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塑造的“凝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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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瑞在讲述“游客凝视”如何被种种社会条件所塑造的过程中，无意中遗忘了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游客凝视”目光的塑造，不仅仅只是“寻求个性”这样简单，它还牵连到社会如何控制其成员的意识形态行为。

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

[英]约翰・尤瑞（John Urry）著，杨慧、赵中玉、王庆玲、刘永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英国学者尤瑞（John Urry，或译为厄里）所写的文化研究中里程碑式的名作《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一书的中译本，在该书英文本初版20多年后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尽管此书之翻译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1990年版的《游客凝视》中，尤瑞并没有给“凝视”做出详细的解释。他一方面鼓吹“游客凝视”是现代旅游的核心，另一方面，却笼统地沿用了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所讲述的“凝视”的基本含义，并没有赋予“凝视”以特殊的命题。

在福柯那里，“医学凝视”乃是被社会组织化和社会系统化了，“它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凝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凝视”。也就是说，“医学凝视”之所以可以将被观察者作为“科学客体”进行观察，乃是源自科学话语体制与现代医学系统。福柯发现，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健康”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件，而是一种公共事件。古典医学时代，“医院”只是被作为收容所使用，而在现代医学时代，医院则是按照公共化的社会手段处理“病人”的空间。在这里，“疾病”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医生由此获得了一种“权力”，可以将病人的身体，作为一个可以用科学的眼光进行打量和分析的客体。“医学凝视”通过对“病人”的病体进行扫描、质询，显示出一种“科学的威力”，并且，塑造出不同日常生活状态的“病体”。同时，“医学凝视”有权力将病人的身体进行一种科学简化，甚至将其非生命化，最终使之成为受视觉支配和规范的“症状器官”。

显然，福柯的医学凝视强调了“凝视”背后所凝聚着的权威话语体制的力量。在“医学凝视”下，“病人”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只能任凭“真理”去宰割。由此，尤瑞使用“凝视”这个概念来描述现代游客的旅游行为，其目的在于，它可以启发人们理解，在游客对风景名胜进行查看的时刻，“凝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其内涵并不是由游客自身赋予，而是通过其背后的社会性体制、组织和话语机制来规定的。

尤瑞认为，游客凝视随着时代、群体、社会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而任何形式的游客凝视，又是通过差异的原则被建构起来的。“在任何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凝视都是通过在它和那些与它相反的、非旅游的社会体验和意识之间建立关系而被建构的。建构出旅游凝视的东西取决于与其形成反差的东西，取决于非旅游体验的类型是什么。因此，这种凝视以一种确定了特殊旅游事件发生地点的社会活动系统和社会标识系统为前提（a system of activities and signs）。”也就是说，“游客凝视”这种看起来是极其自主、自我甚至私人的事件，却是通过一种旅游胜地的社会生产体系来完成和塑造的。

一方面，游客在旅游胜地的观看是自由的、不受支配的；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暗示、启发与指导，比如导游的讲解、旅行手册、明信片、电视广告片等等，却在无形中塑造对客观景致的“凝视”行为。其结果就是，游客凝视伪装成自我的主体行为，却暗中被各种文化力量操控。

显然，尤瑞的理论延续了“凝视”这个概念的特定含义。

“凝视”（gaze）也就意味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观看行为。尤瑞致力于区分旅游凝视如何被非日常化的特点：“旅游这种实践活动涉及‘离开’（departure）这个概念，即有限地与常规活动分开，并允许自己的感觉沉浸在与日常和世俗生活极为不同的刺激中。通过考虑典型的旅游凝视的客体，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客体去理解那些与他们形成反差的更为广阔的社会中的种种要素。换句话说，去思考一个社会群体怎样建构自己的旅游凝视，是理解‘正常社会’中发生着什么的一个绝妙途径。”按照尤瑞的理解，“游客凝视”是一种努力寻求差异的眼光，它拒绝庸俗、普通，总是不断地强化那些“人们在日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与旅游凝视之间存在着不同”。

于是，游客凝视同样获得了福柯那样的威权：通过游客凝视活动，日常休闲和日常工作被严格区分开来；前者被赋予了浪漫、个性、自我的主体性色彩；后者则和机械、控制、他人有关，构造出非主体化的意义。

正如许多论者所批评的，尤瑞并没有在这里挖掘“游客凝视”所具有的极其丰富的社会学与美学的价值，甚至没有太多地关注这个概念本身应该蕴涵的意义。但是，在2001年版的《游客凝视》中，尤瑞试图应对这种批评。他提出了旅游凝视的几种方式，力求展现游客凝视的丰富内涵。在“浪漫的凝视”中，旅行者希望独处，并且通过独一无二的景观来实现对深沉、独到的美学体验的搜寻；“集体的游客凝视”则追求狂欢或者运动感，以到达人们应该到达的地方为目的；“旁观者的凝视”与“恭敬地凝视”构造了一动一静两种不同的视觉行为――前者从列车的窗口搜集风景，后者则在神圣性的场域静静怀想；“人类学的凝视”则倾向于阅读旅游地点的各种文化符号的含义；“环境的凝视”算得上是一种生态旅游，谋求的环境影响最小的旅游观看方式。这样，尤瑞就赋予了游客凝视浓郁的社会学与美学色彩，使得我们有理由将游客凝视行为引入到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去。

不妨说，“凝视”这个概念，本身就和主体问题纠缠不清。在拉康那里，“凝视”乃是生成主体幻觉的核心动作。在镜像理论中，小孩子站在镜子前面，通过凝视镜中的形象发现这个形象与他人的差别；在这样的时刻，“自我”作为孩子的镜像，被创造了出来。于是，“自我”的诞生，其实就是“自我镜像”的诞生。孩子与这个镜像认同，并通过凝视发现自我的独特存在――“凝视”，就成为塑造主体幻觉的核心动作：凝视而创造与他者的差别。

