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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德”是中国艺术创造美的一种表达形式,特别是绘画作品通过自然之物移情,使自然景物带有人的性格品质和精神内涵,反应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是人们伦理情感外化的表达手法。针对当前“比德”观展开的相应范围研究已处于相对较为完善的研究状态,本课题将沿着前人研究的系统进一步的梳理针对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范畴内的“比德”思想及其主张,通过对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比德”观的相关阐述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探讨绘画史论“比德”的相关形成因素以及史学发展中的衍变,探讨得出“比德”论述与中国绘画艺术的关联性,以期能从一个侧面或者称为一个片段式的角度试图来展示出中国画论艺术强大精神的一隅。
[关键词]画论;“比德”观;形成;衍变
“比德”这个范畴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一种艺术形态,这一形态始终贯穿于中国整个古代艺术发展史中,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绘画思想史论及其文论研究中一直充当着作为衡量艺术品评、画家、画品等的一种标准。“比德”中的“比”,是指艺术创作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一些联想与想象,透过自然事物某些“形”与“性”的属性与人的某些精神气质相比较,将“物”性与人性相同或类似的“形”与“性”谋求契合;而“德”更明确地指向人的政治主张、伦理与道德思想。
“比德”说思想在先秦时期被概括为一种“自然观”。钟子翱先生提出:“‘比德’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理论观点。其基本涵义是: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在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物可以与人‘比德’,即从其中可以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1);韩林德先生的《境生象外》一书说:“儒家在自然美领域主‘比德’说,亦从伦理品格的角度去观照自然物象,将自然物象看作是人的某种伦理品格的表现或象征。”(2)在道家的超
功利伦理观,也以比德的方式阐述了他们的道德理想。”(3)从儒与道的比德方式不同可获知传统意义上的“比德”观并非只是儒家传统的代表,不仅涵盖了人的伦理道德也强调了人与自然更多的精神契合。“比德”这一哲学范畴在古代绘画理论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观念也随之不断地深化,可把“比德”从其形成与演变、对绘画的渗入等方面来探讨其价值与意义。
一、画论“比德”观的形成
《诗经》中最早便开始有“比兴”说,《诗?卫风?淇奥》记载:“瞻彼淇奥,绿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律。”以金和锡的淬炼,圭和璋的温润来比喻君子高尚的人格品质。“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之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诗兴辞也。”(4)“比兴”是文学创作的表达手法,使得诗作更具生动感、更富有情感化。而“比德”也是艺术创作常用的一种表达手法,也是托物言志,以物抒情,这种“类似联系”的表达形式从审美角度上分析,传统诗歌“比兴”的这种表现手法无疑与中国画论中的“比德”说颇有渊源,也可谓影响颇深。
孔子在随后的《论语?雍也》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解释的便是将人的主观情志与自然的形态美丑结合了起来,谈的就是“比德”。孔子的这种“仁智之乐”的儒家经典论述对“比德”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相继的还有《论语?子罕》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借歌颂松柏不畏严寒的性格来比喻君子坚强的品格气节。”等针对“比德”的审美情趣论述都有了新的理解与解释。显而易见,人们在欣赏自然山水事物的同时,会自然地借助这些情与景代入到自身的人生境界中去衡量,在自然事物的形态中去体悟人的品格,这便产生了“比德”说。
“比德”说在随后的画论中开始大量出现,如五代后梁荆浩参照《论语?颜渊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中的“德风”说,在其《笔法记》提出:“夫木之生,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势即独高,枝低复偃。倒挂未坠于地下,分层似叠于林间,如君子之德风也。”这两者提到的“君子之德风”虽比喻的是松树,但却借松树之“性”来比君子之“德”。
二、画论“比德”观的衍变
宋代的绘画创作承接唐代之盛,各种绘画题材繁盛并存。宋代的理学之风揉合了道家和释家的伦理观和修养观,“比德”思想在这个时期彰显出其独特性,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传)北宋仲仁《华光梅谱》:“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贵贱之辨,有疏密轻重之象,有间阔动静之用,枝不得并发,花不得并生,眼不得并点、木不得并接。枝有文武、刚柔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对。条有父子,长短不同。蕊有夫妻,阴阳相应。其木不一,当以类推。”以四君子题材中的“梅”来比喻人品,涉及到人的尊卑观念,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观;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更是借助自然山水的主次关系来形容人在封建社会所遭遇的等级制度;北宋的赵佶题跋《芙蓉锦鸡图》轴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这其中提到的“五德”字面解释的是锦鸡的不同动态状貌,引申义是以锦鸡的形象来比喻人的道德观念。《宣和画谱?道释叙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也者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宋代的画论著述无一不是以“道德”作为阐述的基础,“其(花鸟)自形自色,虽造物未尝庸心(用心),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变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5)在绘画创作也将花鸟形象等同于伦理道德,凡题材种种无不均是从自然事物的“德性”入题,强调“比德”意识。
