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本土化交叉化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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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目前，中国正在全力、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但是，“双一流”建设是一项复杂浩繁的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建设，也需要有足够的韧劲和耐心。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传播学能建成世界一流学科吗？应该如何建设？
邵培仁：您这个问题有点“高大上”，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困难，但也不能“低小下”。纵向看，这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抉择，如果在10年20年前讲这事也许还不太合适；横向看，也是中国教育水平整体提高、具有比较优势情况下的理性取向，当然在二三流学校建一流学科的难度更大，因为缺乏整体高水平支撑；在学术交流和合作层面，国家没有世界一流学科就难以同世界高水平学科同行进行对话、交流和合作，更别说超越和引领国际前沿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传播学科必须也一定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学科。至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我认为需要从本土化、交叉化和国际化三个微观的研究维度入手。
记者：您是国内最早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第一本传播学专著的作者和“传播学三剑客”之一。 您认为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
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化，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本土化，突破点是交叉化，目标是国际化，但最佳的学术生态是自主、多元与平衡。中国传播学界“崇洋”由来已久，现今更甚。其实，好的学术研究应该既接轨国际前沿，又立足本土实际，适应本土需求。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学术过度“西方化”的危害，有的甚至提出了要“去西方化”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为多元多样才能繁荣学术。
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但是，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抄照搬西方传播学，也不是表明我们不要进行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对于西方传播学，我们需要虚心学习，深入了解，但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能漠视中国传播学的文化基因和现实根据，以及传播学本土化的需求与主张。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以国情符合性为宗旨、不以“言必称希腊”为满足的学术使命感。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决不能仅仅体现在形式和口号上，而应该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植根于中国的学术土壤，适应于中国的国情需要，同时它还应该体现在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和文化传统中，体现在对相关学术问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探求上。
在传播学研究中，如果一位中国学者不了解自己学术的立足之地，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祖源、历史和身份，不知道中国传播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却在学术资源、学术思维、学术行为上“他者化”，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极易造成学术主体性和学术方向性的偏离和丧失。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既不是一概排斥西方传播学，也不是完全回归本土传播学，而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亦即“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让历史、现实与未来贯穿，不仅使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根基和现实成就得以彰显，而且也使中国学术得到尊重和共享。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也是因为传播学必须密切关注脚下的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因此，中国传播学者必须对中国现实的媒介和传播活动中新现象、新问题、新科技等保持高度的敏感，并且要及时作出反应和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在学科建设中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重视本土传播学建设，也是彰显有别于他国的中国传播学本土宝藏、本土特色和本土优势。我们承认各国传播学都有其优秀传统和特殊价值，当然也希望全球学术界都认同世界传播学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都能意识到不同区域和国别的学者之间就传播学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和交流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双方的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相信只有全球传播学者之间的彼此信任，相互尊重，承认多元和差别，才能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合作和共建共享。学术研究上的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或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都是不利于学术对话、资源共享和学术繁荣的。
记者：那么，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路径主要有哪些？
邵培仁：我认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正确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六条：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创新主义。这在我的《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一文中有分析解释。此外，拿来主义和移植主义虽然也是本土传播学研究必经的一步，是学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只是简单的照搬、移植和拷贝，只是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发现和方法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因此它并不是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有意义有价值的路径。
交叉化：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突破点
记者：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出现了大变革、大发展和不断的分化与融合的态势，科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基于单一成熟学科范围，而是朝着交叉性、综合性、多元性方向发展。但是，在传播学研究中，交叉性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邵培仁：交叉性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是与生俱来、共生共荣的。在传播学诞生和发展的每一阶段，它都曾以开放性姿态受益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理工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其学科交叉性的特点与生俱来，如今仍然需要取长补短，兼容并包，继续以开放性的姿态进行多学科交叉和多元化共建。可以说，没有交叉化就没有今天的传播学。交叉、融合、多样、差异，既标志着传播学科的生机与活力，也反映了传播学科的丰富度和均匀度，预示着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
记者：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见到这样的观点，即“传播学交叉研究会肢解传播学基础研究”，导致“传播学泛化”。而您却认为交叉化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突破点，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
