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赞助学术文化活动已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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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学术评价体制，近年普遍受到社会的批评，就是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支持的各种学术项目，学界一般评价也不高，主要是指国家投入的经费和事实上产生的学术成果不成比例。但批评归批评，要让这种体制从内部自身发生变革，一时恐怕还看不到明显改变的动向。不过近些年在这种体制外，已开始生长出另外的评价体制，这就是民间力量赞助的学术文化活动，越来越以自身的理想和学术水平受到社会关注，比如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会议，经费已不再是依赖国家或者体制，而是有兴趣的民间团体出资，还有一些真正的学术项目，也是依靠民间赞助完成。有些学术活动，它的赞助者要么来自朋友，要么来自企业或者其他民间团体。这些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突显出自己的力量，但它的发展，对僵硬的学术评价体制，已形成另外一种平衡机制，许多有良知的学者已开始选择民间而主动放弃体制。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方面，民间力量的进入比较难，所以基本不成气候，因为民间还不具备赞助自然科学研究需要的资金，最多在一些纯粹的基础研究中或有一点可能。但人文社会科学确实有变化，我想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特点决定的。

我们知道，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并不需要过多的经费支持，除了一些特大的文献积累和史料编纂项目外，常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完，在经费方面并不是非有经费才可以进行。现在国家社科基金也好，教育部或者其他相关政府的社科基金也好，就项目的绝对经费而言，具体到项目本身并不很高，一般10万元的项目就算不少了。但它的主要意义体现在评价体制本身，并不体现在经费多少。也就是说体制性的项目本身就是意义，而民间的资助经费再多，在评价体制中的位置也会受到影响。但随着体制性项目的学术意义越来越受到怀疑，再加上体制项目的经费使用有严格要求的财务标准，烦不胜烦，所以本身的吸引力在下降，至少对有社会声望的学者，体制性的项目，在学术领域并不能得到较高的评价。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就说过，这些年凡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多数是个人做出来的，和体制性项目无关，这个评价大体是准确的。

从近期国家对期刊和出版体制的变革动向判断，开放性的思路是基本走向，也就是说，以往控制严密的格局，总体上将向开放的方向变化，特别是随着多数中央部委出版社向企业化转向，民间资本资助学术文化活动将是一种常态性的行为。事实上，现在有些不在高校评价体系中的学术期刊，其学术水平早已得到学界的公认，比如像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陈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山东出版社的《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万象》杂志等，实际都有民间背景，但它们的学术地位早已得到公认。就是有些企业自己创办的内部期刊也有相当水准，如潘石屹公司办的《SOHO小报》，也很受读者欢迎。

开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变革方向，文化学术也不例外。期刊号、书号管制，由审批到登记制度的转向是早晚的事，当这些制度发生变化后，僵硬的高校学术文化体制再要吸引一流的学术成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政府已经给出的那点经费本身的吸引力，随着高校员工收入的提高，正在下降，而申请手续的烦杂和事后评价，又让学者望而生畏，民间资助学术文化的热情正是在这种一情况下得到了提高。

学在民间，本来就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主脉，现代学术体制形成后，高校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机构，但由于近年这种评价体制日益荒诞，它在事实上已很难再承担起真正的学术重任。当民间力量意识到学术文化本身的时代意义后，他们的热情将日益高涨，自然会对体制性的学术评价体制造成冲击，这个学术大势早晚会形成。另外学者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形成，也使学者自觉选择在体制中谋生，但学术本身疏离体制，因为真正的学术只有当职业和生命融为一体时，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开始向体制认同，稍后再选择独立，当民间赞助文化学术活动成为一种趋势时，真正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大量出现。

真正的学术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我们隐约看见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