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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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恨歌》无论是从文化立场还是从女性立场都是一部经得起研读的作品,从女性历史意识角度亦不乏话语空间。这部“非史诗化”叙事的作品采用了“日常化”的家常散笔娓娓道来,世俗物质的琐碎中渗透着王安忆作为女性对历史的独特感悟。

关键词:女性;空间感;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16-02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而且常常意味着沉沉黑夜(上帝则是空间和光明),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这种论断说明女性是空间性的。物质与精神,物质更接近空间,女性对历史往往有一种空间历史感,即通过占有空间的物质感受历史的发展。男性的时间感很强,抽象的精神与流动的时间是趋近的,男性往往通过与流逝的时间对抗来把握历史。《长恨歌》就鲜明的体现了这种区别。王琦瑶们是生活在世俗物质中的人,她们“仔细”地生活在上海这座从十里洋场发展而来的物质感极强的大都市,虽是一隅却别样精致。她知道生活在这城市中抓住了它底子里的物质,才抓住了生活的本质,抓住了历史的真实,王琦瑶们都是借助空间性的物质证明了自己存在于历史中。城市的通俗史都是由她们演绎的,代代的流言中传着她们的故事;记录上海风情的《良友》、《上海生活》里烙着她们如花的笑靥;留声机里播着她们温声暖语的“四季调”;野史政治中还在上演她们的“美人计”……她们生活在世俗的边边角角,不是主流的大气,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温润,充满了烟火的气息。李主任们则是历史的大人物,他们作为男性,总是恐惧历史的匆匆,害怕时间抹去了他们的痕迹,总是妄图抓住时间,留名青史,不在乎英雄亦是枭雄。他们往往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挥他们干预历史的能力,可是人是一个实体,生的时候占据一定的位置,主宰历史的流向,但随着个体的消亡,总要退出历史舞台,有时还会因“站错队”而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王琦瑶们与时间的关系很自由、很微妙,既可以入其内又可以出其外,她们可以抓住时尚的脉搏,光鲜美丽地与时间同步,又可以在煎熬的年代关门闭户,围炉边上享受精致的生活,与时间脱离。在王琦瑶那里“时间这东西,你当它没有就没有”。王琦瑶们认准的是空间,她们抓住了占据空间的物质和组成历史最真实的生活,而在哲学的范畴,物质就是第一的,永恒的。上海,在她们眼中是个风情万种的大女人,城市的性别具有了女性的特征,“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的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黏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天上飞的女人的衣袂。”女性通过占据城市的空间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这并不是说她们没有时间感,女人对时间是极其敏感的,不然她们不会如此担心被时尚甩到后面,她们因为容颜的衰老而对时间刮目相看。女人与物质生活琐碎复杂的关系,是她们在故意拉近她们与具体可感的物质之间的距离。物质占据空间,因此,也是她们立足的场域,王琦瑶们可以利用空间占据历史的一角,用边角料去弥补残缺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女性对历史的感觉:“历史是一种重负,是细密的时间之流,是具体的、分散的、无源头的。人‘被时间永恒地放逐’。”所以王琦瑶们不去试图抓住历史,不在抽象意识的漩涡中挣扎,而是选择在最平常的生活中演绎真实的精彩,入戏的感觉就是进入历史的感觉。她们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悬置在空鞯囊馐缎翁之上,而是很懂得钻进生活的芯子体味过日子的实惠。就像开篇那一大段泼墨式的对弄堂的描写,也是一种空间的渲染,是女性通过物质空间介入历史空间的暗示。今天这弄堂仍然存在,我们今天可以像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探寻王琦瑶们的生存状态和历史景观,这种真切的历史感受比前者更具体,有一种可触的美感, 沉淀在历史的最底层,最原始深邃的底层。不是飘在空中的政治号角,时代的风向一转,就烟消云散。这就是女性的历史空间感。

康德曾清楚的指出,“他的历史符号的意义:‘回忆、证明、预言的符号’。”他认为历史是一种逻辑性很强的自由因果律,希望通过英雄行迹和重大事件构建历史,可是这些都还是一种事实,是非抽象的逻辑。王安忆自己也曾说过:“我对历史也有我的看法的,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总是强调事件,大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王安忆的历史观贯穿在她的这部小说中,王琦瑶们的生活模式实践着王安忆的“日常哲学”,她们生活在没有政治硝烟的真空环境中,李主任作为政治人物的出现和消失,虽然在一段时间改变了王琦瑶的命运,但却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态度,她总是能在细密无垠的生活中找到自足的快乐。她就生活在生活本身之中,拒绝与政治的任何纠缠,她可以拒绝那位形象模糊的导演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启蒙,也可以在政治强化的年代享受一己的生活,茶点和麻将填满了生活的空虚,她用那些琐碎的“边角料”编织自己的个人史。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王安忆)继承了张爱玲‘琐碎政治’哲学,就是将女性生活的‘琐碎’和男性政治历史的‘庞大’进行对比,在对比中也就是重读到底谁是在象征和代表着城市?是拥有权利的李主任,还是只能关心服装和风尚的王琦瑶?”对于女性来说权利和政治是动荡交替的,男人的历史与抽象的时间同构,他们的历史是虚构的,不稳定的,是后人的图解的记忆符号。衣食生住行才是作为生存个体的人的永恒话题,发出真实感受和行为动力的物质基础,这是权力政治和历史的底座,也是饮食男女中成长起来的上海精神。正像《红楼梦》对世俗生活的工笔式的描绘一样,曹雪芹不厌其烦地写饮食、服饰、园林、摆设,极力渲染繁华才能彰显逝去的苍凉,反衬出那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体现人在历史中的虚无感和漂泊感。虚无和真实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感受都是通过世俗生活的描摹体验的。

相对于大气磅礴的政治权利,转瞬即逝的俗物往往被排挤出男性的书写视野,能把握随风即动的时尚也是一种把握物质的能力,其实能抓住瞬息也是一种格局。我们划分历史的依据就是物质性的生产工具,物质和工具承载着一种真实的生产力。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从考古前人生存器物开始的,所谓政治朝代的划分都是在具体物质基础上的考古推理,石器之于原始部落,青铜之于春秋战国,丝绸之于汉唐就像服饰茶点、歌舞会所之于旧上海一样有其意义和价值。“在这时尚社会里,她们便是社会的基础。”她们就像流言不是正统的,中规中矩,但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地一点一点咬噬着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夏大屋。”女人占据城市的最底层和最表层,她们天生就是城市生活的主宰者,女人享受着城市,也成为城市物质文明的建设者,男人只是在试图征服城市却从未真正的走入城市。

《长恨歌》的叙事时间长达四十余年,没有政权交替时代的硝烟和阶级斗争年代的疯狂以及政治改革时期的躁动,一切以王琦瑶的平静世俗的生命旅程为线索。小说也有对男性历史观的讽刺和调侃:“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的少,做的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相对于虚空的政治而言,她们用心良苦的打扮和面向生活的热情,更真实,更动人。因为她们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经历着最惨淡的和最压抑的历史,点燃了生命的平凡趣味。小说表达的不是洪钟时代的伟音,却是永恒悠远的绵绵之音,也许历史正是有王琦瑶这样的女性存在,才显出了历史的延续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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