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论杜诗“义理”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翁方纲论杜诗“义理”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翁方纲这一生仰慕杜诗，他认为杜诗是最能体现“理”的，与其他学者仿杜的学杜方法不同，他以杜诗中能够反映“文理”、“义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来阐发其“肌理说”的内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诗风。
[关键词]翁方纲；杜诗；“义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100 ― 02
清代是杜诗学的高潮期，崇杜、学杜、注杜、评杜的文人数不胜数，翁方纲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学注重考证，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出了义理与文理合而为一的“肌理说”。翁方纲的“义理”体现了其对诗歌内容的重视，他认为杜诗继承六经，符合儒家规范的学问和思想，是对“理”最好的体现。
翁氏著有《诗附记》，《诗经》研究汉、宋兼采，考据、义理兼重。训诂多取汉学，义理、文义多取宋学。他推崇朱熹的《诗集序》，努力调和《诗序》与《诗集传》之间的冲突，翁方纲推重诗为“心之声”这一观念，肯定诗言情的一面。他曾说：“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1〕翁氏这里说的“志”正如朱自清所指出的“怀抱”之义，作者所抒发的怀抱表现在文字上，又要受到“理”的限制，翁方纲这里所说的“理”仍可以义理与文理两面来理解，“心之声”要符合义理之要求，而具体的写作又要受文理法度之约束，可以说他所理解的“志”并不只是强调儒家的政教功用，而是理、事、情皆具的。
翁方纲以发展的眼光从杜诗的思想内容、叙事方法来看待杜诗之正变，杜甫“师古”的文学史观中亦有追步“风雅”的自觉要求。翁方纲曾指出《诗经》中的诗篇并非一成不变。翁方纲对风雅正变的看法，其实与叶燮较相似，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说：“《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也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此后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离变也明矣。”〔2〕在政治由盛而衰的背景之下，体现于诗歌创作则会有“诗变”，要“不失其正”则体现在作品的讽谏规世的作用，这可说是“法自儒家有”在作品思想与内容方面所继承的内容，整部杜诗则始终贯彻着这一内容，体现着一种“谏诤”的姿态与“忧愤”的意识，这也正是杜甫“诗言志”之“志”的核心部分。从事物的发展历程来说，“变”本就是必然之理，所以叶燮以为诗歌之变亦是必然，正、变实为一个矛盾的整体，正中含变，变中含正，翁方纲也是以辨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之关系的。
一、变而不失其正――讽谏精神的体现
翁方纲在杜甫的《槐叶冷陶》一诗后批注：“此所谓‘每饭不忘君’者也。”〔3〕因儒者之流，用世是务，故杜甫即便在颠沛流离之即，仍念念不忘君主，就杜甫而言，他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将不忘君主的深层内涵推为不忘天下苍生。通观杜诗，儒家的忠厚缠绵之情贯穿终始，由于深厚家学的影响，尤其受先祖杜预的影响非常深，杜甫从小便有一种崇高的用世之志。杜甫少壮时唐朝还处于盛世，此期唐人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飞扬向上的气象，且人在青年时期都不免信心百倍、志气高昂，杜甫也如此，偶一受挫不会耿耿于怀。而安史之乱后，杜甫的儒家之“仁”则由自身之追求、忠君孝悌发展至“泛爱众”即爱天下百姓，至秦州以后诗，则推阔为爱万物，成都诗大力书写自然景物，此一时期他所写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鱼无不寄寓着他深厚而深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其人忠君爱民、心怀天下融入骨髓后的自然呈现，与早年壮游时期纯粹抒发山河之爱的欣赏所不同。命运总让杜甫经受流离失所的困厄，而他不选择逃避，即便有时会发发牢骚，却始终清醒地直面现实人生，其仁者胸怀更使他在困苦中对生民怀有深挚的热爱、体贴与同情，他的忠君忧民意识体现得更坚定而缠绵。杜甫之执着正如同屈原，这种往而不返精神，已经带上了悲壮的色彩，虽悲壮，却极震撼人心。反映在诗作中，则体现出一种伟大与崇高的阳刚之美，这也是杜甫的诗之所以能“切己、切时、切事，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4〕的思想基础。
