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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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1篇
释车而走原文
齐景公游少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景公曰：“趋驾烦且之乘,使驺子韩枢御之.”行数百步,以驺为不疾,夺辔代之；御可数百步,以马不进,尽释车而走.以烦且之良而驺子韩枢之巧,而以为不如下走也.
译文：
齐景公到东海去游玩,传递公文的骑士从国都之中赶来拜见说：“晏婴病得很厉害,即将死去,恐怕您在他死前赶不上见他.”齐景公立刻起身,传递公文的骑士又赶到了.齐景公说：“赶快坐上骏马拉着的马车,让马夫韩枢来驾车.”行走了几百步,齐景公认为马夫赶得不快,就夺过缰绳代替他驾车；大约驾车走了几百步,又认为是马不向前跑,就把车马丢下而徒步奔跑.凭着烦且这样的好马和马夫韩枢的技巧,齐景公还认为不如自己下车徒步奔跑.
字词解释
1.烦且：良马名.
2 传骑:骑马传递公文的人.
3 谒:进见.
4 婴:齐国大夫晏婴.
5 疾甚:病重.
6 遽:急忙.
7 趋:疾走,这里是快走.
8 乘:马拉的车.
9 驺子:古代管车马的官.
10 辔:缰绳.
11 御:驾车.
12 尽:终于.
13 释:放弃.
14 遽：急忙
15 使：让
教育意义
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一些临时的棘手的事情时,要冷静,即使在着急,也要镇静地去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着急.
作者资料：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1]，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学。被誉为最得荀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2]
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他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韩非入秦后陈书秦王弱秦保韩之策，终不能为秦王所用。韩非因弹劾上卿姚贾，而招致姚贾报复，遂入狱。后李斯入狱毒之。韩非人虽死，但是其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韩非子》为秦国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最佩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经说过：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韩非子 法度 设计批评 规矩 文与质
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收录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旧称《韩子》，宋朝以后，人们尊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韩子，为避免混淆，故后人改称《韩非子》以示区别。
《韩非子》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其明确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一个国家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否则“国亡宜矣”。为了阐述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韩非用造物设计的例证加以阐明，值得重视的是，其中伴随着尖锐的设计批评。这种批评有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正面说理，更多则是通过故事、寓言的形式采取比喻、夸张、讽刺的手法进行，观点清晰鲜明，笔锋犀利，使人折服难忘。
《韩非子》在《显学》中指出：“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车轮必须是圆的，箭杆必须是直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靠自然生长的直的竹做箭杆，靠自然生长出来的圆的木材做车轮，那一百代也没有一棵，那么为什么会有车子坐，会有箭射鸟呢？这是人们用工具对竹、木矫正加工过了。作者又说，即使有自然生长出来的圆木和直竹也不被工匠重视，因为偶尔出现的圆木、直竹不足以满足大量造车、制箭的需要，几乎全部的造车木材和制箭的竹材都要用工具进行加工矫正。这说明工具在造物活动中的作用，通过工具可以在保持物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使物质形态得到改变。这段话是以此类比，不应该德治而必须法治。虽然现实社会存在不少不依靠奖赏和刑罚的管制就自行做好事的人，但英明的君主并不会重视，因为他治理的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个别人，少数人偶尔所做善事不是君主追求的目标，要推行多数人必须做到的法制措施才是其最终目的。人生下来，他的行为不会一开始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合理要求的，必须以法律进行规范。
第一，去规矩、妄意度不可用。
“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这是《有度》中的一段话。有度就是有法度，一个国家必须“设法度以齐民”。（《八经》）“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法治，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强弱。法度要严明，执行要公正，作为一国的君主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与儒家“刑不上大夫”观念显然不同，无疑是一种进步。
