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特性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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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历经洋务运动、、、建国后各个阶段，现在的中国文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远远超越以往各时期，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的态势。新疆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层结构既受中国大传统的制约，也受各民族小传统的影响。在共性之外，因为地域环境、生产方式、历史发展、、民族构成、文化传统的差异，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一、新疆传统文化的特异性

（一）新疆文化产生的独特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新疆地域的独特性，使新疆文化作为完整的文化单元，其构成呈现出强烈的大漠绿洲复合风格。新疆境内天山山脉横亘中部，南北疆地理环境各具特色。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河流经过处形成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其中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由雪水灌溉形成良田，以农业为主。这些被沙漠阻隔的绿洲，彼此往来困难，在相对孤立、分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应相对低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实体，也无法形成大的邦国。新疆文化的发源地是高山大漠和夹诸其间的绿洲、大河。同中原农耕文化环境相比，终年经历风沙干旱，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割面，一日之中冷暖多变。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以沙漠、戈壁为主，人们不得不退居河流两岸、山麓地带的湖泊泉水处以求生存。地理环境使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安定、依赖的心理，却在迁徙中培养出同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具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征服欲。与之相应，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流动中缺少经验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不断迁徙的族群又使政治统治处于松散结合状态，人的精神生活自由少拘束，民族内部文化规范较严谨，而社会公共规范的意识则比较淡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东西方相接。除了古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发展的平台。物流、人流，商旅、游牧，把“走”的文化因子深深植入新疆各民族的血脉里。现代，牧民虽然有了定居住房，还是钟情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农耕民族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也实现着“走”的愿望。

（二）新疆文化基因的多元融合历史上，新疆地区是多种族多部落繁衍生息的家园，在各民族交互影响、共同繁衍的过程中，形成多层次文化并存、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态。多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相互有别的；而一体则指各民族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广采博纳，形成交融的文化关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开放性成为新疆文化鲜明的特质。史前阶段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纷杂。“在新疆大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特色是很不一致的，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而且，即使同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其中也存在不同支系、地区的特色”。①新疆地区的民族是不同种族融合而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种族体质上，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影响到文化的定型。新疆居民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疆地区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始土著、呼羯、姑师、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等民族人口的迁移变化不断，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轮流控制这一地区。先后活动于此的几十个游牧民族，逐渐形成草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于新疆这种边远空旷、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对新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演变，才逐渐形成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世居的民族分布现状，而多民族成份的汇聚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任何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文化的扩散与整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整合，实现文化层次的跃进。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主要基于民族性、地域性及其变异性。民族文化先形成局部区域文化，而后形成大的地域文化。新疆地区不同草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扩散与交融、草原文化圈与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使不同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吸收、补充、整合而趋于一体化。在融合各民族、接纳各种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一种单一文化所不具备的博大宏阔，既保有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接纳不同文化因子。新疆，将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熔铸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地域文化。

（三）新疆文化内涵的庞大丰富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新疆文化，它属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北疆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经历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时期，清朝以后农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从早期赛人、乌孙的原始部落文化，到突厥文化以及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各种文化间存在承继和整合的发展轨迹。南疆以绿洲文化为主，在原有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逐渐形成新模式的文化。数千年频繁的民族迁徙、融合，使得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富。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极大差异，新疆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并生、共荣的特征。既有极强的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同一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还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氛围中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及罗马文化都在此交汇碰撞。以龟兹佛教艺术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文化经过吸纳与调适、交融与变异之后熔铸、成熟的痕迹：建于公元4—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2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均上身，颈、臂、手腕部有装饰物，与当时龟兹国王与王后的装饰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征；创于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国王、王后服饰与同期龟兹人服饰完全一样。“越到后期，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②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本土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的基础上，经过自身调整、取舍而扎根。此外，新疆多样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本身，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过滤和重整的作用。在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架，修正或改造外来文化，使之适合和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多民族对同一（不同）外来文化的不同需求与吸收，造就了新疆文化鲜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正是新疆文化的魅力所在。从新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到：多种民族在此生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纵向承继与横向整合中形成新的模式，而通过个性化与差异性更加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张力与个性色彩。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一）绿洲农耕文化圈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绿洲农耕文化圈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牧养牲畜作为重要经济补充形式。在天山以南大小绿洲进行农业生产，而山区草场则供放牧牲畜。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商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北部游牧民族相比，维吾尔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伯克制，各级伯克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以及附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农户，并对依附的农民拥有进行劳役制剥削的封建特权，这种封建地主统治又往往和宗教统治相结合。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稳定性，在物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传播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大量的典章、制度、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恒定、久远。政教结合的封建政治制度使传播的类型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其中宗教场所进行的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维吾尔族的传统贸易集市“巴扎”在今天依旧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所。每逢“巴扎”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物资云集，从一般农副产品到昂贵的工艺品，应有尽有。“巴扎”的人数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赶着毛驴车拉上全家人赶赴巴扎。“巴扎”已经不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平台，有些人甚至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为了约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感情而去“巴扎”“，巴扎”成为维吾尔族民众极为重视且极富民族特色的人际传播形式。