翁方纲认为杜甫的《奉先咏怀》《羌村》与《北征》互为表里，《奉先咏怀》作于天宝十四年，正值安禄山造反，诗当作于往奉先探望妻子的路途当中，所以杜甫应当还不知道安禄山反事，但诗作中已经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了。《羌村》三首虽然写的是杜甫回到家时的所见所感，但由一家之不幸可推至天下家家户户之不幸，诗中所记录的人、事都是平凡的，但作品的思想、感情都是层层推进的，诗作呈现出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杜甫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由此及彼，感情吞吐反复的深厚力量。《北征》则反映在战乱频仍的时局中，杜甫所见所感无不关系国事，忧心国事，希望己之谏诤能有补于国君，是恋君，更是为整个国家而担忧。以上三首诗都并非创作于盛时，但却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背景下诗人自己以及生民的生活现状，且作品中都流露着浓厚的忠君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单指对君主之忠心耿耿，更主要的则是心系天下之情怀以及匡扶时政的寄托与期待，可以说是“变之正”的典范。
翁方纲是肯定杜诗中诗教“温柔敦厚”、“主文谲谏”之旨的，要反映时事，却不可直指君主，不可违礼，体现在文字上要“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5〕，在表现手法上则追求不可直说，这也正是“舂容唱叹”的体现。杜甫的“三吏”“三别”作于乾元二年，自东都归华州途中，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新安吏》有杜甫的自注，故而有点兵事，翁方纲认为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为劝告、安慰私家骨肉之意，既然点兵一事不可避免，与其让孩子不情不愿地上路，还不如让他们不要担心，劝告他们战事一定会顺利，军官对士兵也很照顾，以宽慰的方法来鼓励他们，同时也是安慰自己，更期盼着孩子的安全归来。正是百姓的这种“捐躯赴国难”的自觉意识读来才更让人不忍，这样的诗作如果能被君主看到，规谏的效果应该非常大吧！
上面几首作品都是五言古诗，若按照文体的正变、尊卑观念来说，则古体尤其五古是处于正而尊之一面的，但翁方纲也并不以近体诗为卑，形式始终是为思想、情感的体现而服务的，只要“变而不失其正”，近体诗仍能作为继承“风雅之正”的语言载体。杜甫的五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当作于大历五年秋，这年冬，杜甫卒于谭岳间，旅殡岳阳，在生命的尽头，杜甫仍不免对于自己的怀才不遇难以释怀，他如实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情况，抒发了当时的感想，而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难免有人认为杜甫在发怨，但笔者以为诗中虽有“悯”字，但并非要其亲友怜悯，当是自伤不遇，虽有着对环境的直叙，但因为叙、议、情的融合，尤其抒情的融入，在情感的表达方面仍能以含蓄蕴藉来约束。
如果说上述作品是杜甫作于深处动荡之时局、环境或在朝任职之时，作这些充满讽谏精神、忧国意识的作品还正是理所应当，那么他在成都，生活相对安逸一些的时候，仍不乏这样的作品，就更可见其人“忠厚缠绵”之情了，翁方纲在评《题桃树》诗中，以为杜甫仅仅从盛时桃树的与人共享，衰时自顾不暇而遮蔽桃树这种日常琐事，婉曲地道出今昔之别，使读者从侧面见出身处乱时人人、家家各自为计之状，可见杜甫其人之性情、品格，心眼之中正是万物一体。
二、风雅之正即史法――诗史内涵的贯彻
