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早期作品中的“疯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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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在早期的创作中，竭尽批判、讽刺之能事，展开对社会，对国民性的全面批判。他通过另类人物群像的塑造来讽喻窒息个性，压迫人性的病态社会，其中，“疯人”艺术形象的塑造不仅彰显出作家高超的创作水准，同时，这些略显疯癫的人物形象显现出了强烈的自我色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日本近代的社会先觉者。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说“特定的个人经常提供一个反讽的透视角度，由此烛照其他人物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对于相沿成习的有关生活的假定进行了一种系统的潜在的损毁和非神圣化，一种还圣为俗的‘解码’”。《我是猫》、《哥儿》和《旅宿》中都出现的“疯子”形象正是这样的解码，为透视文本提供了一个反讽的视角，也被作者用来针砭当时的明治社会，从而也就具有了某种颠覆意义。此间的“疯人”形象是指那些被“窒息时代”所迫，不为世俗所容，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有悖于主流社会的人。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生存原则，与畸形文明和不合理社会构成尖锐冲突，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疯癫”言行。

在《我是猫》中，几个读书人或嬉笑怒骂，或插科打诨，或诙谐有趣、或幽默滑稽，他们与世不合的 “奇谈怪论”都显示出脱离社会风潮的“疯癫”气质来。无怪乎，当听到弥亭说 “托了独仙的富”，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发了疯，另一个也“被收容到巢鸭的疯人院里去了”，苦沙弥就左右思索，既然杉杨独仙“所倡导的学说都是非常识的”，是“多少属于疯癫系统的”，他的徒弟“马尚岛梅”住在疯人院里，那么 ，“我一读他的文章，就觉得惊叹非常，认为他一定是一个有大见识的伟人，谁知道竟是一个地道的疯子” ，自己既然感服疯人的学说，“恐怕自己也是和疯人很相近的东西吧。”苦沙弥猛然意识到，“说不定自己早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狂病患者了。只怕因为幸而还没有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所以还没有被驱逐，仍旧住在街道上面，`然作为一个东京市民罢了。”他用这种思维思考开来，出场人物逐个都被他打上了“疯子”的标签。不但这些，金田的老婆、金田甚至于落云馆的那些学生们，他们也都属于同类。那么在他看来，“说不定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疯子的集团。疯子相聚，相争、相吵、相骂、相夺、相闹；所谓社会，就是这些疯子的集合体，疯子们在这个集合体上就像许多细胞在一个生物的身体上一样，浮沉起伏，起伏浮沉，生生灭灭，灭灭生生。也许其中有些比较明白道理，分清黑白的分子，因为反而成了障碍，所以设立疯人院，强制把他们收容进去了吧。这样说起来，被关在疯人院里的倒是普通人，在场外捣乱的倒是疯子了。也许是疯子孤立的时候，一举一动就都成了疯子，待疯子集结起来，成了一个集团，有了势力，就又化作毫无毛病的健全的人了……究竟什么是什么，也搞不清了。”虽然苦沙弥的结论在“猫”看来“缥缈得没有法子捉摸”，但畸形的社会和病态的人性却无疑通过这么一段话透漏了出来。

在那个集体疯狂的时代里，他们的疯癫比起最受尊敬但也是虚伪做作的人更显可贵。这些知识分子正由于成了作者激烈反讽社会的工具，从而也有了令人赞赏，令人回味的一面。因为社会是荒谬的，顺从社会的人成为违背人性，没有自我立场的人，充当了资本主义金钱社会的附庸，他们丧失了自我，成为失去正直品格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疯癫的。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而像苦沙弥、迷亭和寒月等这些人在社会的压抑逼迫之下，虽然也只能做些无聊的言谈和徒劳的举止，整天沉湎于无意义的生活，因固执于自我的坚持而成为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疯人”。但也正因为他们不认同那个荒谬的社会，不随之浮浮沉沉，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资本家的应声虫，不与浑浊不堪的社会同流，所以，他们是清醒的。因为荒谬的社会现实，他们成为世俗意义上的“疯人”，也因为荒谬的社会现实，他们成为能辩黑白的清醒的人，这使他们称为“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这些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反映出作者对当时明治社会的深刻的本质理解。

