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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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2003年“民工荒”时就已经来临了。但现在仍有人预计要到“十二五”末和“十三五”初才出现“刘易斯拐点”。

撇开单纯的概念之争，看看工资是不是在上涨，劳动争议是不是在增多，制造业成本是不是在提高，产业是不是出现了向国外或中西部转移的趋向？

如果承认是，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作为价格信号，让企业家、投资者，甚至劳动力供给者作出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事情是，中国如果应对不慎，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人力资源要适应产业升级

要避免陷阱，就要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过去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有人口红利，因此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光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这时你非让它转变，其实也仅仅是号召而已。但现在，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了，资本反而相对充裕，就必须要从“投人”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

日本“失去的十年”里，原因不是企业得不到资金，而是政府的补贴、投资，是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结果导致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

这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们现在潜在的一个危险是，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机会正在失衡。这不在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关键在于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

当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来补助它；当企业遭遇打击时，政府一味予以保护和投资。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会有越来越多不健康的成分出现，最终使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提高。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该转变的没有转变，结果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短缺后，最需要的是显著提高人力资本，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

美国正在经历无就业复苏，人们预计可能要十年。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往上走，但相当多的劳动力却在向下走，连大学都不上。产业结构升级了，劳动力没有跟上，美国现在还想保留一些适合中国农民工做的工作，并说中国拿走了他们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公平的。

这也提醒了我们。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现在每年大概有10%。这改善了收入分配，但也释放了一个不好的信号，很多农民家庭觉得孩子上学不如赶紧去找工作。除此之外，还有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这对未来人力资本构成了一个不可预知的、不太健康的预期。从大的环境来看，中国正面临下一代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危险。

需建立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风险，就是如何让劳动力市场制度替代单纯的劳动力供求机制，成为工资形成的合理方式。

让我们看看日韩的例子。日本在1960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10年后消费率就停止下降，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时点，可以说它的“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斯转折点”相交了，收入分配改善了。而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10年后其消费率还在下降，到了接近20年，才改变了收入分配继续恶化的状况。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是日本一开始就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叫“春斗”，由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工会代表和企业家代表三方，拿出数据来，讨论，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工资涨幅，结果工人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同步增长。

韩国1970年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时任总统朴正熙还在压制工会，不能顺应工人涨工资的诉求，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直到他去世以后，韩国才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状况才得到改善。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到达之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它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起作用。

回到中国，“十二五”期间，可以说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如何应对工资诉求问题，成为了未来能不能社会安定、能不能改善收入分配、能不能创造庞大的消费群体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刊记者孙荣飞、李光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