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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中,有一段对摄影家姚经才的介绍,其中出现了诗翁臧克家的照片。那充满着岁月痕迹的图像,虽然仅仅在眼前一闪而过,却在我心头激起浪花。回忆那段往事,使我感到,即使我们当今处在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也不应忘记科技进步中要汲取文化经典的滋养;飞速发展时,更不能忘却民族精粹的传承。这就是说,在学习现代科技“知新”同时,不要冷落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故”。“温故知新”是一句很好的成语,传承发展,才有底蕴。
大诗人臧克家在这方面是很好的榜样,与臧老认识,还源自“追星”。
我们那个年代也曾“追星”
坦率而言,我并不喜欢现在一些年轻人对“歌星”的过分追捧,虽然我们年轻时也“追星”,但追的是什么“星”呢?心中崇拜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因为他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编织世界美丽的蓝图,功不可没;还有就是历史上的忠臣良将、英雄豪杰。其实,我与诗人臧克家的初识,就是从“追星”开始的。
曾有人说,“追星”是人类的“痼疾”,而我认为,它只不过是人生中某个特定时期的喜好罢了。儿时,我常在江南小镇寂静的夏夜,搬一把小竹椅到溪旁乘凉,呆呆地望着天空、繁星、月亮,想象着传说中的嫦娥,身旁陪伴她的白兔。这些就是我追的第一批“星”,有月亮,亦有月亮中的嫦娥。当我开始读书认字,“追星”的对象就变成了科学巨匠、文豪大家,因为那时一直痴迷的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出版界为少年儿童编译的发明家的故事、安徒生童话、儿童半角丛书、《小朋友》杂志等书刊,似懂非懂地读了不少文学名著,并沉迷其中。解放后,喜欢上了新诗,“臧克家”自然而然成了我的“新星”。
我很喜欢他的一首诗,大意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这首诗,我至今印象深刻。50年代中期,我刚到北京,作为一个医学生,考上了业余的“北京图书馆科学文艺通讯员”。一次听学术报告时,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诗人臧克家,只是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那是初次见到他。
我与诗人臧克家成了“忘年交”
“”后期,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见到了臧老。我们“话逢知己不嫌多”,相谈甚欢,聊到他的好朋友、《诗刊》副主编徐迟时,更是心有戚戚焉,就这样,我与臧老成了“忘年交”。
有一次,我们在臧老家晚餐,像往常一样,鸡汤是不可少的。臧老的夫人郑曼知道我和徐迟都爱喝鸡汤,给我们分别端上一大碗。徐迟一边喝汤一边说,《哥德巴赫猜想》能获好评,郑曼功不可没。郑曼鼓励我,既要当好大夫,又要像徐迟那样写出好文章。
粉碎“”后,我的“文学植入科普”的理念有了实践的土壤,我时常鼓动冰心、臧克家、严文井等著名作家参加科普活动。有一次,我陪臧克家参加了“红领巾爱科学夏令营仪式”,孩子们热烈欢迎臧爷爷这位大诗人,场景很是感人。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文章,孩子们表示要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看到孩子们如此欢喜,臧老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以后,我要多参加你们的科普活动了!”此后不久,中国科普作协与香港出版界座谈《科学与未来》杂志的创办事宜,我请到的文学界的名人们也很关心科普创作。会上,大家对这本即将诞生的《科学与未来》充满信心,想请大诗人臧克家写篇文章、题个词,约稿的任务当然落在了我的头上。
当我与臧老商谈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题了祝贺“科学与未来”创刊的字,刊登了本文开头摄影家姚经才为他拍的那照片。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也被你拉进了高士其同志的科学普及队伍中了。
他那颤抖的手,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
我在主编《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从文学角度欣赏高士其的科学诗?大家说,如果请诗翁臧克家来评述,最理想不过了,但臧老是从来不写科学诗的。于是,我硬着头皮,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求”他老人家。
果不其然,他听了我的来意后,一改往日热情的、迅速表态的风格,沉默了好久。我心中直打鼓。他的夫人郑曼见此情景,像往常那样柔声细气地说:“克家,不能让宗浩大夫为难呀,现在不要说写科学诗,就是读科学诗的人也不多,我们要鼓励大家啊!”
过了一会儿,臧老终于说话了:“我在科学上是外行,为《科学与未来》杂志创刊号题字,就是我第一次涉及这个领域。现在要我来评述高士其的科学诗,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当我以为无望的时候,他突然恢复了往昔作诗的那股豪情:“好,我写!两周后,你来拿!”然后对郑曼说:“从现在起,两周内我不会客,别的事都缓一缓,集中精力先把高士其的诗看一遍,再写这篇文章。”郑曼高兴地望了我一眼说:“你放心吧,克家是说到做到的人!” 李宗浩与臧克家在交谈
两周后,我如约来到他住的东城区赵堂子胡同。郑曼对我说:“克家在等你!”臧老一见我,高兴得像个孩子见到老师似的:“我这两个星期就是读高士其的科学诗,写这篇文章,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做,你可以问郑曼,现在给你交卷了,两千多字。你先看看,然后给高士其同志看,不知你们满意不满意。”
两千多字的文章,对于一个大诗人而言,本应是件容易的事,臧老却整整花了两个星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品读他的文章。臧老一开头就写道,我和高士其同志是同时代的人,同年不同月生,他比我小24天。搞科学,我是外行,但写新诗,我们是同行。“科学家、文学家,思维方法不同,并肩作战,咱们都是一家。”他回忆了与高士其会面的情景,最后写道,我每次见到高士其,他的热情,都令人感动,我握着他的手,“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
读到此处,我也情不禁地握着大诗人臧克家的手,一股暖流涌入心头,他那颤抖的手,也像一个令人又惊又喜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