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春步入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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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繁荣昌盛，大致取决于三个要素――第一要出人才，第二要出作品，第三要有观众。现下，炫目的导演手法、瑰丽的舞台场景、追逐市场效应的题材湮没了作为戏剧最重要的人才――演员本体的表演艺术。如果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没有一部展现自己表演风格的代表作，那是一种遗憾；如果青年演员没有经历经典名剧的考验和探求，那么在短暂的青春年华逝去时，也意味着同时失去了舞台艺术生命。重现经典、培育人才成为一些有见识、有眼光的戏剧团体的共识。从上海现代人剧社为孙宁芳和田蕤推出的《电话陷阱》和《鼠疫》这两部经典之作的舞台呈现看，我们感到了这一点。

孙宁芳――幸福满溢

《电话陷阱》是一部考验和体现话剧演员表演功力的舞台剧。在美国，主演该剧的是著名黑人女演员乌比・戈德堡。独角戏本身有着很大的表演空间，但孙宁芳却不限于单纯的模仿，而是从自身出发揣摩角色，努力寻求共鸣――同样是演员，同样是女人，同样热爱自己的事业，同样对感情专注投入。

在剧本和表演方面，主创人员也作了调整，如把外国幽默中国化以增加戏剧冲突。他们还自创了一套现代舞，称之为“打了结的舞蹈”，以扭曲的肢体语言表现女主角近乎癫狂的状态。这是一个有抱负、爱舞台却因永远没有机会而陷入绝望的女演员，她将自己拧起来，像一块抹布一样拧得干干的，把内心的孤独和失落全部挤干。

孙宁芳努力理解、接近着女主角兰。她每天用电话充实自己的生活，通过和隔壁邻居的争吵来证明“我存在，我活着”。而一旦跳出戏外的孙宁芳，则是幸福而充实的。“每天演话剧就很充实，家人健康就很知足。我一直努力在话剧舞台上寻找一个自己满意的作品，我相信《电话陷阱》就是打破瓶颈的关键。观众从进场那一刻起，眼睛就不会离开我，他们看了这个戏可以记住我，且有所回味。”

田蕤――我就是我

12年前，话剧《鼠疫》轰动申城；12年后，《鼠疫》再次来袭。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而于斯特改编的话剧也同样盛演不衰。在这出象征主义戏剧里，“鼠疫”是人类曾经面对、正在经历、甚至将来仍无法幸免的、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的缩影。

演《鼠疫》是对一个演员的真正挑战，田蕤几乎全天24小时都围绕着《鼠疫》生活。虽然又是一夜没睡，但田蕤的眼中寻不见丝毫疲倦。“我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生活。”创作，让田蕤无法遏制内心的兴奋。

《鼠疫》的剧本以诗体写就，带着一种忧伤之美。从小说到剧本，虽然丧失了些许多样性、完整性，却个个人物鲜活耀目。戏里原有11个人物，田蕤删除了两个女性角色，并通过灯光、音乐、不同演区以及典型性小道具的运用，再加上步、形、语、神等戏剧功底，来区分和塑造这9个角色。真诚，是它们共有的特质。“即便是我们认为极其虚伪的人，也都以真诚的状态出现，真诚到不认为那是虚伪。而当人们都说真话时，人和人是没有区别的。” 田蕤说。

作为导演的田蕤，同样有着自己的全局把握。光可以延伸到观众席，把观众包容，舞台时空观念就这样被打破了，观众也成了发生鼠疫的小镇上的一员。“第四堵墙”的消失，更真挚、更真实的表演，哪怕是一个眨眼的颤动，也会给观众一种震撼力。

大学毕业那年，田蕤留在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当老师。几年后，他决定暂时离开象牙塔，到剧团去切切实实地看看观众究竟要什么，因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生活就是大舞台”。

不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慢慢生活工作坊”却使田蕤成了更多普通人的老师。“慢慢生活”的概念缘自一个澳大利亚老太太的启发，在这个工作坊里，人人都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看待生活和人生――比如自己喊自己的名字，享受真诚和勇气带来的掌声；感受第一次――第一次阳光、第一次微风，在周而复始的生活中寻觅一些被遗忘了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