在河流港湾地区，是比较单纯的商业贸易中心，如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运河城市如淮安、扬州、苏州、泉州、宁波等也主要是商业中心城市，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等则是手工业中心。在这些城市，虽然封建国家也设置官府衙门，但它们的主要职能是经济中心，城市居民的主要部分是工商业者，例如明代万历年间的杭州。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还兴起了大量的农村市镇。明清市镇中，较大的大多达到万人以上人口，这些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非常突出，而政治色彩却不浓。这些市镇是当地的工商业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服务中心，却大多不是政治中心，市镇的居民绝大部分都从事工商业，政治性人口所占比例很小，农业人口的比例一般也不大。

其实，西欧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在其类型和职能上也不只是单一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也有相当多的兼具政治中心的城市。中世纪时代的巴黎、伦敦、罗马、里昂等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或经济中心职能兼具，政治与宗教中心的地位对这类城市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中世纪西欧不少城市形成也是先作为国王或封建领主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堡，在形成工商业交易市场后两者合而为一而形成的，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过程相似。只是由于西欧中世纪时代政治统治权力发展的滞后，这些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压倒了政治中心的职能。到了西欧封建社会晚期，随着西欧封建政权形态的发展，作为封建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加显著。西欧各国的封建国家权力也极力将一些大中城市变成其政治中心。在法国，16世纪后发展速度最快，在规模上位于前列的是作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政治中心的巴黎、鲁昂等城市。在意大利发展最快的也是政治中心城市。在英国，伦敦、考文垂等政治中心亦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之列。在这时的封建政治中心城市中，不少城市政治中心的职能具有突出的作用，非工商业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9-0260-01

摘要：纵观我国历史长河，可以看到许多值得追溯和深思的章节，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相对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但却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又经过了鸦片战争的创伤，但是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芽、生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本文将从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与发展条件着手，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我国难以发展的原因，最后得出了对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明清时期发展

追溯起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在明末清初时期，而中外历史界也最关注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的起源在明清时期，所以，至今仍然有大批史学家与经济学家钻研该问题。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间，据推算应该在公园十五世纪中段，之后经过十六、十七两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开始有所起步。而十八世纪末期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旧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下，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开始步最初的资本主义歪曲的探索道路。

一、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我国确实是始终无法进行到底的一项运动，正是因为只是在封建中国短期存在过，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固有时期的状态。明末清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具有自身一些特点。

在明代时期，资本主义未能形成是因为一部分国内剥夺生产者的现象消失，而且社会小生产者的分化速度也逐渐变得缓慢，这段时期国外的资本主义状态还未真正形成，因为并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资本积累，此时在少数地区寥寥无几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量也十分薄弱。清代时期，部分东南地区拥有着较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但也未能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充足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当时，地主阶级却拥有十分强大的经济实力，少数地主完全可以掌控所管区域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形成的最初形态，虽然因为封建社会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萌芽都未见起色。

二、资本主义难以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