《风》、《雅》之正，即是史法。〔6〕这说明了翁方纲对诗法与史法之关联的肯定，史法，初指史家之书法，随着其内涵的不断扩充，则渐渐与书法、史笔相通。在会通化成之文化意识方面，宋人将“诗史”以体用来看待，其体为诗，其用为史。诗以言志咏怀，史则叙事资鉴。故其特色有二，一则充满史之反思与致用精神，一则具备史之取材与笔法。清人喜用“诗史”理论阅读杜诗，而多数人对“诗史”概念的解读即以“知人论世”为主。陈沆以“比兴”来理解“诗史”，将其视为“诗史”概念的内涵，根据张晖的梳理，“比兴”与“诗史”的关联体现在：诗歌要做到“思无邪”，不谬于圣人，即符合诗教传统；诗歌创作中为尊者讳等委婉曲折的方面。强调“情”又强调“事”。翁氏肯定杜诗为“诗史”，整部《翁批杜诗》中常见其评杜诗得《春秋》之意，具史迁笔法。在进行讨论之前，可先看几条翁方纲在《翁批杜诗》中对杜诗用史法的批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能够反思致用；二是如实记录实事而面面俱到；三是运用《史记》的叙事手法。概言之，史法内涵的贯彻仍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与创作手法方面，前两点归入思想内容的讨论，而翁方纲论诗还强调对实境的反映，对实境、实物的反映也是对生民生活现状的呈现，亦当属于史所记录的内容。
“风雅之正”所反映的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能如实展现广大生民的现实生活画卷，并能将深刻的讽谏精神内具其中。如龚鹏程作为有着深刻自省意识的宋人而言，作诗取法杜甫，很大程度上也就肯定了杜甫自身的这种自省意识，反思、自省也是对待忧患的一种态度。杜甫除了对社会重大历史时间有所记录之外，更书写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活场景，行到一处，便对一处之景、一处之风俗有所记载。同一时期的诗作当贯穿起来，才能完整地看出诗人此一时期的生活境况、思想状态，整部诗集才能完整地展现诗人的一生，呈现出诗作多样的艺术风格。翁方纲曾说，古今诗人只有杜甫的诗集可以进行编年。其意盖指诗人经历着岁月的蹉跎，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种种磨砺，其思想也是不断变化、深化的，其艺术造诣经由青年至老年，亦得以不断锤炼，最终得以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这在所有诗人都是必经的一段路程。正如历代诸家所公认的，杜之秦州以后诗，皆为臻至化境之作。又因对诗作讽谏精神的强调，加之经世致用之目的，对反思致用的要求实已暗含其中。结合翁方纲所理解的“风雅之正”来看，“诗史”正具有《春秋》褒贬劝慰的资世之意，能够有补于君主，具反思致用的精神内核，以“一字褒贬”、“推见至隐”、毕陈时事来委婉显晦地达到劝慰、资世的作用。《春秋》在宋代最称显学，而以《春秋》书法论诗，更是宋代诗学会通化成的一项重要融通。
在书写现实政治之外，翁方纲还强调杜诗中对实景的如实刻画，陈贻{也指出杜甫的《发秦州》至《凤凰台》十二首诗及《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十二首都是其纪行诗中的佳作，之所以能获得诸家好评，很大程度上正得力于蜀中山水之奇特，在此基础上结合以杜甫之诗艺并发之以诗人的感悟，方能成之。描述现实事、物，呈现实境，杜诗常用白描的手法，读者能透过作品的细节来体会作者的心理感受。不过，翁氏以为对实景的追求是要具有时代动态感的，也不能违背“心之声”的本质。杜诗中所摄入的自然，并非山川虫鱼之摹写，亦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怀志意，而体现着整个动荡时代背景下生民的生存状态与内心呐喊。
翁方纲推崇学人之诗，他自己在创作实践中也如此贯彻，将务实考证的治学态度融入对杜诗的批评之中。翁氏拈出“杜法”，以“肌理”说进行具体的批评应用，其“理”是无所不包的，从义理之理来说，他认为杜诗根柢六经，内容涵盖万有。在文理之理方面，杜甫在不违背义理之理的层面上，极尽能事地学习前贤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诗艺上构建一座辉煌的殿堂。
〔参 考 文 献〕
〔1〕（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27.
〔2〕（清）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9）：4.
〔3〕（清）翁方纲.翁批杜诗〔M〕.台湾：里仁书局，2011：619.
〔4〕（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9.
〔5〕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457.
〔6〕（清）翁方纲.翁批杜诗〔M〕.台湾：里仁书局，2011：279.〔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