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跨境汇兑市场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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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金融、侨汇等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在普惠金融领域的重要抓手。

在9月初的G20杭州峰会上，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议题引起强烈反响，关于普惠金融的3个重要文件成为突出亮点之一。

早在今年7月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G20各方就对中国带领下在数字普惠金融议题的进展表示赞赏，诸多非G20国家及国际组织也积极响应中国提议。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易被忽略但却引领了未来方向的新概念――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移民金融、侨汇等开始成为国际普惠金融领域的新热点。

我国侨汇金额不断上升，但成本较高。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11年至2015年侨汇汇入成本由12%降至10%，在全球仍属高位。更广泛意义上的小额跨境汇兑业务以数字化、实时化和网络化为特征正在起步，将在金融扶贫、支持创业创新和普惠金融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建议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将普惠金融的理念、技术和模式引入到侨汇、跨境电商等领域。

增长快成本高

侨汇，一般指在侨居国的本国公民将其所得寄回原籍的款项，也有定义为由移民工人发起的国际转账，可统计为私人之间的跨国汇款（不包括由政府或企业参与的汇款）。

目前，全球侨汇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增速高，二是汇款成本高。

一方面，世界银行估计，1970年全球侨汇为20亿美元，2014年达4360亿美元，44年来扩张了218倍规模。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二次收入贷方记录可视为我国居民从非居民处获得的经常转移，即侨汇。按此口径，2015年我国侨汇收入达359亿美元。

另一方面，侨汇成本高低是衡量全球普惠金融的主要指标，但目前情况并不理想，侨汇成本过高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一大障碍。

2009年，八国集团G8和G20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目标，要求2014年将全球侨汇成本降至5%，且2011年的G20发展工作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该目标。

2014年，在世界银行针对全球普惠金融的调查中，侨汇成本由服务费用和兑换费用组成，全球汇款价格以每单200美元和500美元为基准，覆盖包括35个汇出国和99个收款国的300个通道。但调查结果显示，上述目标并未实现。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侨汇成本已降低至7.8%左右，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无网点银行的快速发展；二是移动通信运营商和银行的合作，例如在非洲国家推广的M-Pesa和Ecocash模式。近期，M-Pesa 和MTN Money合作推出肯尼亚等非洲七国间汇兑通道，客户可以在线上享受到数万个移动通讯货币服务网点的服务，且价格更低。

普惠意义

侨汇只是私人间小额跨境汇款和兑换业务的特殊种类，长远来看，发展小额跨境汇兑市场对不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首先，侨汇是国际扶贫脱贫的重要工具。

侨汇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有效应对国际财富分配失衡，对侨属家庭减贫具有直接、明显的作用。一般而言，侨民在家乡经济困难时汇回更多的钱，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稳定器作用。全球化带动下，估计已有2.32亿国际移民，到2050年将达到4.05亿。

目前，中国就有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我国正从移民来源国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的多重角色转变，并于2016年6月30日获批成为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降低侨汇成本等措施，对我国金融扶贫具有深远意义。

其次，小额跨境汇兑是创业创新的基础支撑。

相对于传统进出口贸易规模的下降趋势，跨境电商等新兴交易场景成为小额跨境汇兑市场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2008年至今，我国跨境电商渗透率逐年增加，2015年市场规模达5.4万亿人民币，占进出口贸易的21.96%。在个人“海淘”方面，中国消费者通过境内外电商平台购物需要购汇或跨境付汇，境外消费者到境内网站消费则需要支付外汇或兑换人民币及结算。

2007年后，银联国际、支付宝、财付通等机构陆续获批开展跨境支付、境外收单、人民币购汇支付结算等业务，境外电商网站也积极与国内支付机构合作开展跨境支付业务。一些地区例如浙江省丽水市的农村金融改革，也以推动地方商贸平台为切入点，利用个人外汇贷款支持个体工商户进口付汇，取得了推动跨境创业的明显效应。

第三，小额跨境汇兑将提升普惠金融的服务效率。

跨境旅游和留学是小额跨境汇兑服务的两大新领域。据统计，目前我国年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出国留学超过50万人，小额跨境汇兑为居民支付学费及酒店、机票、日常消费、旅游购物和个人汇款等需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支付宝、银盈通等通过与国际银行卡组织、境外第三方支付、银行乃至退税服务机构合作，以不同方式提供了一站式跨境支付、海外退税免机场排队和电子化通关等普惠金融综合服务。

