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琴挑\曲有误谈《诗经.关雎》“琴瑟友之”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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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琴挑”富豪千金卓文君的故事作为有史可证的才子佳人的最早版本而流播至今，司马相如超越世俗礼法的行为非但不受历代士大夫的指责，反而被誉为千古风流之事。文君夜奔之事载于《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本传，后经《西京杂记》渲染而更富于浪漫色彩。清代学者陈锐云：“《琴歌》一篇，王湘绮(王]运)作，为余书扇，附记云：‘读史传，窃疑相如、文君事不可人国史，推司马意，盖取其开择婿一法耳。’目光如炬，侈谈‘婚姻自由’者盖亦知所本。”(《抱碧斋集・诗话》)“琴挑”的故事为士大夫传为美谈，千年不衰，原因有三：一为故事主人公的身份，男主人公为西汉杰出的文学家，女主人公为国内顶尖富豪的千金；二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一次寻常的家宴上，一曲《风求凰》打动新寡的芳心；二为故事的完满结局，司马相如不仅赢得美人，而且获得卓氏大笔赠产，由家徒四壁一跃成为成都富人。因文采而赢得芳心，敢于超越礼法，超越礼法而又获得认可，因婚姻而致富，见载于正史者，司马相如可谓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

魏晋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偏居东南的孙吴也紧随时代的风向标。周瑜不仅是东吴的政治风云人物，而且还领导着当时的时尚潮流。青年时的周瑜在东吴已颇有人气，吴人亲切呼其为“周郎”，当时能与周瑜媲美者，唯有孙策。周瑜不仅出身显贵，相貌英伟，而且才干卓越，谈笑间，曹操80万大军“灰飞烟灭”。人格近乎完美的周瑜在思想上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云：“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有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好为人师者周郎本出自无心，而弹曲有误者未必出自无意，纵然不能成为佳偶，能博周郎一顾，亦为人生幸事，故中唐诗人李端《鸣筝》诗有“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之叹。此诗原自李端的一段经历，伊世珍《琅寰记》云：“郭暖宴客，有婢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代。李端在座，时窃寓目，属意甚深。暖觉之，曰：‘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李即席口号曰：‘呜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暖大称善，彻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镜儿赠李。”李端以诗获美人，后世传为美谈，此次宴会最大的获益者实乃镜儿，而非李端。对此，清人徐增有精辟见解，其《而庵说唐诗》云：“妇人卖弄身分，巧于撩拨，往往以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当代词家，台湾著名乐人长安客在其名作《曲有误周郎顾》中写道：“一曲广陵散有误，周郎回眸一顾。吴宫中多少孤独，化作烟雾、碾作了尘土。吴宫乐伎拂弦误，为得周郎一顾。饮鸩止渴的幸福，多少仰慕，只求他一丝眷顾。”“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其中既蕴含了少女的才艺与聪慧，更多的是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

从这个角度来反思《关雎》“琴瑟友之”，或可另有新解。

《关雎》是《诗经》305篇之首，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分作两派，一派以毛亨、朱熹为代表，认为此诗是吟咏“后妃之德”，“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毛诗序》)自汉至清的儒家学者，基本都属于这一派。近代以来的研究者，多不信《毛诗序》的说法，认为这是一首描写恋爱的诗歌。对该诗的用途，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曰：“在周南、召南里，有几篇民歌的结婚乐曲，和后世的‘撒帐辞，等有些相同。《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将《关雎》视为“贺婚曲”，将琴瑟钟鼓之音视为结婚时欢快氛围的营造者，这种观点在余冠英《诗经选》，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等诸家注释中得到了重申。先秦时期结婚是否奏乐，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关雎》作为描写爱情的诗篇，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把整首诗视为古代的结婚曲，把“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视为婚礼时的表演，前者不免有以今度古之嫌，后者则使“关雎”时代的爱情变得平淡乏味。

依郑玄之说，《关雎》分五章，章四句。首章以雎鸠捕鱼起兴，牵动作者的春情；二章写相思；三章写相思成灾，不能入眠；四章写弹琴鼓瑟接近淑女；五章写敲钟击鼓赢得姑娘的芳心。

君子借琴瑟向淑女暗通款曲，传达爱意，实有自来矣。在中国传统乐器中，琴又称古琴、七弦琴，为“八音之首”，“贯众乐之长，统大雅之尊”，在尧舜时代便进入肃穆庄严的宗庙仪典。琴瑟之名散见于先秦典籍中者，不胜枚举。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云：“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尚害・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

君子之于琴瑟，尤女工之于针线，士兵之于武器也。《礼记・曲礼下》云：“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相对于钟鼓之声的铿锵有力、高亢激昂，琴瑟之音更具清扬凄美、繁复多姿的特点，易于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故而《荀子・乐论》云：“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史记・乐书》及《礼记・乐记》皆云：“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君子通过琴瑟表达对淑女的爱慕，淑女心领神会，以琴瑟为媒接近淑女，这是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淑女窈窕，君子志远，君子敲钟击鼓表达四方之志，最终赢得淑女芳心，这是进入婚姻殿堂的前奏。《关雎》先写“琴瑟友之”，次写“钟鼓乐之”，是符合人的思维发展习惯的。

《荀子・乐论》云：“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史记・乐书》和《礼记・乐记》皆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唯君子为能知乐……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关雎》写君子与淑女的爱情，以琴瑟为媒介，以钟鼓为催化剂，中和有理，可谓体现儒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诗论的典范。

琴挑和曲有误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士人获得爱情的特有的方式，既高雅、含蓄、节制，又不乏浪漫，二者实乃《关雎》“琴瑟友之”的流衍，是“琴瑟友之”的西汉版和东吴版。

中国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有对唱情歌择偶的传统，歌声相对于琴声，显得直白和通俗易懂。以中和、含蓄为美的中国文人在表达爱情时，选择的多是琴声，故而“琴挑”作为获得爱情的途径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在元代高明的《玉簪记》中，潘必正“琴挑”陈妙常是全戏的高潮；在《西厢记》中，老夫人悔婚，月圆之夜莺莺对月焚香，张生用琴声诉衷情，最终获得爱情；在《聊斋志异》的《宦娘》中，温如春以“尘间无对”的琴艺，不但与为鬼的宦娘演绎了人鬼情未了，而且获得富家女葛良工的一听钟情。

在春秋时代的君子与淑女，西汉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三国的周郎与吴宫乐伎，唐代的李端和镜儿的爱情故事里，充当媒人的是一张琴、一只筝，在手指和琴弦接触的一刹那，情感的音符在空气里跳跃，舞动的春思在指尖流动。没有琴筝，君子难诉淑女之思，文君莫知相如之心，李端无猜镜儿之意，吴宫乐伎也失却了一份浪漫情愫。不同的是，在《关雎》和司马相如的爱情里，是男人“琴挑”女人，而在周郎和李端的故事里，是女人“琴挑”男人。相对于司马相如，《关雎》的爱情则高雅有节，二者同样“发乎情”、“缘于琴”，但前者“越于礼”，后者则“止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