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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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土重迁的帝制中国，安邦定国为第一要义，因而即使西开边塞南垦荒原，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千百年来互通有无、修国之好，却从未成为古中国建立世界霸权的筹码。而今沧海桑田，几番历史更迭之后，中国正在重新崛起，在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下，提出再造“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宏图背后，应如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如何审视这一构想对于国家内政外交可能带来的改变？面向世界，“一带一路”又会给中西方文明带来怎样的碰撞与交融，它是否能够激发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的深层变革？

相比于古中国历代文人骚客对于塞外艰坷的心有戚戚，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今天也反过来给现代“丝路经济带”上的诸多国家以相同感触，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格局中，这头东方睡狮已经过了它漫长的蛰伏期，未来的世界秩序，似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相互塑造，那么中国究竟会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会在机遇与风险的相互叠加之下，使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杨成认为，在新大陆主义的战略图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是中国推进封闭的亚洲体系的信号，更非藉此作为与其他政治、经济势力进行博弈，海陆丝绸之路并举，主要目的在于将开放的海洋体系与封闭的大陆体系予以整合，而这将促进中国对海洋亚太的深度开放，并贯通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发展大局，共享全球化新的发展红利。

但作为新兴崛起的经济体，中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正如张昕所辨析，在全新的战略布局之下，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行为，既可能被归类为传统资本主义霸权之间的同质化斗争，其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又可能被看作全新的可移植的资本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既可能导致现有国际秩序的重构，又不可避免地依赖并根植于资本主义的既有框架之中。因而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的项目建设，都需要详细考察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内部特征，才能推论它是否能够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正如对“丝绸之路”历史盛名的抚今追昔，建立横跨欧亚的新经济合作轴心，“新丝路经济带”亦无法避免其与生俱来的历史负担：“自由贸易”被当作霸权主义的旗帜，在世界差序格局中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记，“一带一路”应该如何直面西行之路上第三世界对于贸易平等的理想？又应如何处理“政治伊斯兰”对于既有世界秩序的暴力反抗？在殷之光看来，亚洲腹地诸国具有复杂的内部差异，在此推行“一带一路”，其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关于平等的话语体系，这也是新丝路项目最终的政治感召力所在。

最后，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还应回到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中来评判，正如沈明对《电子丝绸之路》一书的解读，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看似冲破了国家、地域之间由“路”联结起来的贸易限制，但实际上，“路”与“网”都长期存在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与地方化的国家规制的相互角力之中，新技术的发展，实际并未冲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预言，因而，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长期的消长互动关系，是形塑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和基础性动因，它也是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直面的现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