四大现实问题

我国以多种措施降低了小额跨境汇兑成本，如2011年至2015年平均侨汇汇入成本由12%降至10%，从美国汇入成本降至8%，但这在世界范围内仍属高位，不仅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

汇兑成本受到操作成本、汇率变动、侨汇基础设施与交易技术、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影响。导致我国跨国小额汇兑市场发育滞后、侨汇成本高企的原因，包括针对性产品创新不足、竞争不足和客户习惯，等等。

其一，侨汇涉及服务环节多。

利用传统银行账户跨境汇款，一般通过国际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运营的实时支付系统实现，也可以通过接入国际卡组织方式完成。两种方式的手续费都在2%以上，大致需3天时间完成且技术门槛较高。由于侨民或其母国家庭往往处于农村、边远地区，金融服务不足且所在市场缺乏竞争，难以享受大银行或者跨国银行的综合。

比如，从花旗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的纽约分行向其北京分行汇款，成本很低，也很方便。但如果一个迈阿密唐人街的中餐馆经营者，要汇款到我国沿海一个小镇，可能需要银行和速汇服务商多次“接力”，成本高昂。

其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出现“去风险化”。

近年来，欧央行、英格兰银行等机构以及波兰、瑞典、丹麦等国家，建设了覆盖一定区域和币种的跨境实时零售支付结算的公共基础设施，但全球范围内正规银行体系仍然缺乏针对小额跨境汇兑的基础设施和产品安排，特别是缺少基于先进通信技术和风险控制措施的跨国支付体系。

按照现有的国际反洗钱要求和各国对外币出入境的管理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往往存在反洗钱内控制度不健全，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不到位等问题。目前，对个人汇款的反洗钱监管趋严，不具备合法身份的移民汇款更为不便。

其三，使用习惯带来的钞汇转换成本高。

货币兑换汇差收入，主要包括换汇过程中委托时锁定的汇率与支付机构实时换汇时汇率的差别形成的损益，以及零售汇率与外汇市场汇率差形成的收益。通常情况下，存款人应该选择现汇而不是现钞来降低汇兑成本，而华人、华侨更习惯于携带现钞，转为现汇时银行还要收取手续费。个人携带外汇现金既受到出境国限制，又受到入境国限制。

其四，面向国际移民等场景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缺乏。

目前，侨汇更多地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投资领域，对生产性投资很少发挥直接促进作用。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何融集大量游散民间、往来频繁的小额跨境资金，并对其民间借贷为主的投资形式善加引导和规范，仍是需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急需技术化与合作化

小额跨境汇兑市场高度竞争，西联汇款、速汇金是其中最大的参与者，市场发展呈数字化、综合化、场景化和去风险化的趋势。我国应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培育小额外汇服务机构体系和产品，对此有以下建议：

一是发展数字跨境汇款技术和工具。受风险投资推动，WorldRemit、Azimo、Abra和TransferWise等新兴科技金融公司正在利用在线社交、智能手机吸引大量用户，打造全球汇款网络跨境、跨币种的实时自由转账。

2015年，外汇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跨境外汇支付业务的试点，并将跨境电商单笔限额由1万美元提升到5万美元，多家支付机构获得跨境支付牌照。

借助这一势头，可进一步鼓励银行和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发展实时、安全、方便、低廉的数字技术和商业模式，满足新兴交易场景对跨境支付小额、高频、快速的要求。

二是加强银行等支付机构跨境合作。鼓励有牌照的跨境支付机构直接服务于电商和全球客户，也允许具有汇兑牌照的企业通过境内外支付机构、国际信用卡组织或银行提供服务。

为进一步激活市场，需要支持跨境支付机构完成商业、政策和技术上的对接：在商业模式上，需要解决订单、物流、支付的“三单合一”；在政策上，需要整合人民银行反洗钱管理、外汇局国际收支申报、海关电子口岸监管“三关合一”，涉及本外币汇兑的还要与有专营权的机构对接。

三是引导发展小额外汇贷款和投资理财产品，适度推广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针对侨民、出国工作留学旅游等特定人群，引导商业银行研究所在国法律和监管要求，开发有针对性的信贷、理财产品，针对不同类型的跨境贸易开发汇率避险产品，减少不必要的资金跨境流动、钞现转换和币种转换。

四是积极发展人民币小额跨境汇款服务。总结跨境人民币支付试点取得的经验，研究利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普惠跨境人民币清算支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