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牛同人》残篇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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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聊斋志异・牛同人》篇因为残缺不全的缘故，从未得到研究者的青睐，但这并不表示该篇毫无研究价值。蒲松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牛同人》篇的创作：一是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二是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三是《周易》对其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这三个方面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的一部分。
关键词：牛同人；聊斋志异；创作；关羽；周易；蒲松龄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牛同人》残篇共280字，今人张友鹤的三会本《聊斋志异》中《牛同人》残篇共282字，“忽闻空中喊嘶声”之前多出“关帝”二字，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字是衍文。但仔细观察手稿本可以发现此“关帝”二字上有划掉的痕迹，当是蒲松龄誊写时的笔误，已被删除，因此不宜将其视作衍文。
《聊斋志异》的手稿本、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几个著名版本中，只有手稿本收录了《牛同人》篇，因其残缺不全而未见录于其他版本，也因此，《牛同人》篇从未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仅仅在比较诸版本异同时才被提及。那么，《牛同人》残篇完全没有研究价值吗？笔者认为不是这样。本文将通过三个方面的发掘来推定《牛同人》篇的创作过程，这三个方面不仅是《牛同人》篇的创作思想与方法，也是蒲松龄创作整本《聊斋志异》的方法与思想的一部分。创作过程既明，则研究价值自现。
一、蒲松龄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
《聊斋志异》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篇目篇名不同，但所记故事相同或故事类型相同，只是一略一详，且略者在前，而详者靠后，这表明后者是对前者的再创作。《海大鱼》篇之于《于子游》篇，《四十千》篇之于《柳氏子》篇皆属此类。
《海大鱼》篇寥寥数语只是志异，没有具体情节：
海滨故无山。一日，忽见峻岭重叠，绵亘数里，众悉骇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乌有。 ①
而《于子游》篇则设置了人物、故事情节等具体因素，描写了幻化为“一少年人”自称“于子游”的鱼妖与一秀才宴饮的故事，鱼妖是海大鱼的随从，是在清明前夕随海大鱼上坟，原文云：“以序近清明，将随大王上墓”“次日，见山峰浮动，顷刻已没。始知山为大鱼，即所云大王也”。且两篇中有类似语句：
《海大鱼》篇：
相传海中大鱼，值清明节，则携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时多见之。
《于子游》篇：
俗传清明前，海中大鱼携儿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这更加能够证明《于子游》篇是对《海大鱼》篇的再创作。另，把鱼妖的名字定为“子游”，也似可见出《于子游》比《海大鱼》更具匠心，是《海大鱼》篇之后所作。
《四十千》篇只是以很短的篇幅记述了一个“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的故事：儿子是父亲前世的债主，生到此家是为要债，花费够了前世所欠四十千后就死了。而《柳氏子》篇则更详细地建构了柳西川之子死后还不忘向他索要前世“血资”的故事，情节较之《四十千》更加丰满、曲折。这两篇写的都是今世儿子向父亲索要前世所欠金钱债，另有一篇《拆楼人》写的是何浊湔在建楼时看见被自己所“杖杀”的“卖油者入”，过了一会他的妾就生了个儿子，何浊渲道儿子是卖油者投胎，是来报仇的，因此说“楼工未成，拆楼人已至矣”，儿子是通过败家、“买香油食之”的方式向父亲报复，以使柳西川偿还人命债。与上两篇不同的是父亲所欠的是人命债，前世的人命债今世用金钱还，蒲松龄把“数第连亘”的富贵人家死后成为废墟的现象称作“此必有拆楼人降生其家也”。在这三篇的“异史氏曰”中，蒲松龄都表达了欠债还钱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三篇属于同一类型的故事。
那么，《牛同人》篇是蒲松龄对哪一篇的再创作呢？笔者认为是《农人》篇。
《农人》篇，二十四卷本名为《农人驱狐》，王刻十八卷本名为《窃食狐》 [1] 93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兹将《农人》篇录出：
