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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先秦两汉序文比较而言,魏晋南北朝序文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均有一定的提升。一是书写范围进一步扩大,于该时期首次出现的志怪与志人小说被题写有序文;佛典序文数量有所增加;吊文序、铭文序、诔序、碑文序、祭文序、哀辞序、哀策序等新的序文类型层出不穷。二是艺术特色进一步提升,呈现出骈文化的倾向。三是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成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载体。四是抒情意味浓厚。所有这些既是序文自身发展的结果,又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序文;骈文化;文学理论;抒情意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中土序文发展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处于深入发展期。此序文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积淀,在题写强度、艺术特色、与文学的关系及抒情性等方面皆有新的发展。
一、题写强度的增强
随着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的题写强度在增强,这种增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强化以前薄弱文体的题写。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序文于某些文体的题写较薄弱,而这种状况于此时有明显的改变,最明显的表现在佛典序文的题写。由于诸多因素导致汉代佛典序文的题写不太被关注,它在数量上偏少,题写群体单一,上述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同程度的改观,其数量上有所增加,多达一百七十二篇。再者,佛典序文日受重视,价值得到认可。如释道安不但自己撰写大量的佛典序文,而且撰写时《综理明经目录》,参考利用已有的佛典序文,释僧v于《出三藏记集》之卷六至卷十,共收集一百一十篇。改变域外僧人为撰写群体的情形,时之中土僧人、士大夫甚至君王均参与到佛典序文的撰写中。再如,铭文序的数量较之汉代翻倍,有陆所写的《石阙铭序》、《新刻漏铭序》等。
二是题写领域的扩展。以前未曾题写有序的文体始被题写。有些文体,如诔、颂、箴、碑文、哀辞、哀策、祭文等非成型于此阶段的文体,降至此阶段被题写序文。如:
颂文序有何承天的《社颂序》与《白鸠颂序》,蔡邕的《祖德颂序》,曹植的《孔子庙颂序》与《学宫颂序》,鲍照的《河清颂序》,梁简文帝的《南郊颂序》;
赞序有曹植的《画赞序》,戴逵的《酒赞序》,缪袭的《神芝赞序》,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序》;
箴序有傅咸的《御史中丞箴序》,李充的《学箴序》,潘尼的《乘舆箴序》;
诔序有曹植的《王仲宣诔序》与《卞太后诔序》,潘岳的《杨荆州诔序》、《杨仲武诔序》、《夏侯常侍诔序》与《马F督诔序》,颜延之的《阳给事诔序》与《陶帐口承颉罚谢庄的《宋孝武宣贵妃诔序》,傅毅的《北海王诔序》,苏顺的《和帝诔序》,左芬的《元皇后诔序》;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序》,陆云的《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序》;
碑文序有蔡邕的《郭有道碑文序》与《陈太丘碑文序》,王俭的《褚渊碑文序》,桓麟的《太尉刘宽碑序》;
祭文序有谢惠连的《祭古冢文序》;
哀辞序有梁简文帝的《大同哀辞序》;
哀策序有王的《孝武帝哀策文序》与《高帝哀策文序》,谢x的《齐敬皇后哀策文序》,无名氏的《简文帝哀策文序》;
再者,于此时期内新产生的文体亦写有序文,如志怪小说,其出现时间虽短,然被人撰写有大量的序文。张华《博物志序》、梁萧绮《拾遗记序》、干宝《搜神记序》及《搜神记后序》、郭璞《山海经序》、葛洪《神仙传自序》诸篇,就是其中代表。这些志怪小说序文无非是说明撰写者的题材来源、撰写思路,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小说的实录观念。“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①认为他们记写的虽为神异鬼怪的人和事,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鲁迅先生对此详论曰:“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②由此可知当时所谓的小说具有实录的笔法,他们所写的皆是对现实的真实记录,而不是虚构。要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之序文的题写范围在已有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扩展,先前未曾题写有序文的文体,在此时期内皆题写有序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序文影响力的扩大及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可。
二、艺术特色的骈文化
魏晋南北朝序文追求语言美,呈现出与文学艺术相一致的特征。此时的文风可概述为:语言工整、句式整齐、结构平衡对称,描写力求繁复,讲求用典。上述艺术审美特质在时之序文亦有所表现,使其整体上呈现出骈文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工整、句式整齐、结构平衡对称。序文表现出语言整齐划一的特征,整篇之内多为四言或六言,如陆机之《叹逝赋序》:
“伊天地之运流,纷升降而相袭。日望空以骏驱,节循虚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常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晚其将及。对琼蕊之无征,恨朝霞之难挹。望汤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屡戢。”
全段句式整齐划一,每句有两个分句构成,每个分句皆为六言,每句的第二个分句末一字韵脚相同,开始注重句式的韵律。四六句间隔对仗的形式亦即在一句话中四言与六言句间隔出现,呈现出两两相对。徐陵《玉台新咏序》首创此句法,于此略举之。如“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具言讶其纤手”,再如“警鸾治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该序文中每句话有两个分句构成,每个分句再由一个四言与六言构成,四言与六言间隔出现。再者,无论是单纯的四字或六字对,还是四六间隔对,都追求句子结构的平衡对称及词语的对偶,每句中两两相对的成分相同,句子成分相同或词性相同。如“对”与“恨”皆为动词, “琼蕊”与“朝霞”皆为名词,“之”与“之”相对,“无征”与“难挹”相对。再如“楚王宫里”与“卫国佳人”皆为主语,“无不”与“具言”皆为副词,“推”与“讶”皆为动词作谓语,“其细腰”与“其纤手”皆为宾语。要而言之,序文的语言整齐、表现出四六相对的特征,带有骈文语言的某些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骈文化的倾向。
其二,描写力求繁复。魏晋南北朝序文在描写上追求繁复,力求详尽,不避繁琐。如徐陵之《玉台新咏序》在描述才女的音乐才华时记道:“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描写繁复,不厌其烦,多视角地展现其音乐才华。再如,描述才女的美貌时曰:“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娥。北地胭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运用正面描写、侧面烘托等手法描写才女的美貌,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才女的每个部位皆浓彩重抹,其美貌跃然纸上。繁复笔描写于其他序文中亦有所呈现,于此不再详论。总之,此时序文繁复的描法是受骈文影响的重要体现。
其三,讲求用典。魏晋南北朝时之序文引历史人物或事件于序文之中,服务于序文的写作,增强序文的说服力、感染力,同时亦增加其历史厚重感。如徐陵之《玉台新咏序》曰:“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陈后为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有“千金买赋”及“金屋藏娇”事,若与才女受宠相比,相差甚远,她若知此事必愤怒不平。阏氏原是女性妆扮用的胭脂古称,后扩展为汉朝的公主、还有匈奴皇后号;才女貌若天仙,阏氏见之必产生妒忌之情。徐陵于此借用典故反衬才女的美貌之态,手法神妙,才女只有在与其他女子的比较中,方易显美态,此要比正面描述所起到的效果更佳。再如,庾信之《哀江南赋序》借用项羽的典故,抒发家国沧桑之感,“项籍用江东之弟子,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⑩肷诵恼咭樱 保该序文中蕴藏着题写者庾信深厚的历史情感、抒发家国沦亡的痛苦,将典故的选取与自己的写作内容结合起来,使其更好地为抒感服务。
当然并非此时所有的序文都表现出骈文化的倾向,因题写的文体而异,赋序、诗序等抒情文体的序文表现得较为强烈,佛典、志怪小说序文则相对较弱。此时的序文之所以呈现出骈文化的倾向于当时的文风密切相关,许多序文的撰写者都是书写骈文的大家,如庾信、徐陵,他们在题写序文时很自然地将骈文的风格引入进来,用骈文题写序文。即使序文的题写者不是书写骈文的大家,他们生活在骈文盛行的环境中,难免不受其影响,故在题写序文时模仿骈文并加以借鉴。要而言之,序文的骈文化是受骈文浸染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
三、密切与文学理论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序文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成为撰写者阐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载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进入自觉阶段,相应地对文学本身规律的认识加深,由此产生大量的文学理论,而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蕴藏在此时的序文之中。钟嵘在《诗品序》阐发众多他对诗的认识,如“滋味”,滋味原意为味道、美味,始见自《吕氏春秋》,在此阶段被文学理论家借用,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学批评术语。如陆机《文赋》曰 “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再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亦曰“张衡《怨》篇,清典可味”然而其中以滋味并举者始于钟嵘,其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②同时指出这是优秀诗歌所具备的标准,“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然而他并没有指出何为“滋味”。