此外，在《哥儿》中，漱石运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耿直、憨厚、豪爽、正义的哥儿形象。他那堂吉诃德式的言行，与黑暗势力搏斗的果敢精神，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作品一开始，哥儿就自叙他的莽撞行为，表现出哥儿鲁莽和率真的一面，同时展现了他不随世俗的我行我素的天然风度。但哥儿也被世俗的眼光认为是“神经异常”的人：红衬衫要给他加薪，他义不容辞地拒绝了；本没有提出辞呈的必要，但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呈，红衬衫就说“那小子一定是神经异常”。作者通过哥儿的口说出这么一段话：“细想起来，世上大多数人都在鼓励干坏事。他们认为，在社会上不干坏事就无法获得成功。有时见到一些刚正而纯粹的人，就管人家叫‘哥儿’或‘小子’，百般刁难，态度轻蔑。……在现今社会中，单纯和直率反遭嘲笑，真叫人没办法呀。”由此，明治社会的扭曲可见一斑。两面三刀、口是心非、耍奸使滑、奉迎拍马等恶德倒成了社会的正道，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为“正常”的人。

由于对社会和依附于其上的国民性的深切理解，夏目漱石产生了极度恨世厌世的思想。《旅宿》这一部奇特的小说，就是他厌世情绪的一种表现和转移。其中他探讨的“非人情”表面来看是种虚无缥缈的无我的境界，其实是他恨世厌世情绪的曲折表达。作品中的画家丢却主观态度，以旁观者的立场去审视世界，但女子那美还是吸引了他的视线，成为他用“非人情”观念投射的中心人物。

可爱的那美同样也被世俗视为“疯人”。作品中就多次通过人物之口说那个女子“简直是个疯子”。尽管是在“非人情”的世界中，“疯子”形象仍然折射出社会的病态，批判着现代文明，传达出作者郁积的愤懑和无奈情绪。那美是个有自我主体性的女性。她率性而为，敢说敢笑，能够清醒地评价现实。在“疯子”的外表下，有不为人理解的清醒。当她丈夫所在的银行倒闭，要前往旅顺时，说“不知是去挣钱还是去送死”。当她表弟要参加战争，她又说“你去死吧”。她明白战争的无意义，只是徒然糟蹋性命，不愿他们去充当战争的炮灰。她有自己的主见，不随波逐流，是与现实邪气相抵牾的人，而绝不是社会的盲从者。社会舆论不是鼓励个性，而是以种种方式打压和践踏个性。她坚持了个性，却被视为“疯子”，成为社会舆论不解的人。顺从社会，做社会规则的顺民才能成为正常的人，反之，就成为“疯子”。作者又一次以“疯子”的形象再现了社会窒息个性的本质。甚至于，作品最后出现与“非人情”的主题不相协调的一句话“文明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然后又采取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践踏个性。给予每人几平方的地面，让你自由地在这块地方起卧，这就是现今的文明。同时将这几平方的地面围上铁栅栏，威吓你不准越出一步，这也是现今的文明。”

福柯的“话语权利”理论认为，人们在思考或者说话时都要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否则就会被权威剥夺言语权力，甚至斥为疯癫。也就是说，哪里有权威和指定的社会规范，哪里就会有疯癫。在夏目漱石笔下，这些“疯人”坚持自我，洁身自好，对社会采取不合作的消极逃避态度，更不与之同流合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成为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人和世俗意义上的“疯子”。然而在黑白不分，疯狂一片的社会中，也许只有他们才是清醒和正直的。夏目漱石借“疯人”窥破了现实的帷幕，抨击了明治社会的黑暗以及日本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的文化传统和病态国民性。

（作者单位：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