邵培仁：这种提醒是有意义的，但是担心会肢解传播学基础研究则是不必要的。要求重视传播学交叉研究不是放弃传播学基础研究，也不是用前者取代后者。其实，基础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的人文社会学科，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多面体，也是多元化、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即它糅合、包容、吸纳、内化了许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借用、移植、改造了不少传统的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巧。
传播学所面对的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而是从一定角度、窗口审视和研究“整个世界”，即它向自己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因此，凡是同传播学的研究任务有关的各种因素（理论、方法和工具等），都可以从特定角度和各种窗口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 传播学研究需要依据研究目的和对象的特点，综合运用、借鉴多种知识、多种方法和多种手段，对研究对象作多变量、多层面的立体观照与分析。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分析传播现象和科学地解决传播问题。
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和交叉。现代社会遇到的许多问题（如和平、、环保、气候、健康、危机事件等）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圆满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因应。当今世界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发明创造也往往是交叉科学研究的结果。因此，传播学交叉研究不仅不会肢解基础研究，导致“传播学泛化”，而且能够丰富和充实传播学基础研究，同时也能够推动和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记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传播学交叉研究呢？
邵培仁：交叉融合，嫁接杂交，是自然界生物优化的基本法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寻求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创造的基本路径。传播学交叉研究是培养新的学科生长点，实现中国传播学“短道超越”“先声夺人”“后发制人”的重要路径和基本策略。在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中，人们创造了许多交叉研究方法和路径：有的是传播旧元素的最新组合，有的是新兴学科对传播领域的强力渗透，有的是传播学对新概念的合理移植，有的是两种学科的联姻生子，有的是传统传播理论在无能为力之后奇思妙想的结晶，也有的是重大社会事件和现实问题共同促进的结果，还有的是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同时介入、一起发力的成就。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真正的成功的传播交叉研究，并不是两种以上的元素、概念、学科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元素、多种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化、融合和化合，是通过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整合研究创造出来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思想、新思路、新方法。
从事传播学交叉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也需要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混合的发散性的思维能力，更需要有敢于打破学科界线和突破自我封闭、勇于尝试和创新的勇气。在传播学自我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不但要不断地进行内部元素组合优化，而且要积极与其他学科和领域交流互动、相互渗透、彼此结合和共进共演，共同迎接一系列具有时代标识的根本性转变，即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知识导向向方法导向转变，分散研究向整合研究转变，单科研究向多科研究和交叉研究转变，单一研究方法向活用多种研究方法转变。
国际化：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坐标
记者：《易经》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双一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国际水平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传播学学科建设瞄准国际化是否就是“取法乎上”？“国际化”是否就是“全球化”？
邵培仁：提倡国际化的确就是主张“取法于上”。但国际化不等于全球化。国际化是指大学认同国际理念、拥有国际标准、获得国际认同、进行国际对话的过程；而全球化则是追逐全球市场、资源全球共享、产品全球流通、信息全球传播的过程。前者是高标准严要求，意味着质的提高；后者是高效率大流量，意味着量的扩张。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国际化，也不是屈服于“西方中心主义”，接受“西方话语霸权”，而是要积极构建中国传播话语体系，充分表达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播智慧，确立中国传播学的学术坐标与应有的学术地位。不仅要积极地向世界展示并使用能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兼容的中国版本，而且要营造良好环境培养国际化的优秀人才，耐心地在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贡献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说。
记者：教育部在“2011～2020年高校哲社繁荣计划”中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目标，并将此列为全面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那么，中国传播学如何在国际化层面“走出去”同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
邵培仁：中国传播学要在国际化层面“走出去”，必须先“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就是以一种以诚实、谦逊的态度对自己也对别人作出专业的、理性的、客观的和定量的分析和认识，既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局限，也客观分析别人的优势和特长，详细了解两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差距和特点。要追赶和引领学术潮流，全面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还要知道国际传播学术潮流的动态和走向，知道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际传播学界领军人物、学术重镇及其代表性的前沿性的成果。要在全面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基础上，紧盯前沿学科的一举一动，在某些学科集聚力量、寻找突破口，争取做到成果首发、局部超越，发挥先声夺人的首因效应，特别是在交叉化学科（如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本土化学科（如中国传播理论研究、亚洲传播理论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方面，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让自己处于引领学术潮流的地位，从而赢得国际同行的认可和主动合作。从某种意义说，没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国际化是无意义的和危险的，而没有国际化视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又是盲目的和空洞的。只有坚持中国本位、中国特色，融入国际元素和国际视维，才能真正实现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用龙应台教授的话说：国际化“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
创新性：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关键
记者 ：您在上面所讲的内容其实都在强调学术创新，本土化、交叉化和国际化三个维度都是学术创新的路径。
邵培仁：您说得很对！本土化是学术创新的土壤和根基，交叉化是学术创新的策略和方法，国际化是学术创新的准星和坐标。创新是中国学术的灵魂，质量是中国学术的命根。中国传播学研究只有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提高学术质量，才能在国际学术竞争和发展中处于有利位置，也才能赢得主动权、发言权和平等对话、受人尊重的权利。一部世界学术史，就是一部学术创新史。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核心竞争力。没有学术创新，不追求学术质量，学术创新就会停滞和衰退，“学术创造”就会沦落为“学术制造”。
学术创新就是颠覆旧范式、创立新范式，旧范式向新范式持续变化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但是，在中国传播学界，有不少重复性研究和“同质化成果”，学术抄袭、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不绝于耳，许多课题指南也是大同小异，整体的学术环境、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让人有种下行的隐忧。创新是建设世界一流传播学科的关键。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调和保护创新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