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的生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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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态批评？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文学、语言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思潮。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文学批评历来关注文学作品中如何表述、再现自然和环境，“田园诗”、“地域文学”、“文学中的动植物意象”、“文学中的风景地貌”等都是我们熟悉的名目，但长期以来，这种研究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既没有统一的名号，规模和影响也非常有限，谈不上成气候。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吕克特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倡议以“生态批评”取代之前沿用的“自然文学研究”；1991年，影响广泛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将生态批评作为年会议题；1992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特别会议宣布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总部设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语系；1993年，ASLE创立会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1995年，ASLE召开第一届年会，与会代表超过300人。经过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发展，生态批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美国学术界声势浩大的一门显学。作为其组织机构的ASLE在推广生态批评理念、推行多元化和国际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成就斐然。时至今日，ASLE已经拥有超过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英国、欧洲、加拿大、韩国成立了分会，形成颇具规模的全球性生态批评思潮。

生态批评脱胎于美国西部文学研究和自然文学研究，在新兴之初，这两个领域的影响清晰可见，具体表现为：主要关注人类如何观察和体验自然界中荒无人烟的地方，研究的文本集中于自然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作者从文明世界走入自然世界的体验和感受，融科学观察、个人经验、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于一体，注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意义，主要以散文和日记的文体呈现。代表作有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初期的生态批评也研究19-20世纪经典的美英文学作品，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和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等，但无一例外的是，关于自然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文本范围狭小，虽然有利于生态批评家凝聚力量，短期内取得突破性成绩，但从长远来看，存在不少弊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批评家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初期的缺陷。他们扩展了自然的概念，使之包括荒野、壮观的景色、乡村和人为的优美景色，并把关注的对象扩展到了世界上所有受到破坏或威胁的自然和城市环境，即便在非自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态批评仍可以挖掘出文化赋予自然和环境的意义和价值。如此一来，生态批评便具备了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如ISLE现任主编斯科特・斯洛维奇所言：“只要研究对象是环境文学文本，不管采用何种批评方法，都是生态批评；同时，没有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文本完全抗拒生态批评，完全与绿色批评绝缘。”迄今为止，生态批评为文学研究带来了三大冲击：一、将文学研究的焦点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自然、环境和生态，对“文学即人学”的传统观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二、将长期以来被忽视、被边缘化的自然文学推向文学研究的中心，弘扬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三、继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后，引发新一轮重新解读经典作家作品、重新定义文学典籍的热潮。

在拓展文本研究范围、丰富解读方法的同时，生态批评家也在加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比尔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手：一、考虑以某些自然科学学科（如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学科（如地理学和社会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模式的可能性；二、对以生存位置为基础的人类经验进行文本、理论和历史的分析；三、视文学研究为环境伦理研究的场所，譬如作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场所；四、重新建构有关模仿和指涉性的理论，用于研究文学文本对物质环境的再现；五、跨越学科界限，涉足传媒、政府机构、企业单位和环保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包括原创文学在内的所有环境话语的修辞（比如其对性别、种族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依托）；六、探讨（环境）文学与生活及教学实践的关系。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并非各自为阵，而是彼此贯通，协同作战。不难看出，生态批评（尤其是其理论探讨）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生态批评尚未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尚未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它仍处于演变和发展当中。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生态批评未来如何演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反思人类文化，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从有限利用自然的农耕文明时展到企图控制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如今已经将地球推向空前的生态危机之中，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反思人类文化、重建生态文明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生态批评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具有对于人类和地球的强烈责任心，具有拯救地球生态和人类命运的高度使命感，他们发起文学研究中的“绿化运动”，从生态的角度来透视文学和语言，目的就是通过文学来审视、反思和批判人类文化，探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以期培养人类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推进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来讲，生态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颠覆和拆解西方传统文化信奉的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对立的记载，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而宣扬人类能够战胜自然、控制自然的哲学思想则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这两大西方文化源流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大自然只有工具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价值的裁决者，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不存在伦理道德关系。生态批评家指出，这些思想正是当前世界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一切文本中系统地梳理和批判这些思想，是生态批评履行文化批判使命的重要途径。因此，生态批评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族裔研究、同性恋研究等――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为西方文化中被边缘化的他者代言，只不过后三种批评关注的是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人类社会中被排斥、被压迫的人群，而生态批评关注的是非人类世界的大自然。这种亲缘关系已经衍生出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正义论和生态多元文化主义等批评形态。然而，生态批评并不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反思和颠覆功能，它在“破”的同时要寻求“立”，要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人文科学，即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必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必须解决发展与生存、科技进步与生态灾难的矛盾问题，或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路易斯・韦斯特林所言，必须是“非二元对立的、基于经验的、强调事物关联性的，必须能够界定和指导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地球生物大家庭里人的意识和行动。”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批评根植于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从来就不是一种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对于批评家、作家和普通民众，它都极力提倡一种献身环境运动的行动主义和实践精神，这种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便借《寂静的春天》一书，呼吁美国民众警惕滥用杀虫剂和化学药品造成的生态恶果，揭开了美国环保运动的序幕。1980年，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成立旨在将环保运动推广至全球的组织“地球第一”。生态批评家也不遗余力地传播生态批评的理念，以期带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和环保责任感，大学讲坛便是他们的重要据点。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的帕特里克・默菲教授曾对同行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不必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批评家，但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员任教的所有院系，都应当开设生态批评的课程，即使是仅仅为了满足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和需要也要这样做。”如今，除了美国生态批评的大本营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名校和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普通高校都已成为生态批评的重要基地，无论是本科一年级新生还是研究生，都能选修生态文学课程，相关领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逐年增多。不少生态批评家还提倡走出书房，走向社会和旷野，他们往往身兼大学教授、环保运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如ISLE现任主编、ASLE前任主席、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语系的“文学与环境”教授斯洛维奇，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访问、讲学，身体力行地反对全球化，反对蔑视生态及底层民众疾苦的跨国公司。

生态批评界流行一个形象的比喻：地球就像一架正在坠落的飞机，虽然头等舱和经济舱的享受不一样，但如果继续朝下飞，每个人的下场都一样。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决定了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