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道”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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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但理解经济增长必须涵盖路径选择(“道”)以及价值实现(“义”)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在路径选择中采用的是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而在价值实现中经济增长尚未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水平提升，这种格局，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合意性形成挑战。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背景下，我国必须促使经济增长在“道”和“义”两个层面进行双重转型，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于顺利实现双重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 路径选择 价值实现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120.3；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59―07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人类经济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1978―2009年中国GDP从3645.2亿元增至340506.9亿元，人均GDP从381元增至25575元，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0％和8.8％。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了居民的福利水平、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在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的特定背景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和“经验”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主题。从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人们在肯定中国经济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更要高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向”和“效应”，为此就需要解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从道路选择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增长的支持条件是否正在发生转变?未来如何通过路径的相应调整来实现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价值实现的角度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增长是否伴随着居民福祉水平的同步提升?未来如何通过目标的适宜调整来促使经济增长更充分地转化为社会福利和居民福祉?如果说前者是对经济增长的“道”探究．则后者就是对经济增长“义”的追问。只有综合考察经济增长的“道”与“义”，才能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动因、趋向以及最优策略选择。
二、经济增长的“道”与“义”：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是一国宏观经济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它标度了该国在特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的产出能力。由于经济增长依赖于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生态等要素投入，且增长应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福祉水平提升的需要，因此，考察经济增长必须超越对产品和服务产出“本身”的关注，而应将获取增长这个产出的“代价”以及增长这个产出能否转化为“居民福祉”考虑在内。就此而言，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的工作对人们系统理解经济增长是有启发意义的。H．E．Daly以及H．E．Daly&J．Farley认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通过人造资本来提供服务或精神流量的满意度，由于人造资本的生产通常需要牺牲自然资本，因此效率可被界定为人造资本存量提供的服务与牺牲的自然资本存量之比。诸大建将戴利等人的思想简化为：EP=WB/EF=WB/EG× EG/EF，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发展绩效，WB(Well being)表示人们获取的客观或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经济增长，而EF(Ec0 footprint)表示生产人造资本所支付的生态代价。
显然，生态经济学者是从生态投入转向人造资本(EG/EF)以及人造资本转向居民福祉(WB/EG)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应利用尽可能小的生态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居民福祉，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富有洞见的。然而，经济增长通常需要投入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生态等诸多要素，且居民福祉的不同来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因此，恰当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应写为：EP--WB/EF=WB/EG×EG/EF，此公式在形式上与生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一致，但两个公式中的指标含义却具有明显差异。在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EP表示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WB表示居民获得的社会福祉，EG表示用GDP标度的经济增长，而EF表示增长的各类要素投入。特定经济体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最优发展绩效，就应使要素投入有效地转化为经济增长(EG/EF)，同时应使经济增长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WB/EG)，在忽视这两重转化的情形下单纯地强调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显然无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重转化(EG/EF)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理性”。经济增长首先表现为投入一产出之问的转化关系，有效的增长应使尽可能小的要素投入转化为尽可能大的经济产出，显然，这种转化的实质是增长最优“路径”的选择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经济增长的“道”。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增长的路径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动态性特征，由于不同国家通常具有差异化的要素禀赋，因此就具有差异化的要素相对价格、要素投入状况和要素组合方式，而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就表现出鲜明的地区差别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就特定经济体而言，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具有充裕的土地、劳动等要素供给．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拓展，其土地、劳动等要素的供求关系开始逆转，且产业结构优化和市场需求变动也要求要素供给方式发生改变，此时该经济体必须从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原因是：相对于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影响要素组合效率的因素更能对长期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
第二重转化(WB/EG)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价值理性”。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更充分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要，持续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福利状态或幸福体验，合意的增长应使尽可能小的经济增长转化为尽可能大的居民福祉。这种转化的核心是增长最终“价值”的实现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经济增长的“义”。增长的推动主体和分享主体是“人”，因此增长应以改善居民的福利状态为最终依归．亚当．斯密指出“大部分成员陷入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他显然是从繁荣幸福的最终“目标”来看待经济增长这个“手段”的。相对于GDP或GNI，福利水平、幸福指数等指标或许更能体现发展的绩效。W．Hordhuas&J．TobinI~采用标准经济福利指标(MEW)、H．E．Daly&J．C0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M．AnielsklEsj修正真实发展指数(GPI)以及阿玛蒂亚・森从自由角度看待发展，均体现了向社会成员福祉提高这一增长最终目标的“回归”。虽然社会福祉和幸福指数具有主观性和复杂性，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影响，罗素㈣指出，幸福取决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但个人心理在很大程度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据此，作为“社会制度”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对居民福祉和幸福体验产生影响，而人们也需要在居民福祉提升的意义上审视增长的绩效。
