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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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乐钟的发展脉络,青铜编钟在我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周礼乐制度的制定推动其发展,逐步走向繁盛期――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曾侯乙编钟是青铜乐钟繁盛时期的佳作代表之一,通过对其形制、编列、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先秦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情况。

一、曾侯乙编钟

1978年4月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庞大的一组战国编钟,以其数量之多、音律之全、铭文之珍贵、铸制之精、音色之美等被称为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观,甚至被誉为“世界第奇迹”。

曾侯乙编钟全架65件,由64件实用钟和1件楚王n组成,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小型钮钟三组,共计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共计四十五件。全套编钟气势雄伟,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其恢宏壮观,令人惊叹不已。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能够引起世人极大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庞大的编组规模为史上之最,打破了编钟出土历史上的纪录,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当归功于钟体、钟架铸刻的大量铭文。据统计,在64件双音钟的钟体,共铸有2828字的铭文内容,铸刻部位包括钟体正反面的钲部、正鼓和两侧鼓等处,其中除了中、下层甬钟的正面钲部所铸“曾侯乙乍钟”五字与音乐研究无关之外,余者皆是关乎乐律学的相关记载。此外,在中、下层钟架悬钟处的横梁和挂件上,也刻有九百多字的乐律铭文,与钟体铭文相对应,如不按词组搭配的复杂情况计算,这些铭文共计有54个独立意义的单位,但是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已在秦以后失传。

钟的一面(大多数在右鼓部分)所记为音阶名,另一面镌刻的是连续的铭文,记载着曾和楚、周、齐、晋等诸侯国的音律名和音阶名的相互关系及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国早在距今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在乐律学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曾侯乙编钟音域为A1-c3,达五个八度多之广,中间的三个八度(G-g)十二个半音健全齐备,使曾侯乙编钟成为我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调乐器,亦使得音乐十二律是由希腊传入并汉化而来的说法不攻自破;各层钟的基本骨干音还可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且宫、商、角、变铡铡⒂稹⒈涔,七声俱全,这种命名法为后世留传下来,至今仍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使用。由于每一个音阶都可作为宫音,构成多种调,所以在当时曾侯乙编钟的旋宫转调能力也是非常高明的,而且,与河南出土的信阳编钟相比,它又增加了两种调律方法。正是这些丰富而珍贵的乐律铭文,使曾侯乙编钟凌驾于其他出土编钟之上,具有其他同类文物不可比拟的研究价值。

二、乐钟的声学特质

无论是哪一种的乐钟,它们之间都存在一个共通点:即其形状都是扁的,这又是为何呢?原来,由于钟是我国较古老的乐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其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使用,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两条分支,出现了两种钟。一种是圆的大钟,一种是扁钟。这两种钟在使用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圆钟是在单独敲击的场合下使用的,扁钟则用于乐队演秦中。关于这一问题,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曾作过研究:“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钟圆余音延长,钟扁余音短泥”。这种“合瓦形”扁钟的最大特色在于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时,由于音波在不同方向的路程远近和反射时间都不同,故而能产生两个不同频率的音响,即一钟双音现象。这种现象本来只存在于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的猜测中,他们苦于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能够证实我国先秦人民已经发明这种乐钟并懂得铸造这种乐钟的技术,但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每钟可发两个乐音,并且以错金铭文标示音名于敲击部位,经检验,实际音响也与其上所标音名相符。于是,在乐理学研究上,正式确认了编钟的“双音结构”,使得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已有可发两音的合瓦形青铜编钟成为定论。

参考文献:

1.王海文:《乐钟综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4期。

2.黄翔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载《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

3.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载《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

4.崔宪:《曾侯乙编钟宫调关系浅析》,载《黄钟》1988年第4期。

5.陈四海:《编钟为什么是扁的》,载《北方音乐》1991年第5期。

6.方建军:《曾侯乙编钟的音乐文化基质》,载《黄钟》1998年第3期。

7.冯光生:《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分析》,载《黄钟》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