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体温”的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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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毕飞宇“把玩小说”有点入魔，他在南大开的“小说课”别出机杼。他如是形容自己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毕竟把玩的次数多，我所熟悉的小说，它上面是有我的体温的。反过来说，那个小说里的许多的‘矿物质’，也会到我的肌肤里面来。”

关于“体温”之说，他具体描述：“我对别人小说温度的敏感，是从多年之前阅读张爱玲开始的。张爱玲小说字里行间的那种冷，能传到我骨头缝里去。如果张爱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靠近她，我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爱玲的冷。”谈到自己，毕飞宇坦言他是个“体温”高的人，“落到文字当中，我也感觉到我的文字偏热。但过冷和过热都不好，因为太冷太热都不亲切。我一直渴望自己的小说温度不要那么高，所以我在写作时做得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控制自己语言的温度，别让它过于神经质。”在毕飞宇看来，“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从巴金、鲁迅到张爱玲，毕飞宇一一评价了他们的“基础体温”。这个宛若“异端”的提法，是切入“作家研究”的极其新颖的角度，闻之，似有豁然开朗之感。

以此及彼，从小说联想到文艺批评，虽然批评文字从表面上看，以冷静客观居多，但纵观那些精彩的文艺批评，无一不是带着批评家的个性色彩，不但文学性荡漾，而且字里行间，看得到批评家的人格和性情。业内行家常说批评要“不按套路出牌”，摒弃八股，直击靶心，此说切中肯綮，也是批评者应有的行文准则。受众都很忙，为何有空看批评家的文字？无非是因为确乎言之有物。现在的很多批评家却每每喜欢“穿靴戴帽”，为何？证明学问不浅，有掉书袋能力。可是假如批评家的三千文字用三百字就能说清楚，又何必卖弄？实话实说，如今的文艺批评文字，“三千之于三百”的水货还真不少，这一掺水，不但未显功力，反倒贻笑大方。

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许杰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过一篇著名文章，题为《文艺批评首先应该是文艺》，他说：“谈到文艺批评，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文艺，是文艺作品之一种，是富有文艺性的评论文字。”诚哉斯言，批u文字也是文学之一种：理性与感性共舞，哲理与诗性齐飞，读之可喜，阅之开怀。批评难道就一定要面目可憎吗？将批评文字写得“好看”，其实是文艺批评的题中之义。我们读朱光潜，读李泽厚，读王朝闻，就不会对“美学”敬而远之，枯燥的“学”，因了文字的“美”，就容易“进入”。

曾经看到两位女性青年批评家申霞艳和项静的对话录，深聊了“批评的文体意识”，在对于如何将“写下的东西传达得更远”上，她们的反思触角尖锐而意识清醒。比如对于“学院派批评”受到普遍诟病，她们认为，学院派、学术化，这些都应该是中性的词语，之所以成为指摘别人的判断词语，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方式出了问题，并且连累了它们。“学院派受诟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批评家缺乏审美能力，没有见地，没有自己的声音。”这样的清醒认知殊为难得。“审美能力”是需要通过“见地”发出“声音”的。审美的匮乏，源于人性的丰富性不足，其中就有“人性的温度”问题。表现在批评文字上，就是“批评的体温”。我们常见的情形是，大众批评和学院批评严重对立，前者虽能呼风唤雨吸引拥趸，但缺乏学理支撑，后者虽然振振有词引经据典，却鲜有粉丝支持。能否有这样的“嫁接”呢――学院派以其扎实的学养，介入大众批评，以深入浅出的文学笔法，提高大众批评的趣味和品位，而不是孤芳自赏，囿于小圈子内。

文艺批评的“接地气”，说到底是“批评者的体温”问题。你自己冷冰冰，怎么能够感染读者？好批评一定是带着体温的，无论是冷峻还是热烈，总是风格鲜明。“冷冰冰”不是冷峻，而是一种拒绝、隔膜、无视、自说自话，完全不在意读者的感受。当文艺批评沦为“自言自语”的空中楼阁时，它的生命力就停止了。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