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恋母情结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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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式恋母情结的两张面孔是：女性救赎主题及继母与继子主题。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男性潜意识的恋母情结通过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救赎主题来表现。在意识层面表达对母亲的情感时，绝不会牵涉到两性关系。文学和影视文本中女性救赎主题与后母与继子(或叔母与侄子)的主题其实就是中国男性恋母情结的真实面孔。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母亲“神化”原型的影响与制约、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性焦虑的性别转移策略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焦虑等角度，可以对中国式恋母情结进行充分的解读。
[关键词]中国式恋母情结。女性救赎；母亲“神化”原型；性别转移；民族文化
蒋雯丽的“美加净”广告停播与改版反映出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和大众文化媒介中的男权主义。这则广告利用恋母情结将母亲身份与儿子的情人身份进行叠加的身份构建策略，明显超出了男性视野中对女性贤妻良母身份的定位，威胁到了男性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建构的稳定心理结构。它的停播说明：在文化层面上，来自西方的“恋母情结”不能得到中国的男性广泛认同。
难道绝大多数中国男性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的恋母情结吗?还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伦理规范的禁忌使男性对于人类深层意识的情结在文化层面有着比较曲折和隐晦的表达?考察文学艺术中的相关内容，不难发现中西方表达恋母情结确实有着文化上的分野：落难男性遇到伟大女性的呵护与拯救的女性救赎主题是中国男性表达恋母情结的一贯传统。这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不胜枚举。从《离骚》及《聊斋志异》中难以计数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以，到现代文艺作品诸如张贤亮的《绿化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以及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渴望》等等，都贯穿着这样的女性救赎主题。中国男性潜意识的恋母情结通过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救赎主题来表现。在意识层面表达对母亲的情感时，绝不会牵涉到两性关系，特别是对于亲生母亲，只能有情感上的依赖与亲密，潜意识里的性指向则必定以母亲的替代者为对象。比如，曹禺的《雷雨》可以说中国式“恋母仇父”情结的经典表现，周萍对母亲鲁侍萍只有感情上的寄托和依恋，对母亲的性指向则寻找到了替代对象――后母繁漪和四凤。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这种表达并非个案，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的影片《菊豆》中有侄子与叔母的，2006年张艺谋和冯小刚的年度巨制《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又不约而同涉足了继子(侄子)与后母(叔母)恋情的宫廷悲剧，而这种非正常的、触及母子伦理的恋情的影视剧并未让观众们心生反感而口诛笔伐反而赢得了很高的票房。
文学和影视文本中女性救赎主题与后母与继子(或叔母与侄子)的主题其实就是中国男性恋母情结的真实面孔，是中国男性的恋母情结在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文化背后压抑生长与乔装改扮的两张面孔。中国现代男性在表达恋母情结时因为这些心理因素的制约比女性更为隐晦曲折，往往采取一种叙述转移的策略。本文从传统历史文化的母亲“神化”原型的影响与制约，女性主义视角狭隘男性焦虑的性e转移策略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焦虑等三个角度对之进行具体解读。
一、传统历史文化视角：母亲“神化”原型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式恋母情结之所以有着曲折隐晦的表达形式，源于传统文化中对生育及母亲的“神化”。“母性崇拜”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这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农业社会中人们对自然与女性的隐喻思维方式。“天地有始，以为天下母”，母亲因其承担的生育功能取得了可比人们赖以升格存的大地的资格，大地女神是其形象表现。自然与女性的隐喻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母亲原型，神话中的创世者大多是女神，最著名的是女蜗抟土造人的神话。除此之外，还有西王母、羲和、常羲、螺祖、华青、女皇、简狄等。在这些母本神话中，女性还是保护人类的英雄和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如家喻户晓的女娲补天和西工母的故事，这些神活将创世者、保护人类的英雄、社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都尊奉给女性，可见其产生的年代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的神话地位为中国的“母性崇拜”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依存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对赋予自己生命的母亲的“母性崇拜”是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意识极深之处的“原始情结”。
儒家思想是适应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主导伦理思想，百善孝为先，“子孝”是儒家的根本价值准则，源于隐喻思维的神话中的母亲原型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孝道系统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它将母亲的权威定格在母子关系中。中国女性正是凭借生育带来的“母亲”的角色中冲破了重重伦理压迫，获得了一种“女神”般的人伦情感地位，正是这种源十隐喻思维和社会伦理双重的对“女神”母亲的服从与尊崇心态的潜在影响，使中国男性在表达恋母情结时常常借助于女性救赎的主题，也难以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恋母情结”，以为近于是对“神”的不敬和亵渎。
二、女性主义视角：男性焦虑的性别转移叙述策略
在女性主义视阈下研究中国文化应注重其民族特色。儒家伦理使中国女性伦理呈现二律背反现象，妇德将女性置于“从属”地位，孝道又将作为母亲的女性提高到社会主体文化表述者位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两极化表现的缘由。因此，《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中与太子的后母(叔母)，尽管与继子(侄子)没有血缘上的联系，但是儒家伦理使她们的身份兼有“女神”和“女从”的混乱特质，在其与继子的关系中，她们不顾，切、近乎疯狂的激情状态，已然构成了对自身“女神”身份的亵渎，并且母亲伦理身份决定了她们应该为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且仅作为女人，她们还不得不局限于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囹圄之中，承受“女从”的命运。在这样的双重困境之中，她们身上的混乱特质和疯狂的激情使她们无，不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
福柯说：“歇斯底里的女人是当代文化的症候之一。”这些女人的歇斯底里，折射出来的其实是现当代文化中男性所承受的心理压抑和焦虑，因为他们采取了焦虑转移策略。这在电影史卜不乏其例，例如《小城之春》、《早春二月》、《黄土地》以及《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都是将等待拯救的女性置于封闭，压抑的“家”中，传达的正是男性导演们的现代性焦虑。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0、40、90年代“让妇女回家”的大讨论，其中后两次与社会急剧变革下的男性焦虑与忧患相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焦虑转移为一种性别焦虑，这正是男性知识分子的性别叙述转移策略。而在以上所言曲折隐晦的恋母情结背后，伦理身份混乱的、女性的压抑痛苦、歇斯底里正是男性的焦虑转移策略所致，故而成为这个欲望升腾、社会急剧变革分层、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男性身份意识、焦虑心理、精神压力的文化表征。
三、后殖民主义视角：民族文化身份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