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京“印”像 重构老北京的西方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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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传递的方式有很多，但唯有绘画比文字更一丝不苟，同时凝聚现场与想象。

如果说摄影术之前的写实性绘画是还原物象、传递信息的最好方式，那么，这些出自最早来到东方的画师或传教士之手的西洋版画，从写意到写实，无疑更丰满地聚拢了历史。

它们聚拢了中国与之相遇的历史，并用这种精致的方式表述了古老帝京的西方想象。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的了解，正好集中发生于欧洲复制版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传教士、商团、使团、战争中的军团，以及新闻记者接踵往返，使西方人的东方认知迅速生长。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摄影技术发明前的百余年间，西方人通过绘制版画，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介绍当时还很神秘的东方古国。据说，在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上，提笼架鸟已经成为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街头一景。

这些珍贵的史料原始地记录了西方人对土生土长北京老百姓生存状态的观察与理解，而皇庭岁月城墙、城门的国景，同时成为研究老北京历史和城市格局变化的佐证。那时的官员如何出行？皇家戏台如何灿烂？老百姓如何看特技杂耍，如何街边歇脚？老北京九门外是否有桥？在这组叫做“帝京印象”的版画中，人们都可以找到答案。

对于西方的人们来说，在这些版画里访东方，本来就是一件多么惬意神秘的事情。

然而，并非被记录的即完全真实的。

神秘有时来自西方式想象的自我虚构。即便当时的西洋画师随使团参与正式谒见，也没有可能现场写生，很多画作均为事后默写。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某些画作的信息来源也会包括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至于大场面，则多为画师头脑中各种东方元素的无序糅合，在关于中国都城的描绘中，有时甚至出现作为背景的热带植物、古罗马街市和古埃及神庙的影子。

因此，这些关于老北京真实抑或幻象的记录，更多的是呈现出150年前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观看角度及想象方式。

不同于史书里的帝京是一纸“印”上去的宏大叙事，版画上的帝京甚至还装进了历史的边角余料。除了不可避免的皇庭生活国景之外，街上拉脚的、杂技艺人、热闹的大茶楼、郊区的兵站、灯笼铺、码头市场、典衣与拍卖的寻常人家、冰上童趣以及北京人力车，这些人与人的生活日常，无一例外地，都被捕捉在这些版画的琐碎微薄又精细的记录里。

每一处朴素的色彩里，每一个普通的人像或场景，都可能正好构成被西方关注的中国私人生活史的一角。帝京古都的西方想象，糅合历史的直接记录与民间日常的主观臆想，如一曲既宏大又卑微的日常歌唱，唱出老北京生活常态在被还原的同时，又在版画艺术的叙事里如何被重构。

重构早已开始，并将延续，生生不息。

如果现在回望这一场一两百年前卑微又宏大的纸上歌唱，意味着历史重构的再解读，我们则可以欣喜地看到，不只是西方视野里的观察和想象如此――就在中国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里，国人的私人生活已然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常人力量的兴起、个人价值与命运的凸显。

被重构的不只是一纸老北京，甚至不只是西方想象里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写的中国“人”字。版画重构了帝京的人，也就重构了历史本身。（何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