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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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畲族民歌音调与瑶族、苗族山歌
蒲亨强曾经将苗、瑶、畲三族民歌的共同因素归结为“两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核腔结构，一种是大声韵的do-mi-sol(简称I型)，另一种是宽声韵的sol-do-re(简称Ⅱ型)”。根据笔者的分析，畲族民歌中与苗、瑶民歌共同的因素应该是宫3-3型和角3-4型的大声韵，即蒲文中指出的“I型”，只是这种旋律音调结构与苗、瑶两族略有不同：一是苗、瑶民歌中大声韵常以单纯的形式做宫3―3型(do-mi-so1)、角3-4型(mi-sol-do)、徵4-3型(sol-do-mi)进行，在畲族民歌中，虽然也有以宫3-3型、角3-4型进行而构成的单纯大声韵旋律,据统计，有宫3-3型大声韵宫调式曲调7首，宫3-3型大声韵与宫3-4型小声韵相结合的角调式曲调36首，以徵3-3-4型大声韵为主的徵调式曲调1首。另有角4-3型小声韵构成的羽调式曲调18首。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将大声韵与小声韵结合运用，与宫6一下2-3-2型宽／窄声韵、宫6-下2-3-3-上2型宽／大声韵相结合，运用于商调式民歌中(如前所述,约占所分析资料的46.12％)。二是在苗族民歌中，大声韵的运用常出现“mi”音的音高游移，由原位“mi”自然下滑到“do”，而在畲族民歌中却以音高固定的“mi”为特征。
根据畲、苗、瑶的历史渊源关系，这种民歌旋律音调之间的共同和不同的特征是能够得到解释的。吴永章曾指出：“畲与瑶、苗，同源共祖。最早，可溯源于远古的‘荆蛮’，即其时生息与活动于古荆州地区的‘蛮’人族群。楚国时，居于楚境内的部分蛮族被迫向南、向西迁徙，从而加速了蛮族重心南移的过程。汉代，畲与瑶、苗的先人，被称作‘盘瓠蛮’。盘瓠蛮的得名，因盘瓠传说而来。盘瓠传说，最早可溯源于东汉时人应劭的著作；南朝宋人范晔的《后汉书・南蛮列传》则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集大成之作。盘瓠传说在畲、瑶、苗民间广为流行，正是他们同根生的有力证据”；“畲、瑶、苗三族虽同源却异流。其分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苗与畲、瑶二族分离。其源不晚于汉晋。……第二步是，瑶与畲之间的分离。唐、宋时期二族分流的速度加快”。
由此可见，畲、瑶、苗三族共同的大声韵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应该早在汉晋之前就已存在，苗族与畲、瑶两族之间的区别应当开始于苗族与畲、瑶两族分离的汉晋时期，畲族民歌和瑶族民歌之间旋律音调的区别最迟开始于唐宋时期两族的分流。
(二)畲族民歌旋律音调与汉族客家山歌
畲族民歌旋律音调与汉族客家山歌旋律音调的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样式：一是联系更为直接的，表现为原样传播和原样吸纳的样式。例如，“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分析”中“徵调式”的第(1)、(2)种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两项共有54首。这种以商下2-3-2型窄声韵和羽商、徵商之间的四、五度跳进相结合为特点的旋律音调结构，与闽西客家山歌的旋律音调有着紧密联系。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由商下2-3-2型窄声韵构成的徵调式民歌，不仅在闽西等客家地区流行，而且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以及陕西南部等地广泛流行，因此，它们可以看成是畲汉民歌直接、原样交流的例证。因为这种关系较容易一目了然，所以在此不予赘述。二是联系较为间接的，表现为变体传播和变体吸纳的样式。其中包括：“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分析”中“宫调式”之(1)、(5)；“商调式”之(1)、(4)。在这种样式中，畲族民歌旋律音调的交流、变易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本节中着重对此进行分析。
1.畲族民歌中以宫2-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近声韵为特征的宫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与长汀城关山歌。
对于畲族民歌与客家山歌之间的关系，笔者曾做过探讨⑩。从旋律音调结构看，音列由do-re-mi-sol-la构成，以宫2-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近声韵(mi-re-do)为特征的官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的畲族民歌，应当与长汀城关山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下面是一首属于角下2-上4型宽声韵与近声韵相结合的“罗连调”：
二者之间在歌词句式(七字一句，四句一_段)，曲式结构(四句体单乐段)，节奏处理(一字一句，句末延长)，调式(五声音阶宫调式)，旋律音区，旋律线状(级进，小回绕，以及由微音往角、商、宫音的下行)等方面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谱例7在罗源畲族山歌中具有代表性意义，可说是正体。谱例8在长汀城关山歌中仅是变体之一，其正体属五声徵调式，音域自徵往上，音列由徵、羽、宫、商构成。旋律音调结构以商下2-3-2型窄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罗源等地的畲族山歌的正体与变体之间，其调式关系是由宫到徵的变换。如果将它和长汀城关山歌的变化情况做比较的话，大致如下：
