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出国留学并非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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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咏莉，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育心理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教授。曾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核心成员。

《中国教师》：近年来，社会上出国留学低龄化趋势增强，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芦咏莉：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家长的教育购买力在增强，社会对教育的投资在加大。其次这也说明，社会和家长对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在向发达国家看齐。就目前而言，综合实力强的国家成为国人留学的首选。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我国的教育现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现状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随着家长教育购买力的增强，他们的教育期望不断增高，国内教育提供的条件、内容和服务，与其教育期望之间的落差就会愈加凸显，这种落差最终导致了留学的趋势尤其是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落差的产生和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不均衡紧密相关。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多样且复杂，与区域经济、地理、历史、行政等多方面息息相关。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地区的学校将很难及时满足家长不断增强的教育购买力和教育需求。

第二，家长对基础教育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投入不理性。就如同当前不少国人出国大量购买名牌，盲目追求时尚等现象一样，均属于不理性消费行为。在对待孩子教育问题时，很多家长也存在这种误区，这折射出教育投入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投入和家长对教育，尤其对基础教育缺乏科学而全面的认识有关。隔行如隔山，很多家长并没有抓住教育的本质，尤其没有抓住低龄阶段孩子发展的真正需求。

第三，教育技艺的缺失，这是家长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所谓教育技艺，是指家长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合理目标、有效应对、适度监控等措施。其中，对孩子心灵的呵护与培育，是教育技艺的核心要求。比如，陪伴、倾听，贵在对孩子心灵的呵护，而适度的“苦难”与挫折，则贵在对孩子心灵的培育。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父母选择“教育外包”甚至将孩子生活“全面外包”的形式，放弃陪伴与呵护孩子心灵的机会。还有一些父母以“扫清孩子发展路途上的一切障碍”为己任，使他们“顺利”成长。殊不知，这种越俎代疱式的教育，使孩子错失很多培育心灵的契机，同样会造成孩子发展动力缺乏、幸福感不高等事与愿违的后果。

幸福，是促使很多家长以高额消费为代价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动力。但幸福是什么，幸福来自哪里，又有多少家长真正用心思索过或者研究过。积极心理学和幸福学研究都强调一点，那就是：幸福绝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不由金钱的多寡来决定。事实上，幸福和“有价值的目标”以及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努力和付出密切相关。所以，贫穷和落后并不可怕，苦难也不能阻碍一个人成才。穿得少，吃得糙，没有好的代步工具，这不但不会影响人成才，而且若有好的教育技艺，其恰恰是最好的教育元素。相反，“好父母”在帮孩子扫尽前进中的障碍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在努力和付出中可体验到的幸福，最终造成“好父母祸害孩子”的怪象。在高收入家庭中，这些都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收入越高的家庭，其在教育投入中需要更高的教育技艺。

综上考虑，我个人并不赞同盲目地低龄出国留学。

《中国教师》：有人说低龄留学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总体质量还是普遍认可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芦咏莉：2001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家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改革是一次结构性的变革，其基础来自两个方向的调研：一是对国内基础教育现状的调研，二是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现状与发展历程的调研，从2001年启动至今已经进行了十余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基础教育，在认识层面上，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在实施层面，存在一定的差距，且这一差距的缩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差距的本质不在于硬件，如技术、工具和设备，主要在于软件，如办学自、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社会合理期望。这些软件的建设，显然需要经历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最初满怀期待、最终却无可奈何地送孩子低龄出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至于“国际上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总体质量还是普遍认可”的说法，我认为首先要澄清这个认可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认为成绩好、分数高，就是高质量的话，的确在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成绩排名第一，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根据2012年度PISA测试结果的数据，表明在参加测试的这些国家与地区中，上海学生的家庭作业时间、参加课外辅导班的时间也位居前列，但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不尽如人意。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使孩子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合格公民，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因此，培养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素质，帮助他们掌握足以迎接未来挑战的能力，才是基础教育的主要着力点。

《中国教师》：出国留学低龄化，意味着孩子很小就要和父母分离，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挑战，这对身心尚处于发展期的孩子来说，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芦咏莉：首先，安全感问题。由于年龄小，一些低龄出国留学的孩子无法独立应对来自陌生环境的挑战，包括语言、人际交往、课业学习、生活技能与文化冲突等。例如，在国内，接受批评时要低下头以示惭愧，如果敢直视教师则是挑衅、不服气;而在西方的很多国家，聆听教师批评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表示“我在认真听”“我听到了”。如果低着头，没有目光交流，就表示“我没有在听”“我不喜欢听你说”或者“我拒绝和你讲话”，是不服气、不尊重对方的行为表现。类似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无处不在，常常使孩子不知所措，从而丧失安全感。此外，不确定因素是导致孩子安全感丧失的重要原因。文化迥异的陌生环境，往往蕴藏着各种各样低龄留学生无法掌控的不确定因素。如果适应不顺利，就可能会导致其安全感丧失，陷入自我怀疑，出现各种心理、行为和情绪问题，严重时还会影响其未来的工作和恋爱。

其次，身份认同问题。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探寻“我是谁”这一问题，在不断地给自己定位。小时候主要由父母和老师来了解自己是个怎样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通过与各样不同人的交往和自身的努力，继续建立对自己位置的认知，我们称之为身份认同。低龄时，身份认同并不稳定，且主要依靠环境中的重要他人来识别和确立。文化冲突，很容易造成低龄留学生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变得“中不中，洋不洋”。