有农人芸于山下，妇以陶器为饷，食已，置器垄畔，向暮视之，器中余粥尽空。如是者屡。心疑之，因睨注以觇之。有狐来，探首器中。农人荷锄潜往，力击之，狐惊窜走。器囊头，苦不得脱，狐颠蹶，触器碎落，出首，见农人，窜益急，越山而去。后数年，山南有贵家女，苦狐缠祟，壤瘴蘖椤：谓女曰：“纸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绐之曰：“汝道术良深，可幸永好。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时，尝窃食田畔，被一人戴阔笠，持曲项兵，几为所戮，至今犹悸。”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无从问讯。会仆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惊曰：“此与吾曩年事适相符同，将无向所逐狐，今能为怪耶？”仆异之，归告主人。主人喜，即命仆马招农人来，敬白所求。农人笑曰：“曩所遇诚有之，顾未必即为此物。且既能怪变，岂复畏一农人？”贵家固强之，使披戴如尔日状，入室以锄卓地：咤曰：“我日觅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杀不宥！”言已，即闻狐鸣于室。农人益作威怒，狐即哀言乞命，农人叱曰：“速去，释汝。”女见狐奉头鼠窜而去。自是遂安。
民间故事和传说是《聊斋志异》故事的一个来源，这已是聊斋学者的共识，《农人》篇就是来自于民间故事，有两位学者曾经论及：
马振方记录了其东北家乡的一个民间传说：
某农民穿蓑戴笠正在锄地，忽听有人叫嚷：“躲躲，过大人了！”农民抬头一看，并没有人，却见一只黄鼠狼骑着一只兔子横在前面。农民抡锄就打，兔子被打死，黄鼠狼逃了。这人中午回村，听说某妇被黄仙迷住，不住叨念四句话：“头戴尖尖塔，身穿蓑子甲，手使弯钩枪，打死我一匹马。”他觉得奇怪，也跑去看――还就那身穿着，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拎着死兔子。那妇女一见就失声尖叫：“不好！他又来了！”随即醒来，恢复了常态，原来是那个黄鼠狼作怪。[2] 155
汪玢玲记录了一则流传于辽西的狐故事：
东沟王老大荷锄下地，遇一狐，以锄击之，遂逃。适邻村某女祟于狐，每发病即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沟王老大，手使弯钩枪，回头就一下。”家人咸怪之。或谓王老大即某村农夫，招之来，狐祟遂息。[3] 156
《农人》篇中的农人“持曲项兵”，与两则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手使弯钩枪”，都是说农民手中使用的弯脖儿锄头。这三篇故事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农人》篇源自东北民间传说无疑。
再来看《牛同人》篇：
（前缺）牛过父室，则翁卧床上未醒，以此知为狐。怒曰：“狐可忍也，胡败我伦！关圣号为‘伏魔’，今何在，而任此类横行！”因作表上玉帝，内微诉关帝之不职。久之，忽闻空中喊嘶声，则关帝也。怒叱曰：“书生何得无礼！我岂Z掌为汝家驱狐耶？若禀诉不行，咎怨何辞矣。”即令杖牛二十，股肉几脱。少间，有黑面将军缚一狐至，牵之而去，其怪遂绝。后三年，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百术不能遣。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击亦不知牛何里，无可物色。适提学按临，牛赴试，在省偶被营兵迕辱，忿逵位髦门，游击一闻其名，不胜惊喜，伛偻甚恭。立捉兵至，捆责尽法。已，乃实告以情，牛不得已，为之呈告关帝。俄顷，见金甲神降于其家。狐方在室，颜猝变，现形如犬，绕屋嗥窜。旋出自投阶下。神言：“前帝不忍诛，今再犯不赦矣！”絷系马颈而去。
故事结构与《农人》及两则传说相同，都是先制狐，然后狐祟一女，再次制狐，连其中的关键性语句也很相类，试比较：
马振方所记故事：那妇女一见就失声尖叫：“不好！他又来了！”
汪玢玲所记故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东沟王老大。
《农人》篇：狐曰：“我罔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时，尝窃食田畔，被一人戴阔笠，持曲项兵，几为所戮，至今犹悸。”
《牛同人》篇：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
这些语句都表示狐或黄鼠狼惧怕农人或牛同人，且后三者更加接近，都是引起下文情节的关键性语句。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牛同人》篇是对《农人》篇的改写和再次创作，也可以说是对民间故事的再加工，再创作。那么，改写与再创作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下文将作剖析。
二、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