作者以造物设计的法度来比喻治国的法度，这对造物设计的本身也很有教益，“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有人在引用时丢掉了，这里的“先”字，因而造成错误。巧匠之目意虽中绳而不可用，当以规矩为度。
“巧匠目意中绳”为何不可用呢？“目意”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经过多年的实践目测，有时不差丝毫。但这毕竟是凭人的感觉，感觉往往受到人的情绪、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产生偏差和差错。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一本专门研究视错觉的专著。所以“巧匠目意中绳”不是百分百的可靠，“必先以规矩为度”才能万无一失。砌墙造屋时许多构件必须要水平、垂直，否则房屋倒塌，将酿成大祸。其他造物设计仅凭“目意中绳”也会造成失败。
《韩非子》在《用人》中明确强调：“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如果放弃了规矩而任意凭主观测量，奚仲这样的大匠去造车连一个轮子也不能造成功，像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制成一个合格的产品。只要照规矩尺度做工，即使是笨拙的工匠也能万无一失。
《难势》中进一步强调不“以规矩为度”的后果，即“夫弃予橹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如果抛弃予檎庵纸谜木材的方法，去除用尺子计量长短的技术，让造车的名匠奚仲去造，那么连一个轮都造不成。韩非子反复强调规矩法度的重要性和违反或放弃规矩法度的危害。
韩非所说并非言过其实的夸张之词。我们知道当时的木质车轮，上文已经说过不可能用一根长得特别圆、特别粗的木材做，而是用若干木块拼接而成。那么木块的内外两侧的弧度不用工具如何掌握？不用工具再高明的木匠也造不出一个轮子，这完全符合事实。《考工记》中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这里所用测量、矫正的工具就有规、矩、县、衡。县同悬，悬挂的绳子可以衡量垂直；衡同横，横卧者中于水平。《庄子・天道》曰：“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的平静不但可以清楚地照出胡须和眉毛，还与水平相吻合。古代先哲早就知道用水制造出简易的水平仪，用于造物和建筑施工。上述这些工具的发明为造物设计的成功实施提供了依据与可能，批评“去规矩而妄意度”这种行为做法是去冒失败的危险，根本没有必要。
第二，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
规矩、县、衡、永ǘ际枪ぞ撸是造物过程不可或缺的，除此以外，工具还有一种特殊用途。“宋人有请为燕王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者，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燕王因以三乘养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今知王不能久斋以观无用之器也，故以三月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冶又谓王曰：‘计无度量，言谈之士多棘刺之说也。’”（《外储说左上》）
燕王很喜欢微雕，宋国有人要为他在棘刺尖端雕刻一只母猴。燕王信以为真，并以三乘土地俸禄供养他。有一冶工告诉燕王，凡是刻出来的东西，其刻刀要比它小，在棘刺尖端刻母猴，没有比棘刺之端再小的刻刀，所以，雕刻母猴根本不可能。经审讯得知宋人果真是说谎，燕王把他杀了。由此得知雕刻刀这一工具还能预知即将完成的雕像的大小，从而揭穿忽悠人的骗局。
第三，其为法也，必先践之妻。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于卫君，乃因以卫君之重请吴子，吴子不听，遂去卫而入荆也。”（《外诸说右上》）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的吴起让其妻子织丝带，发现织的丝带比规定窄了，吴起要他的妻子更改，他妻子说道：“好的。”等到丝带织成了，还是窄了，吴起很生气，故将妻子休回娘家。他的妻子请自己的哥哥说情，帮助自己复婚。妻子的哥哥说：“吴起是制定法的人。他制定法，是想用来为大国建立功业，自己的妻子必须执行，然后向全国推行，你不要希望回去了。”吴起的妻弟被卫君重用，于是凭着被卫君重用的身份去请求吴起。吴起不听，离开卫国到楚国去了。
从这则故事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产品设计有严格的管理。如何管理？以什么作为依据？这就必须有立法到。每个产品有明细的规格、质量要求，有了产品立法就要严格执行。吴起是参加制定产品规格，即设计立法的人。他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法律，排除一切干扰，休掉不执行法律的妻子，以示秉公执法。在先秦时期丝、麻织物在一定门幅（宽度）内使用多少根经线，在一定尺寸内织进多少根纬线（现代用经密度、纬密度表示，单位为根/厘米）都有严格规定，不得偷工减料。吴起妻子之所以将丝带织窄了，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投入足够经线，织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当吴起指出其错误时她虽答应改正，但只是敷衍，所以吴起很气愤。
通过这则故事说明了产品设计立法的必要性和有法必依的重要性。唯有有了标准才能批判偷工减料的违法行为。内容与形式、审美与质料、装饰与本质、审美与功能，自古以来一直被概括为文与质。这一对偶范畴常被美学和艺术理论所关注。《韩非子》认为，文采是本质的装饰，君子注重本质而厌恶装饰，并通过以下几件事例说明质的重要性，批评重文轻质的现象。
第四，质至美，不足以饰。
