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匾额 大文化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小匾额 大文化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在北京朝阳区东郊的高碑店村，有一座以科举匾额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馆内收藏了500 多方与科举制度相关的匾额。博物馆的主人叫姚远利，62 岁，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喜爱书法，烟不离手。喜爱匾额收藏的人，偌大的中国大有人在，有的人为了图名图利，有的人却止步于收藏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幸运的是，姚远利凭借“科举匾额”这一极具文化创意的理念，将匾额文化的深厚底蕴发扬光大。从一开始的古砚收藏到如今的匾额收藏，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姚远利，在寻找中国匾额学之根的路上坚定执着，渐行渐远。

“收藏是我的爱好”

姚远利最初是收藏古砚的，并且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对科举匾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姚远利便欲罢不能。匾额其中的底蕴，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1999 年，他在潘家园花2000 多元买了第一块匾额，从那以后，他去外地都会不自觉地寻找和科举有关的东西，科举匾额、科举门等等。短短几年时间，姚远利收藏的匾额就达数百方，其中不乏精品。去年他投资购地建了博物馆，取名“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古匾横陈看千年科举兴衰，残额高悬评七百状元得失。”这是悬挂在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序厅――励志堂门前的一副对联。进入博物馆，一扇科举门立于眼前。拾级而上，秀才匾，举人匾，进士匾，投射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仕途阶梯。3000多平方米的展厅，是中国上千年科举史的缩影。

国内像姚远利这样规模、数量的古代匾额收藏家，寥寥无几。在这500 多方科举匾额的背后，是姚远利四处奔走的足迹和不辞辛苦的汗水。凭着多年的收藏经验，姚远利手中掌握了不少线索，哪里有好的匾额，他只要知道了，不管多远，都会立即赶去，欣赏、收购。姚远利始终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他说：“如果我想要，打几个电话就有人送来上千块，但是没有价值的我绝对不收。”

有人说姚远利是收藏投资者，但他却更愿意把自己界定为收藏家。“收藏看重的是藏品的稀有性， 而不是价格。一块残破的匾，我认为它有价值，别人却不一定认为它有价值， 你能说我这是投资吗？ 一块匾额单独悬挂时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但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展示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办这个博物馆完全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喜欢匾额，研究匾额。收藏是我的爱好，不是为了投资。”

小匾额大文化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中国的古建筑上，多缀有匾额。《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匾额：“扁，署也……署门户之文也。”意思是在门户上题字，以作居室的标记。匾额，作为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构件，不仅起到了装饰点缀的作用，也反映主人的审美情趣。

科举在中国有1300 多年的历史，是封建中国最基本的政治、文化制度。在研究匾额的道路上，姚远利选择将科举匾额作为方向。他说：“科举的影响不仅关乎考生的命运，更影响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而科举匾额恰恰见证了这千年的制度。把这些匾额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国史、家史和地方史。”

科举匾额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这座科举门顶部是一座汉白玉元代遗存。在整个元代，因为实行科举只有40 多年，书生在石牌坊上镌刻“科举门”，表达了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强烈渴望。据专家考证，此门在国内外仅此一件。

馆藏牌匾中历史最久的当数由明朝永乐二年状元曾ぃ在永乐十六年（1418 年）为永乐九年状元箫时中所题写的的状元及第匾，距今已有590 年。博物馆的二层，收藏着道光12 年同一科状元、榜眼、探花所题写的匾额。能收集到同一科的匾额，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馆内设立的一个特色展厅――台湾厅。厅内展示的匾额，是清代在台湾任职的官员所题写的。其中“优元”一匾，为林则徐之婿道光进士沈葆桢所题，他为官数十年，政绩卓著，有“中国船政之父” 及“ 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除此之外，还有曾经的台湾总镇陈元题写的“宣威闽海”， 1751 年任巡台御史钱琦所题的“雍宫接武”等等，这些题匾人为台湾在文教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而台湾科举文教的兴盛对稳定台湾社会，促进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匾额博物馆中的每一块匾额都可谓价值不菲，但匾额的价值并不是姚远利馆长所关注的，他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去认知这件事情。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绚丽的一笔。当我们驻足瞻观金碧辉煌、抑或斑驳陆离的匾额时，是对艺术积淀的欣赏，也是对历史的追溯仰望，更是对文化的厚重遐想。

在姚远利看来，中国科举匾额是古代知识分子求得功名、觅得仕途的重要见证。换句话说，是十年寒窗的学子们“脱贫”惟一途径的见证。

在姚远利的介绍下，我们得知一块匾额有五大看点，人们可以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去欣赏匾额。一看科名。科名类似于今天的学历，也就是出身，是秀才、举人还是进士、状元一看便知。二看题匾人。题写人一般都比受匾人的学位或官职等方面高，有举人、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宰相、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和巡抚等。三看国学。即所题写内容的国学含义，因为在众多的科举匾额中并不直接题写科名，而是题写国学典故。四看书法。古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很高，纵然文章再好，而书法不入流，也难以中举人、中进士。清代龚自珍虽才高八斗，能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但因书法不在行，虽中了进士，却难登翰林。五看制匾工艺。古代科举匾额，无论是木匾、石匾、砖匾，其制作工艺各不相同，科举匾额集中地反映了雕刻、篆刻、纹饰等高超技艺。

倡议创建“匾额学”

姚远利馆内现存的一些匾额在相关书籍上是没有记载的，现在展示出来，既填补了书本的空白，也能更清楚的认识历史。“青少年来了看我们的仿真‘号舍’，看到古时候人们考试的艰辛，对他们来说是种教育；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来了，除了欣赏书法外，还能了解与科举相关的知识。”博物馆并不是姚远利收藏的最终目的，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创建匾额学。

匾额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治理国家的需要。所以，中国匾额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官方行为。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标识名称，比如安定门上悬块匾写着“安定门”，县衙门外面悬挂此县的名称等等；另一个是宣扬教化，这类私人匾额居多。挂在门首的匾相对来说更重要，它代表了家族的地位，厅堂的匾多为教化所用。

“古代匾额的研究有着诸多的便利优势，同时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它不只是一个符号，也不仅仅是装饰，名称标识和宣扬教化才是它的主要作用。”在姚远利的办公室，他跟我们说起一些官方编撰的匾额典籍中，对匾额如此定义：宫廷中的匾牌联是附属于宫廷建筑的室内外装饰的一种，属于艺术范畴的观赏品。“这么说是大错特错！太和殿、保和殿、永定门，这是装饰品？”姚馆长激动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一直到现在匾额的研究在理论上仍是一个空白，这与很多专家学者，甚至连故宫的专家都不把匾额当回事有着很大的关系。

“科举学”这一概念，是1992 年由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教授首次提出的。说到科举，自然离不开科举匾额，但“古代匾额”却始终没被当成一门学问去研究。姚远利说：“我们要想加深对传统考试文化的认识，就得去研究科举文化，这样才能客观的去评价科举制度。”然而，人们对古代匾额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就连一些专业人士都不能明确匾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匾额自身的文化担当。

姚远利说：“通过自己的科举匾额博物馆，能加深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更期望能通过科举匾额这一契机，最终看到匾额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