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深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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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有一个残忍的尾巴，那就是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为抑郁症自杀离世。

我读高中时，看到一篇译文，翻译的是伍迪・艾伦的短篇小说。伍迪・艾伦很难“中文化”，他笔下期期艾艾、神经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阅读经验里是陌生的，一不小心，就容易译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然而翻译者出色而优雅地完成了任务，我自此记住了“孙仲旭”这个名字。他去世之后，有人约我写纪念文章，我不愿写，因为私下和他并没有交情，仅仅凭他在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大做文章，推断他的痛苦，是极为不公平的。就像他逝世之后，网上的缅怀演变为集中控诉“翻译稿酬低”，这种不负责任的同情，是对逝者的贬低。然而，在所有对痛苦的解释里，“贫穷”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因此大家选择相信孙仲旭的离去与贫穷有关。

我想起另一位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作家，他把怨懑与遗憾寄托在别人的故事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英国天才作家，在任何介绍这个时代最好作家的榜单里，都会出现他的名字。我读过他的第一本小说《系统之帚》，内容和题目一样古怪。主人公是一位24岁的年轻女性，她担心自己只是一个存在于小说当中的人物，因此环绕她的一切也如此不真实：从养老院逃跑的曾祖母、神经质的男友、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这不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不断变化的叙事方式加大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当我艰难地读毕之后，我就放弃了这个作家。直到2008年12月，看到华菜士在家中因为困扰多年的抑郁症自缢的消息，这个在我记忆里淡去多年的作家，才再次出现。

他未完成的遗作《苍白之王》，用将近600页的内容讲述发生在美国国家税务局一个地方办事处的故事。主人公每天和大量表格、数据打交道，小说的核心便是“无聊”，而他的叙述方式里也贯彻了这一点，比如花了整整一个章节讲各种人如何翻纸：“克里斯翻过一页纸，霍华德翻过一页纸，阿纳德不小心一次翻过两页纸，于是他把其中一页翻了回去……”整整一章！他以恶作剧的方式挑战了读者，让我当时几欲愤怒地摔书。直到全书读毕，我才明白他的意图：他明明可以写“办公室的人翻了几页纸”，然而那样不会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记。他是让读者用阅读的乏味、枯燥和痛苦，去感受主人公的乏味、枯燥和痛苦――他用文学做大胆的实验。

好的小说，让不安的人得到安慰，让舒适的人觉得不安。文学，通过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且准确地模拟出来，让现实生活中孤单受苦的人不再孤独。用华菜士的话去概括：“小说家，就是让人明白，身为人是他妈的什么滋味。”“搞文字的人容易抑郁”，这是大多数人轻率而粗鲁的结论，在他们的印象里，文字工作者是生来阴郁孤僻的，却不屑了解他们抑郁的原因。有太多受苦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出现在文学家的脑海里，企图通过他的笔书写出来。身为书写者的自己，是人物的创作者，还是人物本身？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受苦的人，还是施加痛苦的人？不再能区分。孙仲旭微博中曾引出尼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会不会被痛苦击倒，在于是否能够排解。华莱士去世后，他的好朋友乔纳森・弗兰岑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在他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露台上，他抽着烟，我眼睛一刻不离房子周围的蜂鸟，而他却可以不看一眼，我不禁为之悲伤。在他下午服药后小睡时，我则在为一次出行研究厄瓜多尔的鸟类，我明白了，他的难以排解的苦恼与我的尚可排解的不满，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我可以在观鸟之乐中逃避自己，而他不行。”在大多数人看来，孙仲旭过着不失浪漫而理想的生活，在一个航运公司工作，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不时远航非洲，十天半个月在大海上漂游，看到大多数城市人一辈子也看不到的繁星。然而他依然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大概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在凝视大海中逃避自己，而他不行。

（摘自《新周刊》2014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