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经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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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成熟”的标准，但相比于维吉尔、但丁，其经典色彩似乎就不显得那样突出了，因为后者带有更强的欧洲色彩，而莎士比亚身上的英格兰特色则更明显一些。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典文学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姆有句名言：“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向我们昭示了经典及经典文学存在的价值。T・s・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讲演《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试图对经典作品进行明确的界定。卡尔维诺则在《为什么要重读经典》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经典重读的意义。很多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本身早已边缘化或渐行渐远的时代，经典文学已经不再拥有意义或不再出现；而一个“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其呈现方式也早已与曾经的经典文学时代背离。事实真的如此吗?文学的边缘化及经典文学的离场真的是当今时代文化的一个必然现象吗?我最近再读《艾略特诗学文集》，颇有感触。在上世纪80年代，欧美文学界曾就经典文学进行过一番学术讨论。而我国学界随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讨论，一些作家学者也曾呼吁“重读经典”并“重建经典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经典文学的话题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而对它的探讨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将永远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再说“何谓经典”

众所周知，在英语文学中，classic(经典)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曾借用这个词去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标准的”等含义。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强调的正是以古希腊罗马作品文学为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因而classic在中文里也可译为“经典”或“古典”。

Classic一词作为与Romantic(浪漫)相对的一个文学术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这个时候的classic则被当做古典的含义。正如艾略特所说的：“从经典、浪漫相争的角度来看，把一件艺术品称作经典的，要么是最高的褒扬，要么是最大的贬损。”显然，在这里，经典与古典被混为一谈了。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说，藕断丝连，难以分离，但其在不同的时期，意义是不同的，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艾略特认为，古典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这一解释无疑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文学呢?哪些作家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家呢?经典文学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艾略特给出的经典的标准是：“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并对这一标准作了详尽的解释。在艾略特的观点中，经典文学往往既属于一个民族，又超越一个民族；既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往往跨越历史的长河，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当然，这一标准并不绝对，比如，在他看来，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成熟”的标准，但相比于维吉尔、但丁，其经典色彩似乎就不显得那样突出了，因为后者带有更强的欧洲色彩，而莎士比亚身上的英格兰特色更明显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略特推崇经典的意义，但他还是相信，经典并不是评价一个作家或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一些不具备经典标准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并不失其伟大：一些经典色彩并不特别突出的作家，也同样并不会因此而失色。比如，莎士比亚并不经典的文学创作，就其文学价值来说，并不逊色于更为经典的维吉尔和但丁等人。作为英美文学批评的大家，艾略特关于经典的这一标准，虽然个人及主观的色彩浓厚了一些，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并把它当成评判经典的标准。

对于经典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我国学术界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延传》一文中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还处在模糊的状态，难以给予准确的界定和概说，因为“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他本人则倾向于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在笔者看来，正是经典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矛盾性，使得我们试图对经典进行准确定位的所有努力都往往得不偿失。

其实，经典的确立，与其说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更多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经典或符合了经典的“标准”，而是阐释者赋予了它们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阐释者本身应该具有解释并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在这里，阐释者就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者了，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接受理论已经赋予了普通读者与批评家和专业研究者几乎相同的地位，似乎也让普通读者拥有了阅读并阐释文学的所有权利。在经典文学的解释上，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都不过是旁观者或门外汉，都被排除在经典文学的确立者之外，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那么，文学经典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一部文学作品何以被确认为经典呢?佛克马和蚁布恩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确立过程进行了研究，值得我们参考。他们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首先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没有话语权力或话语威信，就无以确立文学经典。这种权力首先来源于政治权力，经典“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典律(即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除了政治权力，文化的传统及历史的背景也同样会影响经典的确立过程。这意味着，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进入经典的行列，完全来自于同代特别是后代人对它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也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典的确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文学话语权斗争并妥协的结果。“经典”有一定的标准，即使这个标准并不绝对；经典文学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表征，那就是“权威性”、“典范性”及“永恒性”。我们在经典文学上几乎可 以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经典文学主要指那些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用完美的形式，表达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情感的典范作品!而经典作家，则是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他们以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深刻而个性化的表达，以其在心智与灵魂上拥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高峰。