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时，是在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当时民间的关羽崇拜现象。关羽在中国文化中，经历了一个由真实的历史人物到典型的文学作品形象，再到民间甚至官方信仰的神灵的过程，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符号。“关羽”集忠、义、仁、勇等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于一身，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政府宣传封建礼仪道德的工具。北宋以降，官方一直不断加大对关羽的推崇力度，关羽的头衔越来越大，明朝万历四十二年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4] 70 ，《牛同人》残篇中的“关圣号为‘伏魔’”即由此来。一直到清代，关羽的封号都在不断加大，至光绪年间，封号已达二十四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4] 73 。民间的关羽信仰更不用说，“关庙”几乎遍布每个大大小小的村庄，在笔者的家乡，虽关庙早已荡然无存，但其所在地至今还被人们称为“关庙”。
明清时期，中国的关羽崇拜和信仰发展到了极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多次请关羽出场，关壮缪、关圣、关帝、关公、寿亭侯、关庙、关帝庙、关圣祠等词语时常见于聊斋故事之中。不仅如此，蒲松龄还曾代孙咸吉作《关帝庙碑记》一文，阐释了关羽在民间信仰中的巨大影响：
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何神之？以其不容已于人者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何知？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故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而关圣者，为人捍患御灾，灵迹尤著，所以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何以故？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5] 43
“观自在”即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纯阳子”即道教中的吕洞宾，“伏魔帝”即关羽，蒲松龄将关羽与观世音菩萨、吕洞宾相提并论，并称“三圣”，可见其对关羽之推崇，在蒲松龄所作的《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和《代葛千总募修关帝庙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兹不繁引。“樵夫牧竖、婴儿妇女，无不知其名，颂其德，奉其祠庙，福则祈之，患难则呼之。何以故？威灵之入于耳者久，功德之入于心者深也”，表明关羽在民间信仰中已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且有求必应，十分灵验。这样大的影响力足以使关羽崇拜及关羽灵迹成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素材。《聊斋志异》中的关羽主要有三种形象：一是冥间的高级官员，如《考城隍》《公孙夏》；二是惩恶扬善的神灵，如《董公子》；三是降妖除魔的神灵，如《牛同人》残篇。
因此，综合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的再创作，清代民间的关羽崇拜现象，以及蒲松龄本人对关羽神力的大加推崇这三个方面，可知，蒲松龄完全有可能把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相结合进行再创作。将与民间传说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在《聊斋志异》中不止《牛同人》一篇，《杨大洪》篇就是根据流传于湖北的有关杨涟（号大洪）的传说，再融入道教信仰因素创作而成的。
三、《周易》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
蒲松龄精通《周易》，他的儿子蒲箬所作的《柳泉公行述》中有“我父邃于《易》理” [5] 1820的记载，《祭父文》中也说蒲松龄“天性嗜书，故垂老不倦。即《易》卜术数，亦必手录一卷，删去繁芜，归于简奥，遂成不朽之书” [5] 1821 。蒲松龄的《周易》造诣也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张崇琛考查了《恒娘》篇与《周易》恒卦的关系，认为“该篇的创作虽有一定的现实生活为依据，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周易・恒》卦卦理的发挥，或者说是《恒》卦易理的形象化与实际应用” [6] 25-26 ，详细论述可以参考张文。蒲松龄将《周易》某一卦的易理与创作相结合的例子不止《恒娘》一篇，据笔者考查，《张鸿渐》篇是参考了《周易》中的“渐”卦创作而成的。“渐”卦爻辞取象于鸿，六爻爻辞中鸿依次从河岸逐渐到达磐石、陆地、树木、土丘、高地，寓意仕途的逐渐高升，因而“鸿渐”常常成为男人的名或字。古人的名与字常常是互相联系，互相印证的。据庄亭研究：
方鸿渐，这位《围城》主人公的名字的取义，就出自《易经》……唐代茶圣陆羽，字鸿渐，其姓、其名、其字，都出自《易经》“渐”卦。唐人李肇《唐国史补》云：竟陵有一僧人在水滨得一婴儿，育为弟子，及长，以《易经》自筮，得卦文：“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以陆为姓，名羽，字鸿渐。这段记载表明，陆羽的姓、名、字，皆出自《易经》“渐”卦的同一句卦文……宋代有位被称为“洛阳才子”的诗人，叫安鸿渐；另有一位宋人姓陈名渐，字鸿渐……明代散曲大家王磐，字鸿渐，其名、其字都出自《易经》“渐”卦卦文：“鸿渐于磐。” [7]