有趣的是，萨特描述了凝视与被凝视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感的形式。在萨特看来，人的身份本身就是凝视的产物。萨特漫步在公园中，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于是，他认识到自己完全控制了视野，并得到无限快乐。但是，别人闯入公园，这个闯入者就打碎了单独观察者所独享的宁静，并破坏了萨特对视野的控制。于是，看与被看形成了不同的主体感受。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了“锁眼偷窥”的例子，试图说明，在偷窥中，被别人注视构成了最大的主体损伤。

比较鲜明的例子来自鲁迅《藤野先生》（1926年）一文中所描述的幻灯片凝视场景。鲁迅在凝视荧幕上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的时刻，同时也会深刻感受到现场的日本人同样在凝视鲁迅自身。不妨做一个大胆假设：假设现场没有日本同学，鲁迅对于应该是司空见惯（至少在想象中可以想见）的国人围观杀人的场景，也许不会产生这样剧烈的震惊――哪怕是日本人杀中国人。而一旦鲁迅处在被凝视的地位，他就如同萨特所呈现的那样：“我们被看见在看”（丹尼・卡瓦拉罗语），自我被置放到一种被审视、被质疑的地位，也就是被“客体化”的境地，主体感瞬间坍塌。周蕾提到：“进一步而言，它让我们意识到这著名的一幕怎样可以从不同观察者群体之间复杂关系的角度加以重写――包括在现场‘赏鉴’行刑的旁观者、观看屠杀事件以及幻灯片上旁观者的鲁迅和他的同学、作为作家的鲁迅的观察和其他人的注视……”在这里，周蕾将作家的鲁迅和《藤野先生》中的鲁迅进行了区分。观看幻灯片事件，就成为在不同的凝视视野中具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事件：正是因为作为旁观者的鲁迅的存在，才有了作为作家的鲁迅的震惊和深思；也就是说，只有当鲁迅因其现实处境的劣势地位而成为“旁观者”的时候，鲁迅才可能观察到并震惊于这种“旁观”里面所蕴涵的“民族的麻木和衰弱”。

“观看幻灯片”事件中的不同凝视行为，构造了不同的文化体验。乔纳森・克莱利（Jonathan Crary）曾经对英文中的“Observer”（此处译为观察者）和“Spectator”（此处译为旁观者）做了区分。依照他的逻辑，观察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凝视”的同时，本身也被这种“凝视”规定着内在形态，亦即“历史中的眼光得以物质化”，“视野和它的效应总是不可分割地体现在观察主体身上，这一观察主体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某种实践、技术、机构以及被主体化过程的场所。”克莱利进一步将观察者定义为“一个在既定可能性框框中看世界的人，一个深置于常规和局限体系中的人”。旁观者与观察者的区分，最后成为知识分子自我和未萌醒的大众之间区分的关键。在《示众》（1925年）这篇小说当中，示众者和旁观者达成一种富有意味的文化共谋：接受众人的旁观被当做是一种惩罚，而旁观者所发出的无聊注视，成为一种有力的制裁武器。正因如此，众人的旁观并非完全脱离了意识形态规范，事实上，让旁观成为一种惩罚，也是对旁观者注视中强烈的意识形态排他性的利用。所以，对旁观者顽固的“旧思想”眼光的批判和对旁观者百无聊赖的生活习性的批判，悖论性地同时存在于这篇小说中。从这个角度讲，观看幻灯片的鲁迅的眼光，和批判《示众》中的旁观者的眼光是相互对立的。相对而言，在《藤野先生》所描述的凝视行为的现场，鲁迅被在场的日本人以一种“旁观”的凝视所看见，也就同样成为了一种“示众”的材料；而鲁迅自己却同时向幻灯片和现场的同学发出“凝视”，但是，这种凝视行为虽然具有审查、分析的性质，但是，却变得及其渺小虚弱，并最终陷入民族自尊感失落之后的深深沮丧之中。

显然，在日本人眼中，鲁迅及其被虐杀的“支那人”，构成了类似游客眼中“人类学的凝视”的对象。“支那人”作为一个被游客凝视的对象，不断地呈现只有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想象中的日本人所允许看到的意义，诸如衰败、麻木、非人化等等。“游客凝视”由此便成了一种主体感挺拔、意义鲜明、自我崇高的行为。

而萨特的公园行走，可以看做是一次“浪漫的凝视”活动。而“偷窥被窥”构造了一种凝视的主体寓言：一旦我们被看见在看，主体感就会迅速消失；反之，主体感则会变得强烈，并激发起浪漫的美学体验。在卞之琳的著名诗歌《断章》（1935年）中，这种“游客凝视”可以凸显不同的主体感悟：“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将这种凝视的游戏变成了充满浪漫意绪的视觉交往。凝视与被凝视的尖锐差异，通过一种淡然的“游客情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暗中抹平了。一旦风景化，或者说，一旦凝视变成“游客凝视”，主体感就会消融于一种浪漫恬静的氛围之中。

不言而喻，尤瑞在讲述“游客凝视”如何被种种社会条件所塑造的过程中，无意中遗忘了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游客凝视”目光的塑造，不仅仅只是“寻求个性”这样简单，它还牵连到社会如何控制其成员的意识形态行为――换句话说，“游客凝视”，不断地塑造出浪漫而又个性感的自我幻觉，从而也就把人“游客化”了。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