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再解读”问题的思考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经典 “再解读”问题的思考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艺术原创性,站在时代高度并产生持久影响的文学著作。具体而言,如果给文学经典的一般标准加以约束,那么至少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从共时角度来看,与同时期其它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指那些站在时代高度以其不可超越性而“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文学作品;从历时角度看,文学经典是指涉那些具有很大阐释空间和极大生成可能性并对后世产生持久影响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经典;红色经典;解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6-0003-02

提及经典,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历史”。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说:任何阐释活动,至少涉及到三种现实: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确,这三种元素是相互关联的。从文学经典而言,我们承认它的经典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其以艺术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并非针对凝固不变的史实材料,而只是研究对这些史实的讲述与阐释。那么,什么样的“讲述”可以成为经典?我们何以认定?这不仅涉及文本本身,还必然要遭遇的是对这些“讲述”进行评定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学史家们。从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很重要的就是看它在文学史中的被叙述。正如洪子诚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时所说:“某个时期确立那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的确,对文学经典的评审与认定不单是对“经典”本身作出判定,界定经典的定义,更为重要的是“经典化”过程中本文与本文所处文学环境及那些“隐蔽的成规”,时而亲密时而紧张的冲突关系给予我们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起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红色经典”的“再解读”问题。。笔者认为,“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更为复杂地呈现了这种“本文”与“秩序”在相互规约中推进的合力过程,而“再解读”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对这一现象的重新编码同样值得我们考察。

“红色经典”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是20世纪90年代末。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却早已预设在人们的心里,它所指涉的范围主要是40到70年代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从题材来看有两类,一类是对革命的“叙述”;一类是对农村现实的“叙述”。前者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后者如赵树理、柳青等人的作品。此外,时期的“样板戏”也属此范畴。

关于“红色经典”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研究者其实是有岐见的。持批评观点的研究者多从其作品所内含的文学性与人性的不足加以批判,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高压政治之下的一种宣传,而非艺术。的确,如果仅就文学艺术性而言,与那些所谓的纯文学相比,“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红色经典”应当说是缺少诗性内涵的。然而,这种先在意识里预置一种所谓的文学标准,然后再用这种单一标准(审美)去框定与其所定文学标准相异的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毋庸置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艺术性极高的文学经典,但它们又无不是在与当时文学秩序的时而疏离时而紧张的复杂关系中突围出来的具有艺术原创性的文学作品。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部文学经典,它必然具有审美的功用;其次,它“本身又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笔者认为,任何文学经典都是“诗”与“史”的艰难融合,正是这种融合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冲突与碰撞才构成了文学经典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被建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因为它在纠结包括政治意识、文学生产、阅读群体等在内的一系列元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它进入当代文学经典的途径。我们知道,在50到70年代,“文学经典对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参与到对社会政治和文学秩序的建构中。”通过对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不仅具有单纯的文本审美功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出文本背后不同文化历史形态在文本内的冲突与磨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中国学者掀起并在中国当代大陆产生较大影响的“再解读”所解读的一批文本就主要是40到70年代期间从左翼文学传统里走出来的 “红色经典”。当然,“再解读”的研究对象并非局限于40到70年代,例如孟悦的《历史与叙述》就对刘心武、王蒙、莫言、张洁、林斤澜这五位新时期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只不过收入《再解读》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一批研究文章的主要是这一阶段的的文学经典,并以此为发端拓宽了我们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的视野。因此,通过对“再解读”作一番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遭际有更为丰富的认识。

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切入点的解构式研究思路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种研究侧重探讨文本深层结构、修辞形态的运作、文本冲突,对以往那种“新批评”式的就文本分析文本及局限于诗学、美学的价值观念里的批评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把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种研究思路的代表作包括: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作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此外,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李扬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论著也体现了相关的思路。纳入再解读研究范围的文学作品都被视为一个开放的、具有极大想象性与虚构性的文化场域。正如唐小兵谈到的那样:“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是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处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确实,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应该把文本打开,让其它话语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挖掘文本在空间意义上拓展与阐释的可能性和文本与文本环境的冲突。黄子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从他们这种具有批判与颠覆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他们那里,尽管锁定的研究对象依旧是具体文本,但已经与新批评意义上的“细读’有了很了不同。他们的研究不仅包含了“细致的内层精读”还注意到了“广泛的外层重构”的重要性,且对“外层”作了丰富的理解,正如唐小兵所强调的那样:“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更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这实际上就是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让具体的文学作品与其所处的语境发生关系,从而探讨它在这样的一种语境规约下所处的位置及它如何想象性地呈现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从中突围出来形成对历史经典化的叙述。

具体到对经典文本的操作上,“再解读”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一种是以时间为轴,探讨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中的变迁情况。比如孟悦的《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就并通过比较歌剧《白毛女》、电影《白毛女》、舞剧《白毛女》探讨了所谓新文化、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权威这三种不同文化力量在在这个文本中的纠集与易变情况。另一种则是从文本中的修辞运作着眼,研究“作品与多重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强调“作品与其他话语的互文性”及“作品进入本世纪的‘话语――权力’网络之后的一系列再生产过程。”比如黄子平对丁玲《在医院中》的论述就探讨了革命社会实践与“病理”之间的隐喻关系。总之,“再解读”这种研究思路给我们重新审视已成定论的经典作品,从多层次来揭示文本的丰富复杂性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再解读”所存在的问题也需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问题。稍加翻阅,不难发现“再解读”并为真正形成一种解构思潮,更未像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再解读”已经参与并对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笔者认为,“再解读”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文本的方法,它给我们的启示更多的是方法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文学批评,是对单一文本的分析,而非文学研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其次,“特殊”与“一般”的问题。我们知道,“再解读”主要是着眼于从宏观上对“体制化”叙述的解构,在具体的操作上,正像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里所说的,他们采取的是“小题大做,举例说明”的策略。这里边有个“怎么做”的问题。虽然“再解读”的一批学者一再声称他们是在严读文本的基础上去揭示文本背后各种文化力量的纠葛关系,是通过立体化、多角度的研究去达成所谓的“意义网络”,但问题是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文本不会又一次沦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想象性叙述的注脚材料。究竟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还是重蹈“为一般寻找特殊”的老路?这是坚持“再解读”的研究者所必须正视和思考的,同时也是笔者对这种重读经典的担忧。此外,“再解读”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架构体系,他们所进行的只是把西方的诸多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所谓的解构性工作中来,已达成自己的既定意义――颠覆传统叙述。

我们知道,并没有一个颁布文学经典的权威机构,也没有一个相对量化的指标去衡量达到怎样的高度即可成为经典。那么,围绕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便成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一个极具想象与虚构的经典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了“再解读”这一研究思路对文学作品所做出的拓展与发掘。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保持谨慎的乐观,防止“过度阐释”的再次袭来。

参考文献: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2]黄子平.“灰阑”中的叙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南帆.隐蔽的成规[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