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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庆文化审美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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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庆文化,在节日的时空里,它显示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节日是人类得以展现狂欢性的载体,是人类生命本真的体现。我国的节庆拥有深厚的民俗积淀,体现了传统的和谐之美。中国节庆文化是民间底层焕发的一种蓬勃生命力,也是一种新生、自由、快乐的美学精神。

[关键词]节庆;民间文化;美学现象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51-03

节庆活动是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1]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有集体狂欢的日子,那就是节庆生活。这是历史赋予人类生活的一种样式,无论官方如何统治,民间节庆都方兴未艾,普通民众在节日中进行娱乐狂欢,享受欢娱带来的。中国的节庆文化丰富多彩,不但显示了节日的共性――狂欢性,而且体现了中国特色――和谐性,呈现出狂欢、自由、快乐的美学内涵。

除了工作之外,人类还过着另外的一种日子,那就是节日。中国人向来重视节日生活,例如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清明节的祭祀活动,中秋节的举家团聚,是什么东西让人们在这样的日子里进行统一行动,在节日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笔者认为在这些活动的背后隐藏着节日文化所体现的精神内涵,那就是一种集体的狂欢性――在节日中人们享受的是狂欢性的生命,因为“真正的节庆若没有欢乐的点缀,是令人无法思议的”。[2]产生于农耕文明的中国节日是诗性文化,它就是一部社会剧,人们在节日里进行集体表演,从而达到身历其中的创造。

神话和节日密不可分,后世节庆是神话原型产生的情境,这样的情境具有艺术性的特征。“艺术和节庆的关系,也是一个传统的命题,因为艺术从发生学上说就起源于原始宗教仪式。”[3]因此,节庆和艺术一样拥有宗教般的迷狂,所以当节日到来时,人们会涌起神秘的情感,集体无意识得到再现,进行集体狂欢。在狂欢中人们会时空颠倒,潜意识里回到远古时代,现实时间和历史时间交替,形成了诗意般的迷狂。例如到了中国传统的中秋节,节日被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所笼罩,人们在这一天,对着天上的一轮明月,会产生无限的遐想。随着岁月的积淀,就有了中秋节文化。这种文化给现实生活带来了美感,此种情感不是某个人所独有的,而是人民大众共有的。节日中产生的迷狂是任何一种单个的文化艺术所不能达到的,它就像一个强烈的磁场,把人们吸引在周围,让人们在宇宙中展示生命的高贵和对大自然的亲近。

这种生命的迷狂就是民间节庆文化的狂欢性,这个概念在20世纪初就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理解。前苏联伟大的思想家巴赫金以理论的形式对狂欢性进行了阐释,所谓狂欢性是一种节日情绪,也就是“那种特殊的狂欢节世界感受及其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开始变为一般的节日情绪。节日几乎不再是人民大众的第二种生活,即是人民大众暂时的再生和更新”。[4]这段话可以概括狂欢性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一直受到官方严格的约束,可是在节日中这种约束被弱化,人们可以得到短暂的自由,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一系列活动,从中获得生活的快乐。而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论,“其中快乐原则是人的一种本能要求”。[5]所以,狂欢性是中国节庆文化的主要表征。

在中国传统节庆中,人们总要从事一系列特定的活动,例如饮食、游艺、歌舞、祭祀等等,这些活动就是狂欢性的具体外化。在元宵节,观灯是重要的民俗事象,直到今天我国还传承着这个习俗。唐代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描述了元宵节的狂欢盛况:“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稼李,行歌尽落梅。金吾夜不禁,玉漏莫相催。”[6]在清明节,人们也会进行一些游艺活动,如荡秋千、放风筝、踢蹴鞠等等。清人潘荣陛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从这两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在节日中情绪高涨,从而达到集体狂欢的生命体验。

要想在节日中达到集体的狂欢性,就要进行交往和对话, 人们在交往和对话中往往亲自参与,产生一种自由创造的愉悦。主体达到审美的状态最主要的要有自由的心灵,而节庆为人类的自由提供了便利。所以,自由在节日的时空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受宗教和道德的约束,没有自由可言,生命个体已经被异化。而在节日中,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而是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只有真正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才能获得自由的情绪。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梦想,所以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誓言。节日解除了现实的束缚,使得人们的关系有了暂时的颠覆,所以自由的本质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自由借助诙谐的形式对沉闷的现实进行颠覆,诙谐与自由变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与节庆文化融合在一起。诙谐主要借助于笑来展示生命的本真与自由。这种笑不是生理的笑,而是狂欢式的笑。“它首先是节庆的诙谐――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再生。”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节庆生活永远是人民大众手中自由的武器,具有人民性的特点,是人民大众的乐观主义带着泥土的气息,完全是民间欣欣向荣的气象,它不是僵硬的,而是充满了蓬勃生机。可以这样说,在既往的无数个岁月里,传统节庆曾经成为中国人几千年艰难困苦生活中的缕缕希望和耀眼亮点,成为中国乐感文化的集结地和兴奋点。