这种由正体到变体、变体到正体的追寻关系，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畲族民歌中以宫2-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近声韵相结合为特征的宫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与汉族客家山歌中的长汀城关山歌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以七《十二探娘》中,出现了宫音上方大六度的羽音，这是长汀山歌的变体所没有的，这种宫羽之间的大六度跳进的音程也是客家山歌所少有的，应当是畲族民歌的特色。
2.畲族民歌中以宫-羽大六度上行跳进之后接以大声韵、窄声韵的连续下行为特征的商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与闽西山歌。
同样在《畲汉民歌相互影响交流四例》一文中，笔者曾经对流行于福建省福鼎县境内的商调式畲族山歌与闽西山歌的关系做过比较对照，发现闽两上杭、武平、漳平山歌与福鼎畲族山歌具有如下共同点：(1)曲式结构都是四句体单乐段；(2)节奏基本上是一字一音，一字一个八分音符，除第二、四乐句句末延长外，第一乐句中亦有自由延长音；(3)旋律线呈平、起、落线状。
但是在旋律、音列、调式方面，既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又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上杭、武平山歌的音列南徵、羽、宫、商构成，是强调羽音、商音的徵调式，第一、二、三句落羽音，第四句落徵音，为强调羽音的徵调式。其旋律音调结构以商下2-3-2型窄声 韵和徵2-4型宽声韵为特点。
漳平山歌的音列是徵、羽、宫、商，为强调商音的羽渊式。旋律音调结构以羽3-2型窄声韵为特点。
福鼎畲族山歌《有缘千里来相会》音列是徵、羽、变宫、宫、商、角，为强调商、角音的羽调式。旋律音调结构中，除了与上例相同的羽3-下2型近声韵之外，还出现了羽3-3型小声韵、宫2-下5型和宫2-下4型宽声韵。
福鼎畲族山歌《对面山歌》是强调羽音的商调式，它的音列是宫、商、角、徵、羽，也可以看成是以上几例同一宫音系统(下五度宫音系统，C宫系统)的徵、羽、变宫、商、角。其旋律音调结构类型有：宫5-2型大小混合声韵、徵下3-3大声韵、角下2-上5型宽声韵、角下2-2型近声韵、徵下3-2窄声韵，形成了宫(徵)羽上行跳进之后接以窄声韵下行落于商音的较为典型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
以上各首闽西山歌与畲族山歌之间的旋律共通性可以用漳平山歌《一条路线通天堂》与福鼎畲族山歌《表妹生得真标致》为桥梁，由漳平山歌上溯到武平山歌、上杭山歌，由《表妹生得真标致》下延到《有缘千里来相会》，再通过以变宫为角，产生由羽调式到商调式转换的《对面山歌》，它们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如果按其亲疏关系来看，可以列出一个图表来标示(见下表)。
上表中，前三个层次是以五度音域范围内的窄声韵四音列徵2-3-2(sol-la-高音do-re)为特征的，由于强调音级和主音的不同，前二者强调徵、羽、商，以徵为主音；后二者强调羽、商，以羽音为主音，所以表现了由徵到羽的调式差异和变化。从第四个层次开始出现了畲族民歌所特有的以六度大跳为特征的、在大六度范围内的各种音程关系(sol-la-高音do-re-mi)；到第五个层次则产生了以羽为商的变化，音列由“徵、羽、变宫、商、角”转换为以变宫为角的“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以宫一羽大六度跳进及其反向进行的窄声韵、大声韵为特征的商调式旋律。在这里，如果说do-la-sol-mi-re的“la-sol-mi-re”与客家民歌或汉族其他民歌的re-do-低音la-sol的旋律音调有一定关联的话,那么这开头的“宫一羽”(do-la)大六度跳进就应该是畲族民-歌所特有的了。另do-la-sol-mi-do-re的“sol-mi-do”又是畲、苗、瑶共同的宫3-3型大声韵变体的徵下3-3型大声韵的继承。因此,如果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应当把强调宫-羽大六度上行跳进之后，接以大声韵的连续下行进行，结束在商音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即do-la-sol-mi-do-re)，作为畲族民歌特有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
综上所述，畲族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创造和使用了丰富多样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包括：宫调式的10种类型，商调式的6种类型，角调式的3种类型。微调式的6种类型，羽调式的9种类型。以上34种类型中，作为重要而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三种：(1)以宫3-3型、角3-4型大声韵和宫3-4型、角4-3型小声韵为特点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2)以宫2-4型、角下2-上4型宽声韵和宫型近声韵为特征的宫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3)以宫一羽大六度上行跳进之后、接以大声韵窄声韵连续下行、落于商音为特征的商调式旋律音调结构类型。第一种类型应当是苗、瑶、畲三族民歌共同因素的继承，第二种类型与汉族客家山歌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第三种类型是畲族民歌独具特色的旋律音调类型。其中又以强调宫一羽大六度上行跳进之后、接以徵下3-3型大声韵进行而结束在商音的旋法，为畲族民歌最具特色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