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兰·托马斯早期诗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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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尼采哲学的视角对迪兰・托马斯早期诗歌进行解读。文章基于的理论重点就是尼采的透视主义理论。通过展示托马斯诗歌中选择轴（selective axis）的不断生成的特点，文章重在指出这种特点与尼采理论的契合点。亦即我们只能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世界是人类从自己视角进行的解释。而最终意在指出托马斯诗歌中这种不断生成的力量会导致意义的崩溃。

【关键词】 托马斯;诗歌;尼采哲学;透视主义;狄俄尼索斯;虚无主义

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被人们所记住的不仅仅是他非常个人化的并常常是晦涩的诗歌，还有他波斯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成功和赞誉很早便降临托马斯;他的第一部诗集《十八首诗》（18 Poems）发表时托马斯仅仅19岁，但却在评论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随后的诗歌发表激发了更多的关注并逐步将托马斯推向了公众的焦点，并最终推向了自我毁灭之路。

从一开始，对于托马斯诗歌的艺术地位就存在很大争议。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主导艺术潮流的主题是社会和政治评论，而托马斯却探究诸如生、死、欲这样一些基于个人体验的非常个人化的主题，当然会被一些评论家批评为“情感过度”、“缺乏智识”、“主题狭隘”。[1]但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会对托马斯精巧的作诗技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生动的意象、巧妙的文字游戏、复杂的句型结构以及极具个人风格的象征等改变了现代诗歌的进程。也因此，很自然地，对于托马斯诗歌的讨论常常过分重视那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恶名昭著”的诗歌形式，而缺少适当的人文关怀。而本文意图以尼采哲学为理论基础展示托马斯诗歌形式背后所体现的生存论意义。

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存在着人类知识，并将其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拥有对于事物的知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观念符合对象。而这可靠吗？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康德首先回应了休谟的这种怀疑论，提出不是观念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观念，也就是说人按照自己客观的思维结构构造起来一个对象。也就是说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一个对象观念，康德称之为现象界，而那个作为客观实在的对象，康德称之为“物自体”的东西是不可认识，不可知的。康德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划分经过叔本华的继承与改造，继而在叔本华的门徒尼采这里转变为一种透视主义。“……依照我对现象论和透视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表面世界和符号世界，”[2]或者用更传统的语言说就是“表象世界”。人类知识的特点是“虚伪”和“欺骗”，[3]是从人类的视角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而非真理。因此透视主义认为人根本不可能把握所认知的事物的全部，只能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而从托马斯的诗歌中，人们常常感觉到的正是诗人为了表述一个对象的实质而不停地变换视角，痛苦地似乎想抓住某种超越语言的东西，想找到那恰切的表达的方式。我们以他早期的一首诗歌《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为例说明这一点：

Never until the mankind making 直到创造人类

Bird beast and flower 主宰禽兽花木

Fathering and all humbling darkness 君临万物的黑暗

Tells with silence the last light breaking 以沉寂宣告最后一缕光明闪现

And the still hour 而那静止的时辰

Is come of the sea tumbling in harness 来自轭下躁动不安的大海

And I must enter again the round 而我必须再一次进入

Zion of the water bead 水珠圆润的天庭

And the synagogue of the ear of corn 和玉蜀黍的犹大教堂

Shall I let pray the shadow of a sound 我才能为一个声音的影子祈祷

Or sow my salt seed 或在服丧的幽谷之中

In the least valley of sackcloth to mourn 播撒我苦涩的种子去哀悼

The majesty and burning of the child’s death. [4]（1-14） 这个孩子高贵而壮烈的死亡。[5]

这个句子是一个典型的左枝句。句子的主语和谓语（Shall I）被悬置，或者说被三个从句（1-4行，5-6行，7-9行）推迟直到第10行才出现。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个从句中，黑暗（darkness）一词前的定语位置聚合了三个同样的分词结构：（创造人类/主宰禽兽花木/君临万物的）黑暗：

mankind making

The bird beast and flower fathering darkness

all humbling

一个名词前的定语部分确实也允许几个形容词的叠加。比如艾略特的《荒原》中第193行：白身躯裸地在低湿的地上（White bodies naked on the low damp ground）：the low damp/ ground。然而，托马斯却在这里堆叠了三个建立在现在分词上的复合结构！而第二个复合结构本身又包含了三个名词：bird， beast， flower！而整个第一个从句主语部分的选择轴会使人联想起尼采的现代继承人德勒兹的“块茎”概念：围绕着突起在一个平面上不断地延伸、发展，朝各个方向散射开来。然而，一旦弄清了这里的选择轴上的关系，读者又会对第三个分词感到更加困惑，因为与前两个“making” “fathering”所隐含的“生成”“生养”意思相比，“humbling”的“君临”之义算是一种变异，因为读者可能更期待的是一种平行关系的词，比如“creating” “创造”。因此，托马斯早期诗歌中这种明显的纵选择轴的不断生成、变异的特点最终导致同一个语法成分中元素的堆积。这种特点会大大延迟读者的理解，更严重的是它威胁到了，或者说有意颠覆一个句子的形而上语义层面。读者常常感到很难在这种精巧的语言游戏中得出深意;诗人似乎仅仅是很随意的将一些能指聚合在一起。因此，阅读托马斯的诗歌，读者经常感到的是诗人似乎在不停地变换视角以期找到一个恰切的表达方式，而这却常常以绝望告终。“这些语词表达的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它们仅仅是我能找到的，而且所能表达出的却还不足一半。”[6]