二、经典作家与心灵智慧

作为经典作品的创造者，经典作家虽然也被纳入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范畴，但常常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所谓重读经典，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重读。相比对经典文本，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也许会简单地认为，作家的全部价值都附着或体现在他留下的全部作品上；对作品的解读，也就是对作家的解读。这样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中国人谓知人论世，孟子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和了解，有的时候比对一部作品的阐释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作品是固定的，特别是经典作品，往往是那些已经成为过去，曾经历史与岁月的涤荡，进入了文学最高殿堂的东西。它的全部内容己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过等待后世读者的不断阅读、接受及不断阐释而已。它是明确的，也是透明的。而作家则不一样，他们即使已经成为故人，生命永逝，但他的性格、生平及经历，却常常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引发人们的猜想、思考和向往。他们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永恒的丰碑。特别是经典作家，其厚重丰富的人生阅历、博大深刻的思想内涵、复杂矛盾的精神历程以及独特不二的性格气质，可能远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与追寻。

在《哲人歌德》一文中，艾略特延续了他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并进一步地解释了他对经典作家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对经典作家研究和思考的参考和启示。作家所以经典，总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了某些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地方性、民族性与欧洲性总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一样。按照这样的标准，艾略特特别推崇三个作家：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三个共同点：丰富、宏博、统一”。从作家生平和经历的角度看，三个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因离我们较近的缘故，他的生平经历才可能被我们所熟知。所以，在文章中，艾略特对歌德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生其平的角度而不是从作品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的角度也许正是我们在研究经典文学时所忽略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曾受到广泛质疑，但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至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隔离，走上前去，用心聆听作家心灵的声音。而这一点，在艾略特对歌德的评价中已经可见端倪。

一个经典作家最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的是什么?哪些要素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独特价值?虽然每个人的结论不一，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作家独特的心灵和智慧。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首先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显然，在研究经典作家时，其心灵与智慧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艾略特在评价歌德之所以成为高于同时代作家的经典作家时，用了一个词：智慧。而在解释它的意义时，艾略特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好用比较含混和模糊的语言称：“没有任何一个词比这个词更难界定、更难理解。要理解智慧，本人就必须是一个哲人”。显然，在他看来，歌德作为一个哲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新鲜而独特的。艾略特特别谈到了歌德与时代的背离与不和，这也颇有启发意义。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作为时代精神表达和象征的作家，他与时代之间的距离反而成为了他真正价值所在，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哲人，他固然有属于时代的一面，但必然有超越时代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他远离时代、自觉孤独的原因。比如歌德，在那个德国民族性高涨，浪漫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时候，他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那样与众不同，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特立独行的价值。

每个经典作家身上，总有一些超越了其作品而让我们回味无穷的精神要素，构成了他们作为经典或伟大作家的真正价值。如果说在歌德身上是其深刻隽永的“哲人”气质的话，在别的作家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拜伦与雪莱，用剑与琴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的诗人的真正魅力。在世人和一些平庸的诗人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恶魔”一样的诗人；但正是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抗，特立独行的猖狂行为，完美地集诗人与战士于一身，赋予了他们自身许多远过于作品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当时所引发的影响，也许同样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思想交流和激情涌动，至今余音未灭。经典重读，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读!而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就是要追寻他们生命的足迹，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的心灵与智慧，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三、全球化时代的经典文学

近200年前，当歌德向我们预言“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时，近代工业的大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很快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在论及世界文学出现的必然性时，曾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世界文学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文学普通性和共通性的需求，适应了经济与文化同一性的潮流。而经典文学也因其对人性普遍性、永恒性的表达而成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一个表征。也只是在世界文学的时代，人们对经典文学的意识和渴望才前所未有地强烈；经典文学只有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才更加彰显出它特有的价值。所以，人们把世界文学与经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时代的特征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文化的大交流必须导向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似乎受到了新的怀疑和挑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同一，比我们曾经想象过的情形要严重得多，也可怕得多。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某些民族和地方的个性尚能得到尊重，尚有一席之地的话，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价值体系正在分崩离析和逐渐瓦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物质取代了精神，文化取代了文学，经济成为时代前进的杠杆和表征。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化的商品化等，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必然现象而已。于是我们开始质疑：在这样一个文学尚且成为稀有物的时代里，还有经典文学的存在意义吗?经典文学如果尚在，它又会向我们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呢?

