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狂欢笑”与刘勰“谐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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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文论史上对于笑文化的研究渊源流长，巴赫金在狂欢思维的烛照下研究节庆广场上的狂欢笑：对语言的更新与颠覆；对等级制的突破与改正；自发辩证的意义转换，从而建构起了自己的“笑文化”理论。而中国的刘勰则在前人诙谐理论的基础之上对谐这种文辞艺术：寓庄于谐的语言风格；振危释惫的社会功用；正言若反的形式特征进行探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谐辞观”。而这两人的诙谐理论对于新时期下文学如何做到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狂欢笑；谐辞观；为人民服务

巴赫金与刘勰对“笑文化”体裁及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有裨于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平衡；对“笑文化”社会功用的认识则有助于从不同方面凸显人民的意志；对“笑文化”意义与形式特征的深度阐释则有利于适应新时期人民需要的文化观的更新与建构。

一、普及与提高：巴赫金对广场笑文化语言特征的研究同刘勰对谐辞语言风格的探查

巴赫金以狂化节的世界观透视民间笑文化中所运用的语言，高扬了其语言所具有的即颠覆又更新的正反同体性。但若将这些语言放在另一个世界观中来进行考量，它们无疑是粗鄙、浅陋、狭隘的，其特殊价值只有在同官方话语世界的交锋与对话才得以充分显现。

首先是对民间非标准语的吸纳。巴赫金指出在果戈里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官方书面用语的中古拉丁语已逐渐走向僵化。诸如脏话、吹嘘、诅咒等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的注入以及“奇特的鼻子”等不合语言规范的组合与变化的出现，在颠覆和破除官方的话语规范和表达陈规的同时使僵死的书面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极大地扩充了书面语的词汇量，革新了语言的内容。

其次是交往领域的更新。在日常的世界中，非标准化的语言一般只出现在非正式性的场合和非严肃的情景之中，是无法充当严肃的官方语言的代表的。官方语言和非标准语言之间是泾渭分明，不相融合的。而在拉伯雷和果戈里的小说中这种界限被打破了，其交往领域也得以更新拓展。为了适应表达的需求，背离语法规范的组合与不登大雅之堂的广场语言出现在了书面语言之中，导致了词语可笑的滑稽化。这种诙谐与官方语言的严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得官方语言在与民间非标准语的交锋中其权威性遭到了颠覆，其等级地位也被降格。但与此同时官方语言又得以在这个颠覆过程中和非标准语在新的交往领域中通过笑虐相互作用，展开对话。最终促使官方语言在对话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恢复生机与活力。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我们更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片面的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创作出低级的作品。所以我们在关注文学的普及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学的提高，真正实现“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而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刘勰对古代谐辞“寓庄于谐”的深度阐释中得到启示，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而把握这一尺度的方法就在于借用隐言的表达方式，将所要表达的严肃正言以谐文的方式传达出来，寓庄于谐，让人在轻松愉快的语境氛围中透过谐文的表层结构去探索隐藏在深层结构中的言外之意。这样一来既可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失儒家温柔敦厚之旨，又赋予谐文以文外之旨，使之含味无穷。从而使得谐文的创作不背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诉求。

二、人民意志的凸显：巴赫金对狂欢笑是改正手段的论述与刘勰对谐辞振危释惫的解析

巴赫金指出果戈里作品中的笑之所以是崇高的、有意义的就在于它的本质是广泛而普遍的民间性。换言之民间性正是笑能够突破官方严肃的等级制度和言语规范的力量源泉。同时笑的这种非官方性也为“亲昵的节庆人群”的诞生营造了氛围创造了条件，而笑谐也正是这些节庆人群突破严肃的等级制用以表达意志的手段和方式。

1、亲昵的节庆人群

2、笑对严肃性的消解。

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所以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会从社会生活中吸取材料，反映人民的欢乐和忧愁，做人民的孺子牛。巴赫金继承了果戈里的诙谐理论，把笑视作人们心中崇高的，积极的东西，对其作为改正手段的积极一面予以肯定，为我们观察人民生活创作人民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首先是他对民间性的重视，巴赫金将狂欢笑的本质特性民间性视作其突破等级制，更新文学内容的给养来源。即是从有补造化的角度强调了在不经意间，用迂回曲折的言说方式，化解世间的纷乱。

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把握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与人民群众悲欢与共，做人民的孺子牛。而刘勰的“振危释惫”正是从人民的切实利益出发，发挥文艺作品挽救社会危机，抒导内心的负面情绪的功用。在看似不经意的谈笑之间，用诡谲假托之辞，寓庄于谐、正言若反这些人民乐于接受的形式将讽喻之旨委婉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解除危机，箴戒后人以及消除疲惫，愉悦身心的功效。做到了为人民的欢乐而欢乐，为人民的忧愁而忧愁。

三、文化观的更新与建构：巴赫金对笑自发辩证性的考察与刘勰对谐辞正言若反的探究

巴赫金认为狂欢笑的自发辩证性促进了文化观或世界观的更新与建构。所谓笑的自发辩证性是指的狂欢笑所包含的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不可分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很难在二者之间画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双方随时都有着向对立面转化的可能。而这种转换不仅是一种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观的交替转换。

谐文创作者在面对枯燥的“大道”和严肃的情境时，以一种悠然从容、玩世逍遥的处世态度和文化观念化解了情境的严肃和道理的枯燥，在不经意的说笑之间达到了传道解危的效果。让“言者无罪，而闻着足戒”。在谨慎严谨与玩世逍遥这两种处世态度和文化观念的自由转化中，诞生了一种更加包容并举的新文化观。

所以，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我们应以古为鉴，在面对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时则应采用一种更加从容的心态与之对话，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种更加兼收并蓄的新文化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 [俄]巴赫金、钱中文主编.《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2006年版。

[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