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格“天地境界”说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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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现代学者认为苏轼是古代文人中人格最为完美的，冯友兰先生更是盛赞苏轼是“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其人格已至“天地境界”。对苏轼人格的“完美说”，尤其是对“天地境界”一说，笔者不能完全持同。为此，本作将选择苏轼人格最具代表性或说最具闪光点的三个方面的分析后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苏轼；人格；境界；认识

近、现代学者认为苏轼人格在古代文人中是最完美的，苏轼是传统文化下人格境界最高的人。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林语堂先生在《坡传》中写到：“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该书的《原序》中林先生还讲到：“像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冯友兰先生更是盛赞苏轼人格已至“天地境界”，是“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

对于近、现代学者的“完美说”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定义，而对于冯先生的“天地境界”一说更是有待重新认识。为此，本作将选择苏轼人格的三个主导方面的表现，或说苏轼人格伟大、高尚的最具光芒的三个闪光点的分析后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直率耿直，真我真人

直率耿直是苏轼性格的突出特征。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不避政治风险是苏轼政场上的一贯作风。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认为新法操之过急，不切实际，最终将伤民害国，因此写下了许多诗句对新法进行了讽刺。“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戏子由》)“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苏轼原为旧党，他基本上同意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但对“新法”中的“免役法”经实践证明为有利可行，所以在旧党当权施政之时，对司马光等要全盘否定“新法”又坚持予以反对，以至司马光想把苏轼赶出汴京。诗人他在《讲田友直字序》一文中也写道：“直者，刚者之长也。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范祖禹言他“其立朝，多得谤毁。盖以刚正疾恶，力排奸邪，尤为王安石、吕惠卿之党所憎”(《范太史集》卷十九《荐士札子》)。苏辙言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苏轼的直率和劲直显示了诗人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让我们看到了诗人任真适性、真诚真我的人格风采。但也正因为诗人坦荡直言，因此首先招来了“乌台诗案”，之后又一贬再贬。苏轼自知是个心直口快之人，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其弟苏辙为此告诫他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坡为此也坦言道：“这就是我的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此外，我们从苏轼遭遇坎坷后的另类诗句中，也看到了诗人的内心矛盾。诗人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讲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又苏轼《付迈一首》中写道：“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文集》卷六十)在此诗人为自己的刚直敢言、屡遭祸患、殃及家人而明确表达了警戒亲人的意味。苏轼的妻子王弗为夫君的“直”而专门提醒他要注意识别阴险逢迎小人，与人言语需看对象，这不可不谓为其真知灼见。今天的许多学者在感慨苏轼仕途不顺、屡遭坎坷、命运不舛的时候，常常由衷地感叹：同是新法的坚定反对者、诗人患难与共的胞弟、虽名望、文才都不如哥哥的苏辙，在政治上比他的哥哥表现得更为沉稳和成熟。所以我们说，苏轼是一位口直为快、充满着凛然正气，但却缺少刚柔并进、缺少言语艺术性的文人。诗人的这种人格表现只能说尽善但却未能尽美。