以“鸿渐”为名、字，都寄寓了父母希望孩子逐渐进取的美好愿望。将张鸿渐的人生轨迹与“渐”卦六爻的爻辞对照，可以看出蒲松龄就是按照“渐”卦六爻的爻辞来构思《张鸿渐》篇的：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大雁飞到河岸，小伙子有危险，有流言，但没有大问题。故事开头是张鸿渐听同学们的话帮范生写状词以便伸冤，卢龙县令赵某贿赂大官，以结党的罪名把诸生抓起来，张鸿渐外出逃亡，暂无性命之忧；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bb，吉
大雁飞到磐石上，可以安心饮食，吉祥。张鸿渐逃到凤翔边界时得到美丽狐仙舜华的帮助，不仅以好酒好饭加以款待，提供房间居住，还以身相许，再次性命无忧；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大雁飞到陆地上，丈夫出征不归，妻子怀孕而不能养育，凶险，但好的方面是有利于防御贼寇。张鸿渐逃亡在外，妻子方氏独自艰辛地养育儿子，还要培养他读书。张鸿渐趁夜晚刚刚回家，又被垂涎于方氏美貌的恶少某甲发觉，扬言要报官，张鸿渐“忿火中烧”，将其砍死，第二天去官府自首；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大雁落到树上，可能找到一根平直的树枝得以栖身，没什么大碍。张鸿渐自首后，被解往京城，途中再次被狐仙舜华所救，之后流落太原，改姓易名为宫子迁，教了十年书，暂得安宁，又一次保全了性命；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大雁落在土丘上，妻子三年没有生育，但终究是要生育的，没什么能战胜这种力量，意思是要耐心等待，不要急于求成，这样最终的结果才是吉祥的。张鸿渐十余年漂泊在外，得知官府追捕他的风声小了，又一次趁夜晚回家，刚在家偷偷呆了几天，一天夜里有人敲门给高中的儿子报喜，张鸿渐误以为是官府来抓人，又一次跳墙逃走，虽未长久团圆，但事情已在向吉祥的方向发展，儿子高中毕竟是喜事临门，为后来洗清罪名、夫妻团圆创造了条件；
上九，鸿渐于陆 ① ，其羽可用为仪，吉
大雁落在高山上，落下很多羽毛，可以用作礼物或装饰，吉祥。再次出逃的张鸿渐被退休的京官许翁收留，教他儿子读书，呆了一个多月，许翁的侄子带着一同高中的张鸿渐之子回家，父子相认，许翁给宪台大人写信，张鸿渐罪名得以洗脱，父子回家，一家人悲喜交加。某甲的父亲见张鸿渐的儿子发达了，也不敢再追究杀子之仇，张鸿渐对其细述当年的真实情况并厚待之，某甲的父亲知道真实情况后十分惭愧，两家最终成为朋友。
《恒娘》篇之于“恒”卦，《张鸿渐》篇之于“渐”卦引导笔者将《牛同人》篇与“同人”卦联系起来。“同人”卦上乾下离，《周易・说卦传》曰：“乾为天”“离为火”，天在上，火性炎热向上，二者相互亲和，故“同人”卦称为“天火同人”。“同人”卦彖辞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中只有六二是阴爻，其他五爻皆为阳爻，“柔得位得中”就是指六二阴爻处于正位又能守持中道，“应乎乾”则是指它能与九五阳爻相应，以柔顺而上应刚健，当然是亨通吉祥的。该卦的九三、九四、九五三爻以战争设喻，黄寿祺、张善文在其《周易译注》“同人”卦的“总论”中说：“卦中六爻展示了‘同人’之时的各种曲折情状……可见，《周易》作者毕竟正视现实，没有停留在理想境界，而是在‘同’与‘争’的尖锐矛盾中极力揭示出‘同人’艰难的本质规律，尤其是三、四、五爻，以‘兵戎’、‘攻战’设喻，更见‘同人’过程中矛盾激化的程度。王弼于此卦叹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王注》）；换言之，今日‘和同’，往往是在昔日‘争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8] 78
《牛同人》残篇中，蒲松龄是怎样根据“同人”卦来设计故事情节的呢？
首先，牛同人违背了“柔得位得中”的原则。
牛同人两次请求关帝驱狐，第一次是因为牛父为狐所祟，情急之下向玉帝上表，“微诉关帝之不职”。这违背了“同人”卦六二爻守持中道的要义，因为牛同人没有向关帝“禀诉”狐祟之事，而直接向玉帝告状，这自然会引来不和，关帝怒叱牛同人：“书生何得无礼！我岂Z掌为汝家驱狐耶？若禀诉不行，咎怨何辞矣。”就命令将牛同人打了二十板子，“股肉几脱”，然后才“有黑面将军获一狐至，牵之而去，其怪遂绝”。可以说，牛同人的越级上报不是君子的行为，所以不利于与关帝的和同。
第二，牛同人赴济南参加提学试，“被营兵迕辱”。
文中有“适提学按临，牛赴试”一句，这自然是牛同人要与提学使实现和同才能高中，但过程是曲折的，他被济南游击将军的营兵侮辱，是实现“同”的过程中的“争”，体现了和同之路上的困难。然而，这个“争”引出了另两个“同”。
第三，游击将军及其女儿要与牛同人和同，牛同人第二次与关帝和同。
文中说“后三年，济南游击女为狐所惑，百术不能遣。狐语女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击亦不知牛何里，无可物色。”游击将军之女被三年前牛同人家的狐狸所魅惑，狐狸告诉游击将军之女它这辈子只害怕牛同人，正愁找不到牛同人时，牛同人就因“营兵迕辱”而“忿逵位髦门”，自己送上门来，游击将军立即把侮辱牛同人的营兵按军法处置，且对牛同人态度十分恭敬，做出了与牛同人和同的良好姿态，牛同人不得已，就为他“呈告关帝”，这是牛同人第二次与关帝和同，于是，关帝派金甲神将狐狸捉走。
第四，“牛同人”这一名字出自《周易》。
