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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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7日晚，周龙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音乐厅前，我与苏夏先生及周龙巧遇，话间苏先生对周龙说，：“你的宣传工作远远不够，还应加强！”我有同感：“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差点误过了！”周龙淡然一笑：“我一向比较低调”……话音刚落，《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过来，对我说：“请你给这次音乐会写一篇评论吧！”出于对周龙的了解，也出于对苏夏先生的回应，我应允了这一约稿。

我听周龙的交响乐已不是首次：2000年5月在纽约他的寓所听了他的《唐诗四首》和《迭响》，（我还写过一篇《迭响的叠想》，发表在当年的《人民音乐》并收入我的文集《困惑与求索》中）；之后又在北京听过他的一首打击乐协奏曲（时间地点已记不准了）；这次应是第三次。所以，应该说，对周龙的交响乐，我还是有所了解的。这次音乐会，除了《唐诗四首》是以前听过之外，其它四首（《未来之火》《忧思》《启迪》《鼓乐协奏曲》）对我而言均为“首听”。听后感到，除有些话已在以前《迭响的叠想》中说过之外，还是有一些新的《启迪》的启迪，必要一说――

一、 深切的人文关怀

周龙生长在一个知识份子的家庭，中国知识份子对人类命运本能的关切和忧国忧民的情愫，天然地博动在他的灵魂里，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在这场音乐会前半场的三首乐曲中，我们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作曲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毫不做作的人文关怀：他要“礼赞”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要表达“人们在‘’中遭受磨难但仍然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要想“通过抽象的音乐语言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他要表达“年轻一代对未来的希望与和平向往”，并进而想“通过音乐反映出一种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三和一体：和平、光、爱”。应该说，像周龙这样充满着人性的博爱、一直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并想用“抽象的音乐语言”来表现这种情思的作曲家，在今天这样物欲横流、信仰迷失的社会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并不反对作曲家有非常自我的天地，也尊重作曲家对各种题材选择的自由和对技术技法的钻研与探求，同时，也认同作曲家个人“玩音乐”的权利……但总也应该对那些胸怀博大、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的作曲家，更多一分表示我们由衷的敬意和坚决的支持吧！

二、 深厚的文化背景

周龙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作了大量交响乐和室内乐的作品：《唐诗四首》《霸王卸甲》《空谷流水》《金石丝竹》《箜篌引》《五行》《禅》《定》《玄》等等；它们有的直接取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某一实体（传说、故事），有的则着眼于精神、意韵。不仅在题材的取舍上，作曲家还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大量大胆地使用中国民族乐器，灵活多样地使用纯民乐、中西混合、民乐独奏与西乐协奏等乐队编制，独到地散发着独具民族特色的乐思载体的魅力；不仅是乐器的音色，他更从乐曲的旋法、节奏、结构等诸多方面，充分继承并延展着传统音乐元素的精彩内涵。这次音乐会上演出的《唐诗四首》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第三乐章中，弦乐群微分音和四重奏组的泛音的结合形成的空餍殓康囊饩常唤鹗粢羯的“小打”，参差不齐的散落节奏营造出的“乱而不躁”的心境；第一乐章中，大幅度的滑音音块与线状音型交替交织出静动结合的音势；第二乐章中，对中国传统乐器演奏法的模拟所形成的音色分离与特有内含……如此等等，无一不具有典型的东方美学特征，无一不是在深厚的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应该看到，周龙这些年来一直自觉地坚持一条道路：对中华音乐传统的三个层面（表层――形态音响学、中层――逻辑结构学、深层――哲学美学）全面地学习、继承，同时又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努力学习融化西方一切有用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付诸实践，不断地创造出当代新的中华音乐――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是我们一切中华乐人都应该身体力行的道路。

三、 扎实的技术基础

周龙生长在一个音乐家庭，自幼受到的良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熏陶，再加上他进入专业学习后的勤奋与刻苦，使他具备了一个专业作曲家的全面而扎实的技术基础；无论大、中、小型各类体裁，他样样涉猎；无论“四大件”中的哪一门，他不仅“过关”，而且随着这些年的不断创作实践，可以说已渐入“佳境”。应该说，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用音乐本体来“说话”。最忌讳的是用语言文字来“说话”！夸夸其谈的创作意图讲解，絮絮叨叨的乐曲介绍文字，实在顶不过一段真实的音乐本体的“直面”！

应该说，周龙是具备了足够的“音乐技术”能力来“说话”的！对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地从他的音乐会上找到了肯定的答案！但，问题不仅于此！我们还从他的音乐会上，看到了他的创新与突破：