二、善处忧患，坚忍不拔

处忧坦然是苏轼为后人最为称许、最为啧叹的人格表现。“乌台诗案”使苏轼待狱中前后四十几天，虽保住了生命，但由此迎来生平第一次贬谪生涯。苏轼的政治生命可能就此结束，这种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但年过不惑之年的苏轼却保持身体健康、精神乐观；其中写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写厚重人生的感慨外，更表现出诗人的豪迈和高旷洒脱。后来的元v党争，苏轼更是一贬再贬直至贬到海南儋州。“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三首》之一)而之前随同南下的侍妾朝云也去世不久，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诗人以顽强的自我肯定，与种种处理日常生活的智慧，来对付一切。自种菜，自种药，自筑屋。在精神上，保持“穷则独善其身”的总原则，并且对佛老思想进行深入的体悟，又以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来佐助养生，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虽处忧患，从容不迫。“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诗人视贬谪地为自己的归宿地，安然处之，放达自适。诗人的这种出入于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兀傲雄强而又平和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然超拔的人格风范。试把苏轼与屈原作一比较，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与苏公两人都有着贬逐的经历，但屈原贬逐心态与苏公的表现不同。屈子执著于人世，能人不能出，故一旦被抛出政治中心，忧思愁苦哀怨愤懑不能自处；苏公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又吸收了佛道思想，故能进能退，善于化解幽怨调整心理。苏轼处困境坦然自适，人生死笑对人生，实是达到了古人人格修养“独善”、善于处穷的很高境界。但是我们知道，苏轼这种文化人格的动力和源泉来自孟子的儒家思想，而实质上又与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随遇而安、随缘自适同源。这种文化下的人格表现可以明显看出消极应对客观实际的所为。古代文人一旦进入个人“独善”的人格守护，想洁身自好，就会放弃或减弱对社会的关怀，苏轼自然也难以例外。所以，苏轼的“独善”和善于处穷虽是古代许多仁人志士也难以企及的，但这种境界也绝非天地人格境界。

三、善良仁慈，爱民护民

苏轼融通了中国传统文化懦、道、释的思想精华，形成了集真善美于一身的人格；但儒家思想是苏轼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仁人爱物成为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仁心加之以佛法的慈悲为怀的善心，使苏轼一生在“达”或“穷”时能行善心，做善事，或救溺婴，或哀怜垂老之人。在自求外任杭州期间，疏西湖，建苏堤。在贬惠之时，身为犯官却关注民生，热心于当地建设，如擘画医院、饮水工程，建造浮桥、收葬暴骨，建议利用水力修建碓磨，建议推广秧马等。正由于诗人极仁厚平易，所以诗人所至则遗爱于其地，故民亦爱之。离徐州任时，“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灵壁张氏园亭记》，《文集》卷十一)。离黄移汝时，黄州父老“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依依别情至深。离儋耳时，有数十父老携酒馔，直至再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相见’”(见《东坡事类》卷六《遁斋闲览》)。苏轼依儒家民本思想为民办事，关爱百姓，实是难能可贵。不过，苏轼在顺境时或遭遇坎坷时每到一地方任上，总是凭兴游山玩水，由此诗人的一生也与名妓、高僧有着不解之缘，这时的诗人倒更像是一个善待自己的兴情中人。当然，诗人的这种嗜好与古代文人特别是唐代文人的喜漫游、追逐风雅、好作山水诗的时风延续不无关系。虽然，落魄时的诗人与古代其他文人相比在“独善”的同时也不忘“兼济”，其人格已高出他人一等；但正如上文提到的，这种“独善”的文化人格动力也使苏轼不可能把为民做事作为自己的积极所为和终身的践履。或者说，诗人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但却难具天下苍生己任的强大的社会责任。正是因为时代和传统文化的作用，即使苏轼处“达”处“穷”虽都能兼济为民做善事、做好事，但也使他的人格不可能达到新时代的至高境界。

以上我们列举分析了苏轼人格的三个方面的表现，当然苏轼的人格表现不仅于此。在苏轼的身上，“有屈原、杜甫竭诚尽智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有谢安石处变不惊风流潇洒的雅量神韵；有贾谊诵古论今不为空言的求实精神；有李白才华天纵豪放飘逸的超迈气概；有韩、欧救弊振衰主盟文坛的夙将风范；有柳宗元嗜书好农亲和田园的乡土气息；也有白居易乐天知命恬退自足的闲适心境。”这也是后人为什么称赞苏轼人格是古代文人最为完美的精要概述。但综上所述，对苏轼的人格评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人格的修养是古代文人中最为完备的而非最为完美的；苏轼的人格达到了许多古代仁人志士都难于企及的境界，但绝非现代意义的“天地境界”。从苏轼人格的评价中也让我们更加确认这样一个道理：古代人格再伟大的人，由于时代的局限，必然使他不能完美于现代，新的时代需要我们在对古代扬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人格规范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