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苏不能靠政策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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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武进人，经济学家。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日前，社会上似乎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十二五”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新起点，但对于新格局下的经济结构却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如，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或是认为新格局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即按照以人为本的方向进行快速的调节……

在我看来，新格局下的经济发展特点是从指经济将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能否在今后稳定的发展，取决于再平衡进程的状况。要证明此观点，就需要对平衡、均衡、非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更加具体的界定。在我看来，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的基本状况是两类经济失衡的结果。而这两类失衡的经济是互补的，就如同人照镜子一样，镜子里看到的正好是与人本身的方向相反，但正因为这种相反的状态，从而促使两者达到某种均衡，但此均衡是非常脆弱的。

这两类经济，一类像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中国现在的储蓄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的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甚至世界各国也没有这样高储蓄率的先例。另一类则是内部失衡的经济，其表现为低储蓄率、高消费率，正如美国到了危机爆发以前，它的储蓄率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

从2005―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家便对失衡的总体状况，中国的失衡的状况以及美国的失衡的状况作过广泛的、深入的讨论。就这两种失衡的经济来说，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它有大缺口，或正或负。但这两种经济之间通过贸易的往来，通过资本的流动，却达到了全球经济的一种平衡。如何达到平衡？主要是通过外汇收支，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和结余以及资本账户的流出和流入，从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中国时下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皆由此产生。比如内需不足，最终导致需求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和各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非常被动。为了保持这种平衡，我国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大量的增发货币，从而带来流动性泛滥的后果，致使资产泡沫的膨胀，严重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危险系数。

众所周知，此次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由此产生的。因此，若想真正实现经济复苏，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就需要解决一个再平衡的问题。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目前，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复苏的迹象，但是这种经济复苏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然而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政府的刺激政策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短期内能够稳住经济，使其不至于急速下滑，但是仅仅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是不可能真正地走出危机。

美国为了解决它的内部经济失衡，主要靠所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继续向好。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但主要依靠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海量的投资虽然能够使得中国在去年实现了增长，但正像总理在天津的达沃斯会议上所言，它的负面的效应也不可低估。所以，总理说：“我们今后要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解决长期增长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理解，这所谓解决长期增长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我们内部失衡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分析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便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使得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当城市化进程加速后，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便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还存在着需求短缺、内需短缺的现象，需要寻找另一个出口――进出口的方式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如果说不能改变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方式，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长久下去，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怎么才能扭转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提高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