《聊斋志异》人物的命名有多种方式：有的直接使用真实的历史人物姓名，甚至指明该人籍贯。如：《喷水》中的莱阳人宋玉叔，即清初著名诗人宋琬（字玉叔）；《诸城某甲》中的“学师孙景夏”，孙景夏即孙瑚（字景夏），曾任淄川县学教谕，蒲松龄是县学廪生，所以称其为“学师”，蒲松龄曾作《邀孙学师景夏饮东阁小启》一文安慰会试落第的孙景夏。有的是蒲松龄自己给人物命名，其中多寓有深意。如《胡氏》《胡四姐》《胡大姑》《胡四相公》之“胡”都是“狐”的谐音，《柳秀才》之“柳”指柳神，《石清虚》之“石”指石仙，《王》则指的是王八精。有的来自经典，如上文所述，《恒娘》之“恒”来自《周易》“恒”卦，《张鸿渐》之“鸿渐”来自《周易》“渐”卦，《牛同人》之“牛同人”也出自《周易》“同人”卦，晚于蒲松龄的清乾隆年间山东章邱岁贡生牛同人，字应乾 [9] 51 ，“应乾”即是出自《周易》“同人”卦彖辞中的“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周易・说卦传》曰“牛为坤”，“牛应乾”即“坤应乾”，乾坤相应是《周易》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牛同人》残篇中的牛同人可以“作表上玉帝”、“呈告关帝”，就是因为“牛同人”这一名字暗含着他可以通神的意思。乾隆年间的牛同人与《聊斋志异》中的牛同人同名同姓，且蒲松龄精通《周易》，可证《聊斋志异》之“牛同人”也出自《周易》。
综上所述，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是将《周易》“同人”卦思想融入其中的。
四、小结与余论
本文结合《聊斋志异》的相关篇章，通过蒲松龄对同一故事或同一类型故事的再创作、清代民间关羽崇拜与民间传说的完美结合、《周易》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故事的影响三方面的论述，探求了蒲松龄创作《牛同人》篇的过程，本文所论三个方面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的一部分。蒲松龄在创作中对《周易》的运用，有的是严格按照某卦的六爻爻辞来构思情节的，如《张鸿渐》篇，有的是按照某卦的要义来创作的，不严格拘囿于六爻爻辞，如《恒娘》篇和《牛同人》篇。
《牛同人》残篇所残缺的是牛同人第一次制狐的原因部分，从残篇开始的语句“牛过父室，则翁卧床上未醒，以此知为狐”和“胡败我伦”可以推断，牛同人家的狐祟应该是狐化作牛同人父亲的样子作祟。“人伦”包括五个方面，《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公孙丑下》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所以，“胡败我伦”之“伦”当是指“父子”之伦。
参考文献：
[1]田葵.《聊斋志异》故事异名录[J].蒲松龄研究，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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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5]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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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庄亭.鸿渐与《易经》[N].北京日报，2007-7-16.
[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清）吴璋.章邱县志（卷十）[O].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of Niu Tongren in Liaozhai Zhiyi
JIAO H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ion，the story of Niu Tongren never been studied by researchers，but this is not indicating that Niu Tongren is worthless for study. Pu Songling wrote Niu Tongre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the first is the recreation on the same story or the same type of story；the second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Guan Yu worship in Qing-Dynasty and folk legend；the third is the influence of Zhouyi to the creation of Liaozhai Zhiyi.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also one part of the creation methods and thoughts.
Key words： Niu Tongren；Liaozhai Zhiyi；Creation；Guan Yu；Zhouyi；Pu Son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