三、要素供给、组合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效率两类因素驱动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组合效率的“配合”格局展示了不同的增长路径，同时也就标度着不同的增长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未来增长的变动态势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依然具有着基础性作用，较快但更具稳健型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国际经验显示：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增长的路径选择是否恰当、增长的支持条件是否稳健。考虑到要素的供给约束以及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则长期的经济增长不能过度依靠要素密集投入，而应更多依靠那些能够导致报酬递增的因素――例如：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制度和组织等，毕竟一国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在标度要素组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时才会发生。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显著特征，资本、劳动、能源、生态等要素密集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表1给出了198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及其变动状况。考虑到资本在整合其他要素中往往具有“粘合剂”的作用，因此区分不同增长路径的一个切入点就是考察资本变动和GDP变动的相互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资本一产出比率大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资本一产出比率却呈现出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资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展示这种转变态势，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比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比率已分别增至44.05％和40.79％，这两个比率的持续走高暗示着增长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趋于增强，而对全要素生产率(或者说要素组合效率)的依赖度趋于减弱。除了资本要素之外，还应从劳动要素供给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资源无疑具有较高的依赖度。就人口总量和结构而言，198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2.632，而15岁以下人口／15-64岁人口也达59.42％，这种人口格局为劳动力资源的充分供给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人口总量和结构特征正在发生转变，2008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和15岁以下人口占比已分别降至1.765和28.70％，这暗示着依靠“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支撑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越来越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而且需要与能源和生态系统发生关联关系。我国能源耗竭比率和矿物耗竭比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有所下降，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又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2008年这两个比率分别增至6.74％和1.70％。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选择还必须以其他主要经济体为“参照系”。如表2所示，中国的能源耗竭比率和矿物耗竭比率在国别比较中是偏高的，而2007年中国每生产1000美元GDP所需能源为283.28公斤标准油，每生产1美元GDP所形成的COz排放量为0.95公斤。这两者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除能源利用率低于俄罗斯之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较高的能源投入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从时序比较和国别比较两个维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基本特征要素密集投入而要素组合效率贡献度偏低，就资本一产出比率而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特征甚至有所增强，而这又与政府的投资战略以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作紧密相关。由于投资报酬递减、人口结构转化、能源过度投入和生态压力增加等因素的叠加，中国未来必须采取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来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否则单纯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路径必将面临支持条件日渐弱化的严峻挑战。
四、增长绩效、居民福祉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价值追问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社会福祉水平，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要。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也应将路径层面的“道”与价值层面的“义”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然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不对称，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尚未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水平的持续提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依然存在着“经济增长极其显著、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失衡特征。表3比较了若干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福祉状况，200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663，排在169个国家和地区的89位，生活满意度为6.4，排在1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位。此外，盖洛普(Gallup WoAd Poll)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排在第125位。尽管人们对此排名的精确性仍有分歧，但它部分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增进之间存在着“不同步”，中国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向居民福祉提升的转化依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祉改善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落差”，这种格局可能源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维度，且居民的个体感受和生活体验相关。但从社会制度影响居民福祉的角度出发，则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分配状态以及社会保障会显著地影响居民的生活状态。就需求结构而言，GDP可分解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与居民福祉之间联系最为紧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需求结构层面具有显著的投资一出口主导特征，而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家庭消费支出)在增长中的份额并不十分突出。如表4所示．1980-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以及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有波动，但变动的基本趋势却是持续下降的，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从65.17％降至47.92％，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则从50.29％降至34.88％。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和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一出口的依赖程度在趋于增强，而经济增长与居民最终消费(进而与居民福祉改善)之间的落差也趋于扩大。
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财富增加或“蛋糕做大”，但居民福祉改善不仅取决于“做大蛋糕”，而且有赖于“分好蛋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的持续增长却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对拉大，这自然会对大多数居民的福祉改善产生负面影响。如表4所示，按照收入法，GDP可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折旧和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代表了大多数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整体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2008年劳动者报酬占比甚至降至39.7％。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下降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相对上升，例如：1995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2009年此比重已升至 20.1％。从不同社会成员分配社会财富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等诸多维度的收入失衡，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体居民收入差距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考察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对理解居民财富分配格局就具有重大意义。表4显示：以1985年为拐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消费差距)均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动趋势，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分别达到3.33倍和3.70倍，而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看，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9，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处在较高水平。