（二）游牧文化圈以人际传播为主游牧文化圈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为主，其中，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保留了较多的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形式，以牧业经济为主，狩猎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副业，牲畜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作物一般在冬牧场种植，靠自然生长，秋季收割。这种按季节迁徙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耕文化表现出的稳定性截然不同。其文化的侧重点不在于典章制度、物质积累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更多的表现在精神气质、歌舞传习、史诗说唱、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中，因而更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变异性。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口语传播为主，其传播媒介具有单一性，传播的类型是人际传播。氏族部落制度在这三个民族中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在这样一个原始的部落群体中，人们缺乏社会意识、公共意识，更多的是原始部族的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在政治制度、典章法律相对落后的部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较少规范约束，而社会组织的不完备又使得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薄弱，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群体的依赖心理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因而在传播活动中具有更多的随意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它是“哈萨克民族传统文艺的一个典型形式，它代表着哈萨克族独有的民间文化特色”，“盛行于哈萨克人中的习俗歌、民歌、谜语歌、马歌、山歌、水歌、地歌、牧歌、渔歌、宗教歌、戏谑歌与大量的歌谣，无不包含在阿肯弹唱中”。①阿肯弹唱中包含了哈萨克族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生活、律法礼仪习俗以及家庭婚姻观念，两个阿肯在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在具有竞争性质的对唱中，大量即兴式创作，阿肯们自编、自唱，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形式上是诗、歌、舞、弹融为一体，内容上则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弹唱中优秀的唱词会以创作者的名义在哈萨克族民众中口口相传，广为传播，不仅起娱乐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元素和信息元素的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弹唱的内容日益翻新，这种以“阿肯弹唱”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为人的需要”而服务的趋势。

（三）屯垦文化圈以组织传播为主屯垦文化圈以汉族、回族、锡伯族为主，屯垦文化的形式有：兵屯、旗屯、犯屯、回屯，经济形式以农业经济为主。新疆的汉族与玉石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经济纽带密不可分，自西汉新疆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汉族开始定居，盛于唐，随后几经沉浮变迁，至清朝汉族人口数量发生重大变化。清统一新疆后，发遣绿营兵组成的屯田兵及大批内地汉民西移定居，清前期新疆汉族主要从事官员、军人、农民等职业。新疆建省后，汉族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解放前夕人数约为35万。汉族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基本组织形式是屯田，亦兵亦农，以军事系统组织起来。新疆境内的回族遍布天山南北，元时屯田经营农业，放牧牛羊为副业。清在天山南北进行大规模屯田，从内地迁回民入疆，主要在东部，是新疆农业生产的主要民族之一。

1764年，清政府派锡伯族新疆戍边。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以戍边、屯垦为主要任务。除了防守卡伦、守卫台站等军事任务外，锡伯营修渠、垦荒，以满足自身的军事和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锡伯族居住的村庄，既是经济单位也是作战单位，既是民居点也是军事防卫堡垒。由于屯垦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回族、锡伯族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其屯垦戍边、发展经济的特殊政治作用决定内部传播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主，表现出军事组织的强制性、同质性和规范化特征。以军事组织为主的屯垦社会，往往有自身明确的目标、制度、纪律，有严格的分工和统一指挥系统，其内部以组织传播为主要传播类型。在人类发展史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结构总是呈现出统一性，而文化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等因素一起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新疆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征。在新疆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因其生产方式、民族构成、制度传承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①在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的新疆地区，其主要传播方式是以口语传播、文字传播为主，传播类型则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为主，文化传播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范围也比较狭窄。只有进入商品经济形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为广泛，在人际信息交流中，需要以一种共同认可的媒介为中介，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而大众传播的形成又必然会对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