节庆文化的乐生精神是通过一系列仪式得以展现的,“无论是世俗的节庆,或是宗教的节庆,其根源都来自祭祀的仪式”。在节日中,人们从事一些民俗活动,采取祭祀仪式,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寄托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例如在中国传统的四时八节中,有好多是祭祀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等等或多或少的都与祭祀有关。特别是我国的清明节,它的主旨就是祭祀,承载着中国大众祭奠祖先的神圣性。“山东泰安、临沂一带的扫墓仪式很隆重。男人要挑着供菜和水饺到祖坟,先将祭品供上,然后焚香烧纸,洒酒祭奠。”“广州人十分重视‘拜山’或‘行清’。拜山时,带上烧乳猪、甘蔗、水果、包子、酒、煎堆以及香烛、纸帛等祭品,摆放于坟前,大家一起铲除杂草,随后将一方纸包压在墓顶上紧接着点燃香烛,对先人行跪拜礼或鞠躬礼,烧纸钱,放炮竹,最后分食甘蔗,并将吃过的甘蔗渣掷于坟前,还要将包子掰碎撒在坟前。”在这里,仪式的神圣性得到充分展现,人们通过这些仪式来表达对逝者的怀恋,同时也坚信死是生命的再生,因为他们觉得死去的人是有灵的,逝者与生者同在。所以,他们也不过度悲伤,反而转悲为喜。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节日的祭祀已经带着欢乐的因素,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悲凉已经被喜庆冲淡,在生命的礼仪中交织和融汇了“悲―喜”的感情和感受,也将仪式中的“娱神―自娱”通融在一起,把祭祀仪式的情感感受和符号转化为另外一种符号价值和感受体验。例如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日中,当人们祭奠完逝者以后,就游玩踏青,将悲伤转化为快乐。唐代就有踏春游玩的风俗,并且产生了美丽的故事,有诗为证:“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城南庄》)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古时的人们在清明节左右进行游春赏玩,已经不是悲伤,而是快乐。所以,这些民间习俗是人民大众面对生活的一种方法,如果大家一味地生活在痛苦的深渊里,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在我国的节庆生活中,人们追求的是生命的本真,一种单纯、快乐、清新的生存法则。

狂欢是节庆文化的共同本质,而和谐则是中国节庆文化的本土特征,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的联系。狂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谐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狂欢与和谐都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的情感追求,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美学。

作为中国传统的节庆文化,人们遵从和谐的思想原则,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活哲学,这种观念与狂欢理论中的对话、复调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人们要在一起活动,就要进行对话,而要想达到快乐,就必须具有平等的意识,这才是真正的人类交往,而这种意识也只有在节日中才能体现得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和”字,中国的节庆文化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和”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着突出地位,对“和”的哲学观念的阐释最早见于《国语・郑语》。据记载,公元前8世纪,周王朝太史史伯在同郑恒公讨论周王朝衰落的原因时指出,周幽王在政治上“去和取同”,即排除异己,拒绝不同意见。他首先给“和”下了一个定义,“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要求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补充、配合、协调。总之,主张多样性的统一,孔子由说“君子和而不同”。因此,在我国讲究万事万物要符合“和”的状态,这种“和”不是静止不动,而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孟子》就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这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人们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们的自觉行动不是任何官方能彻底控制的,官方也只能因势利导,让狂欢、快乐、和谐的节日情绪在民间传承。

在追求和谐的同时,要摒弃庸俗的狂欢化,狂欢不是那种狂热的歇斯底里,不是那种放纵的。我们要深刻理解狂欢的本质内涵,它是平等、自由、快乐的生存文化,这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并行不悖的。和谐包含着狂欢的意识,普通民众追求的是人生短暂的欢愉,他们不会太多关心官方的争权夺利,重视的是自己的平安幸福,这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法则,是一种生命的调节手段。海德格尔提倡人要诗意的栖居,如果人一味地活在异化的世界里就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所以,不管是狂欢还是和谐,都是人们为了生活而追求的一种乐生精神。

[参考文献]

[1]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

[2]约瑟夫・皮柏著,黄藿译.休闲与文化[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4.

[3]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1.

[4]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

[5]陈进波,惠尚学.文艺心理学通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05.

[6]李安辉.中国民俗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