元代这种特殊的历史政策造成了文人画家处于没落的政治地位,对于画家来说这无疑不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巨大的精神之变,改变了文人画家们的创作格调。在这一时期,画论著述更多的倾向于创作者一种独特表达形式,如元代黄公望《写山水诀》中的“松树不见根,喻君子在野;杂树喻小人峥嵘之意。”用松树比喻有才德的君子,用杂树指代见识浅薄行为不正的人,从这比较上可以理解元代文人的“自命清高”。对多数文人画家来说他们不管在朝或者在野,他们内心都潜移默化的追求着一种“独善其身”的隐士情结,他们借助绘画标榜他们人格的“无欲无求”,实则实在对当世统治政策的一种逃避,所以即使他们满怀抱负,也不得不避开这种比较复杂敏感的政治圈,因而这便导致了此时代“比德”抒绪的角度和心态有了本质的演变。从较多的画论著述和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玩世不恭”的隐逸心态,元代李《竹谱》记述有:“密而不繁,疏而不陋,冲虚简静,妙翠灵通,其可比于全德君子矣”的话语,“全德君子”追求一种淡泊虚静的人生境界。
宋代“寄意”的审美情趣到元代“寄身”的隐逸意识,“比德”方式进行了转化,文人的“比德”意识在宋代没有成为主流却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彰显元代文人气格的阐述可在众多文人的题画诗和著述中看到,如吴镇题跋《墨竹谱?雪竹》:“董宣之烈,严颜之节,斫头不屈,强项风雪。”(6)柯九思题自作《晴竹图》:“岁寒有贞态,孤竹劲而直,虚心足以容,坚节不挠物。可比君子人,穷年交不易。晔晔桃李花,旦暮改颜色。”(7)由此可见他们通过水墨写意,通过水墨梅、兰、竹倾诉他们的心声,他们的比德思想更为浓郁和突出。
明代画论的“比德”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与明代文人画家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态度有很大的关联。明代重建汉族王朝的氛围使得文人画家摆脱了思想统治束缚开始有意识地展开了以抒发自身个性表现的艺术创作,在明代相对较为安稳的世俗生活中他们的审美倾向不再建立在凄凉的人身境遇上,更多的回归了现实生活,贴近安逸宁静的生活气息。如陈淳的题画中云:“云生断石壁,树合隐茆茨。一种幽闲意,市朝宁得知。”(8)由此表明了他作画为乐悠闲自适的生活状态。明代大多数的文人画家采取的都是这种隐逸不入仕的思想意识,但也有少数比如徐渭,他的文人心态在保持与现实生活状态联系之外,也更倾向于对现实的不妥协,他在《叶子肃诗序》曾云:“人有学为鸟言者,其言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言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已之所得,而徒窃人之所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9)他说话一语中的,把鸟学人说话抨击为人依傍古人,他的比德思想完全表达的是他自己的情感,这从他“纵横肆逸”的水墨大写意的作品中可以窥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开创了花鸟比德形式的新境界,把文艺比德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
明末新的道德伦理观念出现部分文人画家开始职业化倾向,到了清代,这种倾向组件变成为一种趋势。“闲来画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10)的观念使得部分文人画家们不得不面对作画卖钱的境遇,文人绘画开始走入市场。文人绘画职业化造成了传统文人“聊以自娱”、“以画寄情”、“自抒胸意”的创作方式的改变,作品商业化的需求文人“比德”思想也产生了变化。一方面,文人面对市场不得不采取迎合市场审美需求去进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作画以物言情的用意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逸笔草草”自娱的方式传化成为刻意追求绘画创作技法、创作画风的形式上,从这点而言比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人跟职业化的文人不同,他们仍然固守传统,仍坚持作画需寻求精神所依,这部分人多半生活境遇比较凄苦,这使得他们更富有深刻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使得他们在绘画创作的时候能够更直观的书写胸意、寄身言意,像郑燮在他的《半盆兰蕊》中云“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发泄,不畏凋残。”(11)他用平凡的兰花形象来表达他对于平凡生活中的一些隐忍态度,豁达的心胸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清醒。另外还有恽寿平《瓯香馆集》中描写梅:“古梅如高士,贤贞骨不媚;一年一小劫,春风醒其睡。”用古梅的坚忍不拔的品性比喻志行高尚之士的气度。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做人应保持一种道德的高度,即使生活境遇不顺,精神不得卑贱,这种意识使得“比德”获得了某种激化。
三、总结
随着时代的进步,程式化的东西在当今年轻一代崇尚新鲜、西化式的视角看来是僵硬的、过时的,但文化的传承岂非因此而桎梏,中华文明仍不遗余力的代代传承,历代的艺术家们不论书画作品、建筑园林等艺术门类均在不断地书写、反复书写蕴含着“忠孝节义”、“梅兰竹菊”这样的“母题”,这里面囊括了创作者最深刻的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伦理思想等等,他们对于传统的固守最好的展现了传统的文脉,这无疑可从流传下来的画论著述中循迹可见。通过分析整理画论著述中的“比德”思想的形成和衍变,以期将中国古代画论中蕴含的艺术比德精神展现给世人,从前人这种深厚的比德传统中获得这种精神和德行的熏陶,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获益颇深的。
注释:
(1)钟子翱:《先秦美学中的“比德”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2。
(2)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5,页256。
(3)徐东树:《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比德观》,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数据库,2005.4,页18。
(4)孔颖达:《毛诗正文》卷一。
(5)《宣和画谱》页310。
(6)《中国传世名画・二》,济南出版社,2002,页158。
(7)郭因:《中国绘画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页176。
(8)樊波:《董其昌》,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页199-200。
(9)《徐文长集》卷二十,《徐渭集》(全4册),中华书局,198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2013年立项项目,项目编号为:2013CSCDKY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