前已有言，世界文学虽然强调和看重人类文学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但并不排斥和拒绝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正是某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要素，推动了各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在《致陈烟桥》一文中，鲁迅曾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后来，这段话被演绎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广为流传。这实际上就强调了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在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中，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只有民族性才是经典文学的最基本特性。经典文学固然首先是经典的民族文学，但是，“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作为能被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的带民族性的经典文学，其世界性的特征同样存在，不容忽视。

我们很难设想，一部只表现民族特性的作品，能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共鸣。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同样是反映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思想和情感的作品，或者同样是体现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作品，为什么有的备受推崇，有的频遭冷遇?同样是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有的却只能徘徊在民族和地方文学的边缘?在其中，显然有世界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在世界文学时代，经典文学总是能兼备人类的普遍性和民族的特殊性，两者不可或缺。对于经典文学而言，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永久的深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莎士比亚。本・琼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这似乎也在向我们昭示文学经典中“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性。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文学的范畴，跨越了历史和时代的界线，成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的读者，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中，获得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打动世界读者之心的，似乎更多的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体验，是那些能让读者普遍感同身受的境遇和环境。

但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不正是由于属于英格兰，不是因为表现了最浓郁的英国历史和文化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他作品中深厚的民族色彩不也是他成为经典作家的重要因素?布鲁姆用“影响的焦虑”去形容经典作品对读者的强烈震撼，他认为，在莎士比亚面前，“这些人(读者)所遇到的是莎氏最独特的力量中不可超越的障碍：不管你是谁和身在何处，他总是在观念上和意象上超过你。他使你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他包含你，而你却无法包括他”。人类经典文学总是向我们展示一些世界性和民族性相互交织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中，民族性和地方性则受到了未曾有过的忽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所有曾经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因素都在渐渐消失。与世界文学时代相比，全球化时代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世界性取代民族性而不是两者共存的特点，地方和民族的差异性渐渐无足轻重，人类的共通性正在成为主流。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时代与全球化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曾经被普遍认可的经典文学，今天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经典文学，其价值和评判标准还一如从前吗?

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回答应该还是肯定的。不能因为今天文学对世界性和普遍性因素的强调，就否定了今天经典文学的标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是文学作为经典永远流传的基础和根本，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两者的倾向性上，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有所偏向罢了。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民族性特征往往是经典文学的标准，成为构成经典文学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的话，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性和普遍性则会成为新的标志和标准。这里，只是偏向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差别，这是必须要明确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且需要经典的文学，笔者不同意所谓后文学时代不再有经典的观点。经典没有也不会有一个永恒的标准，无论是艾略特还是卡尔维诺，他们在给出经典文学的标准时，也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信仰的表达。即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标准不再变化。既然如此，经典文学将成为人类文学永恒的形式，存在于永恒的人类文学史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结语

对每一个具体的经典文本来说，其民族性与世界性总是水融的。也许，我们在每一部经典文本中，会首先看到浓郁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特色；但透过民族性的表层，我们一定能够发现其中更为深层的世界性的东西。在全球化时代，不再如过去那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相反，“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仿佛一切都倒了过来。在这个时代中，人类的社会生活正趋向同一；在这个时代中，文学作品的伟大和经典，往往不在于它们表现了民族的特色与个性，而在于它们最大限度上摒弃了这些特色和个性，从内容到形式，只展现人类生活的共通性。于是，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在今天的文学和艺术里，充斥着大量浅薄、平庸和低俗的作品，既无个人特色，也无民族个性。很多人在问，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产生?为什么鲁迅和《阿Q正传》只能属于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和社会?其实，在充分了解了经典作品的本质和特征之后，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民族的特色，作家的个性，都正越来越淡化。这个社会之所以很难产生经典，不仅因为时代的平庸，更因为民族性的匮乏、个性的消失。在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经典文学的基本要素中，当代的文学正选择性地缺失，这才是今天经典文学的尴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