事实上，托马斯一直期待找到的一个恰切的视角，对于尼采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尼采认为，一个恰切的视角，或者换句话说一个客体在一个主体那里获得充分的表达，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不存在的。因为主体和客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缺乏对等性，找不到表达方式，仅仅可能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用一种独特的外语结结巴巴地翻译，得到的至多是一个隐喻。[7]世界就是一个隐喻，是人类从自己的视角进行的一次解释。而托马斯诗歌不断变换的视角产生的效果如果不是混乱的话，我们可以命名为狄俄尼索斯式的狂喜、狂欢和轻盈。他的诗歌语言即是富有创造力的，又是极具毁灭性的，是一种不断“生成”的语言，它产生的是不断流动的语义之流，伴随的是其意义的延宕甚至缺失。而这种面向未来，不断生成的力量就是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力量。

和乔伊斯、叶芝一样，托马斯也沉醉于语词的世界。对于托马斯来说语词是第一位的，而其意思是第二位的，也就说语言传情达意的功能在托马斯那里被弱化，读者被完全带到了一个重生的语词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人会把托马斯诗歌的语言称为狄俄尼索斯的语言，因为这里有的是孩子对于无意义的“有型的声音”的喜爱，[8]而不是成人对于语言交流意义的务实的需求，或者是对于虚假真理的形而上渴求。这一点常常会被一些评论家忽视，他们会说“托马斯的诗歌在这里表现了六层含义……”而事实上他们忘记了重要的一点：托马斯以语词开始而非其意义。正如托马斯自己所说“……意象本身在言说，而非代表了任何事物，”[9]这是一个声与色的狂欢的世界。因此，在托马斯的诗歌世界，孩子般未经污染的知觉之轻，颠覆了成人世界对于形而上意义的诉求之重。

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轻就一定绚烂美丽，而重就一定是负担吗？还是说一切意义均来自于一定的限制和重量？米兰・昆德拉在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的讨论后总结说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可以说，接受一种轻盈的存在方式就是接受生命终极意义的缺失，而狂喜于这片刻的令人眩晕的美丽中。然而，似乎只有当我们的负担越重，我们才能感到自己的生命离大地越近，我们的生存才越真实，“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10]事实上，给万事赋予意义，给无序加以限制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不可祛除的形而上诉求，只有以这种方式人类才能免于在虚无之轻的重压下窒息。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了早年具有毁灭性的创造力之后，托马斯绝望地感到自己不是诗人，只是一个“对语词成瘾的变态”。[11]当他带着肢体之痛，歇斯底里般地抓住这些词，却发现他抓住只是语词之死，毫无意义。这也许就是尼采所说的所有的生成变化都必然带着痛苦，因为与永恒相反，它意味着死亡。[12]最有创造力、最有力量的语言，狄俄尼索斯的语言，生成的语言也同时是自我毁灭的语言，死亡的语言，虚无的语言，因为它过于强烈地消耗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尼采说只有狄俄尼索斯“超人”才有能力在这永远的流变、不断地毁灭中舞蹈。

【注 释】

[1] TCLC 8：448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 ED. Dennis Poupard. 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78-1986. vols. 8.448.

[2] Nietzsche， F. The Gay Science. tr. W.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74. sec.354.

[3] Ibid. sec.107.

[4] “71 Poems of Dylan Thomas.” Free Poetry E-Book. （n.d.）.29 March 2007. <http：///dylan-thomas/>.

[5] 狄兰・托马斯：《狄兰・托马斯诗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

[6] “Letter to Pamela Hnasford Johnson， 1934.” Selected Letters of Dylan Thomas. ED. Constantine Fitzgibb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5.151.

[7] 见Nietzsche， F. “On Truth and Lying in an Extra-Moral Sense” （1873）. 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Eds. Rivkin， Julie， and Michael Ryan. Oxford： Blackwell， 2004. 361.

[8] Tindall， William. A Reader’s Guide to Dylan Thoma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62.18.

[9] “Letter to Herman Peschmann， 1st February 1938.” Selected Letters of Dylan Thomas. ED. Constantine Fitzgibb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5. 186.

[10]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第5页。

[11] “Letter to Pamela Hnasford Johnson， 1934.” Selected Letters of Dylan Thomas. ED. Constantine Fitzgibb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5. 151.

[12] 见Nietzsche， F. Twilight of the Idols. X. sec.4. tr. W. Kaufman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 W. Kaufman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4. 464-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