再次，家庭代际关系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开拓国际化视野，留学几年后即回国，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出国之后不再回来，孩子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中，受不同文化的浸润，就容易出现此问题。比如，过节时，中国人喜欢几代同堂共同庆贺;父母年老时，倡导接来同住，每日嘘寒问暖，既照料生活，又进行心灵陪伴，此乃是做子女的本分。但在西方文化中，血亲是有距离、有界限的，子女也无须背负那么多的责任，年老者独立生活、居住是社会常态。这些低龄留学生长大后，如果简单地以西式的观点和方式来对待自己年老的父母，可想而知，势必会造成种种冲突与矛盾。而且，低龄留学生婚后的子女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代亲情和互动，也会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必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必然的“丧失”与落差，对穷己一生心血送子女留学的父母而言，无疑是他们所不乐见的。

安全感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关系到孩子自身的健康成长;家庭代际关系问题，则是两代人之间的对接，关系到家族兴亡。这些都是低龄出国留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看得远，才能做出当下最好的选择。因此，我不赞同盲目地送孩子去低龄留学。

《中国教师》：出国留学的低龄者们，没有在国内接受完整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够全面，如果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可能会出现文化断层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芦咏莉：一定会出现文化断层现象。因为文化需要浸润和体验，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地方生活，就不会自觉地获得那里的文化，即使获得也是模仿而来，并非真正的“本地”文化。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分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它还进一步指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首先要可触摸、可体验、可感受。亲切感和感受力，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比如，我们学校在孔子诞辰日前后会举办“国学日”“国学周”活动，让孩子在诗词吟诵、汉字人偶剧表演、成语讲解员、脸谱DIY制作、成语课本剧编演以及国学名句的辩论中，以及平时在学校的京剧团、武术队、国学社中，在抖空竹、做毛猴、制风筝、品茶道的选修课中，在《弟子规》《千字文》《道德经》的吟诵中，浸润在浓浓的国学文化氛围中，一步步地亲近国学，感受国学，逐步发展为实践国学、思辨国学，最终内化国学，认同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孩子如果不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有所浸润、体验，即使不出国，一样会出现文化断层。所以，文化断层的由来，主要是指是否有机会“感同身受”。文化的侵袭，比如“韩流”，可能会比经济上的“入侵”更可怕。因为，文化的消失，就是民族的消失。所以，传承文化，拒绝文化断层，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要关注和思考的话题，更是每一位教育者的必然使命。

《中国教师》：低龄出国留学反映了国人对教育的需求，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的增长。对此，我们可以如何给予合理引导？

芦咏莉：在孩子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认同前，我不支持其出国留学。如上分析，低龄留学热很大程度上源于家长教育技艺的匮乏和教育消费的不理性。所以，在此我要问家长三个问题：

第一，对子女成人后社会地位的期望。通常，能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其社会经济地位已属中上，即在各自的领域多具有发言权。此外，不少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其初衷也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光耀门庭，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旦选择出国留学，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不但会导致很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还要克服种族、语言、文化等障碍及绕过法律的约束，才有机会在异国他乡“出人头地”，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家长要问问自己：将孩子留在国内发展，还是送到国外闯荡，哪种选择更容易使他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具影响力的生活？以我的同学为例，在异国他乡苦读之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都很安稳、舒适，但参政、议政的话语权却很有限，甚至没有机会。所以，如果家长对孩子成人以后的社会地位期望比较高，那么面对低龄留学的选择时就要三思。

第二，对自己老年以后家庭生活的期望。直白地讲，是期望自己年老后生活在子女环绕膝下，家人相互关怀、相互支持的氛围中，还是期望自己年老时生活在语言不通、文化有异的新型亲子关系、新型祖孙关系的氛围中。同样，对在国外求学、生活的子女来说，这也是一种考验。他们需要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跳转、解读、融合和定位。因此，选择送子女低龄留学的家长，要考虑好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

第三，对自我成长的接纳程度。我经常会问这些家长：“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过程？”事实上，很多家长来自山区、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素质教育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获得了今天的成功。苦难是最好的教育资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梦想，并非只有送到国外才能实现，更何况这是一份不菲的代价。所以，我会建议家长们：能否借助便利的交通、发达的互联网，以及自身不可小窥的影响力，来共同建设、推进国家基础教育的发展，共同为我们的孩子和每一位中国孩子创设一个多元的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民族传统文化根儿的教育环境。当下，不仅我们会送孩子到国外留学，其他很多国家的家长也正在送孩子到我们国家求学。所以是否让孩子低龄留学，在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需要理性对待的时期。

《中国教师》：有人认为低龄出国留学者增加也与我国高等教育有关，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还不够，大学就学率依然较低，还有待提高。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芦咏莉：我国的大学一直在扩招，普通高校的入学率并不算低。我个人认为，现在的高等教育结构中，欠缺的是职业高等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中国历史上，手工业者的地位向来不高，这就造成了国人对职业技术发展相对忽视的传统与现状。事实上，亚太经合组织于2012年5月的有关技能战略的报告中指出：技术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的“全球货币”。现代社会中，职业技术是非常具有市场需求和经济地位的发展领域。在欧洲，高级职业技术人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高。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仍以培养文秘而不是动手操作者为主，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所以，高校中专业结构和专业布局的调整迫在眉睫。同时，各个行业的招人、用人的机制以及行业规范也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