除了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之外，经济增长向居民福祉的转化还应考虑社会保障供给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是社会风险的“缓冲器”和秩序维持的“安全阀”，社会保障供给程度对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行为、心理状态、福祉获取等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时序演变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有了较大改善，但与持续改善居民福祉的诉求相比，社会保障依然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的问题，2008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低保人数占城镇居民的比重分别为36.1％、20.4％、32.9％和3.8％。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相对于城镇居民，规模庞大的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资源获取中依然处在劣势地位，而社会保障供给的相对滞后也是抑制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看，2009年中国教育、医疗两项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8％，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与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存在着明显落差。在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因“社会保护”体系相对滞后而损害居民福祉的持续提升。
五、中国经济增长“道”与“义”的双重转型及其体制支持
物质和服务产品的增进对社会进步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特定国家有理由追求经济增长．但理解经济增长必须考虑“道”与“义”，在路径意义上生产要素能更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产出，在价值意义上经济产出能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则这样的经济增长才具有持续性和合意性，脱离持续性和合意性单纯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是没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但从“道”的角度看，这种增长具有过度倚重要素投人、相对忽略要素组合效率的“粗放型”特征；从“义”的角度看，这种增长因需求结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而尚未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在路径选择和价值实现两个层面均存在着转化低效的问题。从经验上看，发展中国家出现增长的双重转化低效具有阶段性的合理性，其原因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选择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是由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供给充裕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强调投资扩展有助于改善经济环境，强调出口导向也有助于利用外部市场．强调适度拉开收入差距也有助于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有效激励。
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转化低效不能成为后续经济发展的既定模式，时空背景的深刻转变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化低效构成重大挑战。在“道”的层面，土地、资本、劳动、能源和生态等要素的供求格局正在变化，特别是“刘易斯拐点”日益逼近，投资报酬递减和产能相对过剩开始显现，而能源和环境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承载力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此前要素密集投入的增长方式必须逐步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人力资本提升以及制度完善对增长的支撑作用亟需凸显。在“义”的层面，最终消费占比的下降、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保障供给的滞后导致经济增长和居民福祉之间存在“失衡”，其结果是经济问题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并呈现出经济社会问题彼此交织、相互诱发的复杂态势。当前，在域外主要经济体艰难复苏的背景下．中国不能将经济发展的希望过度寄托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产能过剩和产业同构也迫使我们在增加投资时更为审慎。200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3744美元(按照当期汇率换算)，这表明我国正在步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阶段我们将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最终消费、居民福祉改善相联系才具有持续性，同时，将经济增长与国内最终消费、居民福利提升相联系，才更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制度的比较优势。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必将面临着“道”与“义”的双重转型。在“道”或路径选择的意义上，必须促使增长从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方式；在“义”或价值实现的意义上，必须促使增长从与国内居民福祉改善“相对脱节”的状态转化为与国内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强调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近期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这些均体现了对促进增长“道”与“义”双重转型的积极回应。然而，明确双重转型并不必然等同于可顺利达成双重转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此前的增长路径和目标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与特定的体制机制形成了共生系统，如果不对体制机制进行适宜性改进或完善，则双重转型就会因“锁住”效应而陷入困境或被迫延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目标已衍生出相应的利益格局，分化的利益格局能否达成转型共识并形成转型动力值得关注，而当双重转型损害既得利益群体时，则这些群体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对转型设置障碍。
中国经济增长的双重转型是在国内外经济格局转变背景下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改善国内居民福祉状态的必由之路。考虑到双重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中国必须采取策略性安排审慎选择转型的次序和方案，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则可以为推进双重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路径选择层面，中国必须依托产品、工艺、市场和组织等多维创新来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技术创新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核心作用，未来我国应在构建创新性国家的战略指引下，加快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促使要素价格能够精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同时应不断优化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强化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为企业产业优化功能和技术创新功能提供良好环境。在价值实现层面，中国必须将投资一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化为消费(尤其是家庭最终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我国必须通过改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和抑制虚拟经济投机空间，推动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并提升增强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应努力扭转国民收入中劳动者占比持续下降、政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增强劳动者组织功能等方式提升劳动者的市 场谈判能力，同时应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上，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和市民化转化提供有利条件，为农村居民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等提供坚实基础。此外，中央政府还应着力推进基本公共品的相对均等化配置，增强对居民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的保障力度．同时应尽快完善行政绩效考核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使居民福祉改善在各级政府目标函数中居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并在财权一事权匹配的前提下增强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能力。
六、简短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这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国内外发展格局的转变，我国经济增长双重转化的低效特征不断显露：在“道”或增长路径层面，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增长面临着能否持续的拷问；在“义”或增长目标层面，高度经济增长尚未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居民福祉改善。尽管在经济起飞阶段，增长的双重转化低效具有内生性质，但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人们有理由去探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稳定性和合意性。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追求经济较快增长仍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应适时放弃对增长“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而应更多关注增长的质量、稳健性和合意性。中国必须着力推进增长“道”与“义”的双重转化：促使增长从过度倚重要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化为更多依靠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集约方式，促使增长从与居民福祉改善“相对脱节”的状态转化为与居民福祉改善“更好耦合”的状态，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一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双重转型的必然选择。只有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在要素组合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政府职能转变才能在“保护社会”的基础上实现居民福祉提升，而这两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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