1.调性：自由无调性的思维框架中，出现调性的回归与结合（如，《未来之火》中对民歌旋律的运用）；

2.节奏：有意识地运用复节拍与重音的错位，突破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方整性的呆滞（如，《启迪》中K,L,N等段中的节奏韵律）；

3.音色：在使用各种音色的色块时，运用了大量中国打击乐音色，从而更新、变幻、丰富了原有的“调色板”（这是对西方音色音乐手法的借鉴、消化和创新）；

4.结构：不仅早就突破了西方传统的乐曲结构模式，而且是在东方乐思发展变化的特有逻辑规律上，结构着每一首不同的乐曲的结构。

有了良好扎实的技术基础，又具有以母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创新突破的意识，加之以持之以恒的实践，人们所期待的高品位高质量的、“好听的”音乐，必定会源源不断出现。

四、 殷切的几点期望

周龙正值中年。像一切有成就的作曲家一样，创作、教学双轨并进，硕果磊磊！应该说，像周龙这样的作曲家，在海内外华人中还有不少。他们是我们事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华音乐文化的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了他们的肩上！因此，我们对周龙的期望目光，绝不仅限于本次音乐会。

但，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在宏观地审视周龙的创作之前，还是要先就这次音乐会上听到的几个作品，提几点不足之处，供作曲家参考：

1.《唐诗四首》中使用四重奏组与交响乐队对话、协奏，不失为一出“好戏”，但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互补、互动、互为、互相，还有不少功夫可做；同时，作为对立的双方，各自也还可以“玩”得更精彩！（尤其是四重奏部分）

2.《鼓乐协奏曲》中，有些全奏段落，如何处理好独（领）奏的大鼓与全奏的乐队之间的音响平衡是一大问题。我并不是要求当独奏大鼓fff时，乐队一定要轻，但必须指出的是，当这种Tutti出现时，我们只能在隆隆的鼓声“伴奏”下，看见弦乐手们忙乱的动作，什么和声（或“和音”）、织体、线条，甚至于音束、音块，一股恼儿全淹没在隆隆的鼓声中了！我也曾想过，这是否是演奏的问题？抑或是音乐厅的音响设计不合理？但最终我认为，还是要从作曲家的写作上去找原因（顺便说一下，类似的情况在我听到过的其它一些同样的“鼓乐协奏”曲中也存在着。看来这还是一个“通病”）。

3.《未来之火》中，整段民间旋律的“回归”如何与无调性的“母体”有机融合、栩栩再生，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看来，这里面还有不少文章可做。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即“作曲家如何面对当代社会受众群体”？！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每一个作曲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的是强调自我个性、追求，根本不顾社会受众的反映（最典型的如，美国现代音乐鼻祖密而顿巴比特说：“只管自己怎么写，不必管别人懂不懂”）；有的是在起步时，从观念到技术（技法）拼命追求新奇、反传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冲出去，“脱颖而出”再说！――等站稳了之后，再慢慢考虑“回归”；有的则是在以社会受众审美标准为标尺的前题下进行有限度的创新；当然也有完全顺应受众群体的一般审美标准作为自己创作的座标。总之，五花八门，多元共存。这是一个所有作曲家都面临的、而又永远无法统一认识的问题。周龙已经用他的作品回答了，并还会用他的新作品继续回答这一挑战；就我而言，无疑是赞同这样的理念：即，作曲家既应有自己的追求、创新，以及由此而采用的各种手段；同时在追求创新、设置座标时，又必须考虑它与社会受众的理解、需求、认可之间的关系。我当然也将无可回避地用自己的作品来回答这一挑战，并接受历史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一问题是我行我素、置之不理，还是自觉地探求、掌握这个“度”，不断谋合，以求达到新的统一。这不仅是一把检验一个作曲家到底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标尺，而且也是一块考验一个作曲家成熟与否的试金石。

我想，作曲家脑袋里想得再好，手头上“玩”得再“溜”，最后总要通过他的音乐体现并为人所知吧？！现在不是老爱谈什么“接轨”吗？我看，这个“接轨”、那个“接轨”，首先要与当代社会“接轨”，要与当代社会的受众“接轨”！否则，一切都是空谈！音乐史上，凡大师者，都是既有突破创新，又为同代社会受众所接受、所推崇。看来这是一条极为普通又常易被人忽略的真理！

以上几点“启迪”愿与周龙及各位同仁共勉！

金湘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