今人俞香云认为它应包括四个审美范畴:怨、清、奇、雅。再者,钟嵘在该序文提出“即目直寻”与“自然英旨”的诗歌创作方法,对“赋、比、兴”予以释义,倡导 “比兴”等诸多文学尤其是诗歌理论;既有对过去诗歌的总结与评判,又有对所处时代诗歌的反思,在总结与反思中提出对诗歌的种种见解;既有对诗歌整体的宏观关注,又有对诗歌个案的品析,所有这些浓缩有深邃的文学理论及对诗歌规律的认识。要而言之,钟嵘《诗品序》是一篇优秀的诗歌理论论作。再如,陆机在《文赋序》阐释了文学创作活动中所存在的困境,“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其意为构思与所要描述对象的不相称,因而不能够完全涵盖事物,文又不能完全达意,这是文学创作活动中经常遇到的困境,具有普遍性。 左思之《三都赋序》、萧统之《文选序》、刘勰之《文心雕龙序》、干宝之《搜神记序》等篇章皆含有丰富的文学理论成分,表达着作者对某一文学问题或现象的观点。
总而言之,此阶段某些序文所容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全面而深邃,既有对文学整体规律的阐释,又有对某一文学现象或问题的个案解析;既有对过去文学活动的梳理与反思,又有对当下文学活动的评判;并且在已有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新的理论架构,囊括了诗歌、小说等各类文体。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度及一定的创新性。这一时期序文中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文学理论,与此时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有关。文学活动在经历漫长的阶段后,需要对自身总结与反思,需要梳理脉络以便认识自身规律,所有这些活动只有在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才得以开展,故此时涌现出大量的文学理论,而这些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这时序文便成为不二之选,因为序文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能够成为它们的平台。
四、抒情意味渐浓
魏晋南北朝序文的撰写者在撰写序文时,会把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因此某些序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撰写者真实的内心情感。此举几例以证之,谢灵运《述祖德诗序》:
“大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赞誉祖父的勋业,然后抒发功成身退、向往隐居生活之情。庾信之《哀江南赋序》亦是自己心态的真实写照,前文已有论之。再如潘岳《闲居赋序》:
“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写闲居自适的生活场景看似逍遥洒脱,实则不然,汲汲于福贵权豪之志,聊写闲居自适以。陆云之《御讲般若经序》大赞时之君主美德曰:“皇帝……大慈应物,送迎日月,纬络天地,镇三季之浇风,缉五际之颓俗。出临衢室,退事斋居,非以黄屋为尊,每以苍生为念。德遍区宇,更殷勤于密说”,其中不乏阿谀之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抒情成分的增加是序文不断完善的表现,使其一改过去对理论的偏重,呈现出情与理并重的风貌,这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于此之前的序文过于对理论的偏重而缺乏情感,情感因素的加入为序文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人文色彩,增加了可读性,因而具有多重的价值。抒情因素的加入,情理并重的序文写作模式为后世序文写作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借鉴,这是序文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序文之形式、内容于此时正式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写作范围进一步扩展,骈文化倾向进一步增强,抒情意味进一步浓厚,因此无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艺术特色上,较之先前皆有极大提升――形式上得到进一步规范,由文后被移植于文前,并且较为固定;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功能上进一步提升,如记录时人的小说观念及阐释相关的文学理论,成为时人表达学术观点的媒介;同时更为关注情感的抒发,成为题写者抒感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序文在中国序文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它上承两汉而定型,下启隋唐之成熟。只有历经这一时期的发展,序文才最终走向辉煌。
注释:
①干宝《搜神记序》。
②南朝梁钟嵘《诗品・总论》。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商务印书馆,2011.
作者简介:赵纪彬(1983-),河南新乡人,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