“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解老》）和氏璧这种宝玉不用五采来装饰，隋侯的宝珠不用白银黄金来装饰。因为它们已经美到了极点，用任何东西来装饰都是多余的。《韩非子》认为，那些只有装饰以后才流行的东西，它们的本质肯定不太美好。产品装饰不能掩盖其材质的美。有一段时期，用五颜六色的花纹装饰玻璃杯，其玻璃晶莹透明的质感被掩盖掉了，有不少专家提出了批评。当下有的人利益熏心，将较差的普通大米进行抛光，用这种方法加工后油光发亮的大米酷似高级优质大米，在市场上取悦大众，欺骗顾客，这正如《韩非子》所述，“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
第五，买椟还珠。
《外储说左上》云：“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买椟还珠”的成语故事。为了装放所卖的珠子，楚人做了一个木匣子，并用肉桂、花椒熏过，用珠子、宝玉、红玫瑰进行装饰……郑国人买了他的匣子却退了他的珠子，这种舍本逐末，“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外储说左上》）的现象受到无情的抨击与嘲笑，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上述现象出现，天价月饼，一盒月饼动辄上千元，就是过度包装、坑害消费者的例子。
第六，画荚。
“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外储说左上》）
荚即竹简。古代制作简首先将青竹片用火烤使之像出汗一样（称之为“汗青”）蒸发其水分，防止虫蛀和变形，接着就是用漆涂布。可是那位“客人”为周君所制的竹简花了三年的时间，在一定环境与条件下方能看到一些动物、车马形状，其他方面与普通竹简别无两样。荚是记载事物的载体，“客人”为周君所画之荚，其文饰虽然微妙难能，但它与荚的实用功能毫不相干，这理应受到批评。
第七，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
《外储说左上》有两则故事，第一个故事为，“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干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
虞庆造房子，匠人说：“木材没有干透，泥也是湿的。木材没有干就会弯曲，湿的泥又沉，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泥，时间长了房子会毁坏。”虞庆对此作了否定，说：“木材干透，就会变直，泥干了就会变轻……房子一定不会坏。”匠人无话可说，就按他说的做了，过了没多久房子果然塌了。
第二个故事为，“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范雎说：“弓折断一定在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开始阶段。工匠张弓先把弓弩放在校弩的工具中慢慢调节，三十天后才安装弓弦，在一天之内把箭射出去……我张弓就不这样：用校弩工具校正一天就安装弓弦，上弦三十天以后才把箭射出去……”。工匠无语可对，照范雎的话张弓，结果弓折断了。虞庆、范雎等人都不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而是凭空想象，用文辞华丽的语言，讲一些虚无违背实际的话，从而辩胜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匠，指挥造屋与张弓，造成房塌弓折的失败后果。
通过上述两则故事，韩非子得出结论：“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以文害质，必然导致失败。
第八，玉卮无当，瓦器不漏。
“堂G公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外诸说右上》）
作为战国中期的韩国君主昭侯，常把群臣的言论外泄出去，弄得臣下不愿意将自己的谋略充分献出来，所以堂G公用比喻的方法劝说昭侯改掉自己这一毛病。从这则故事的本身可知《韩非子》重功用、重实用价值的观点。某一物品由于加工复杂、用料昂贵，它的商品价值很高，达至“千金”，但它不适用；反之，有的物品用料便宜，加工简单，商品价值“至贱”，但它适用，人们当然会选择后者。从出土的玉卮可知其比一般瓦器精美，但在上述“适用”原则的考量之下，无当的玉卮就相形见绌了。
第九，动作言学，举事于文。
一味地模仿先人，认为书上所说总是对的，亦步亦趋照着去做，结果只能是失败，古往今来都有这类事。 （转第页）
（接第页）《外储说左上》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梁人有治者，动作言学，举事于文，曰难之，顾失其实。人曰：“是何也？”对曰：“书言之，固然。”
古书说：“又雕又琢，可以还原本来的面貌。”，梁人坚信不移，一言一行都学这句话。结果“既雕既琢”失掉了本来的样子，梁人还是执迷不悟。他认为书上这么说，当然这样做。老子认为“朴散则为器”，器是经过雕琢而成的，反过来经过雕琢是不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实践证明一株树，人们将它锯成几段，经过雕琢做樽，它还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吗？古书上所云“既雕既琢，还归其朴”这显然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第十，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
《喻老》中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有个宋国人为君主用象牙制作一片树叶，三年才完成，宽窄正好与真的楮叶一样大，其筋脉清晰可见，就连叶上的微毛和细芒也十分清楚，闪耀光泽，混在自然生长的楮叶中难分真假。此人因为有功，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了这事以后发出感叹：“假使天地间三年才能长出一片叶子，那天下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
现今，包括雕刻在内的造型艺术通常分为写实、写意、意象、表现、抽象等表现形式。写实实际上就是“模仿自然，模仿人事”。在古代，为了将自然景物等形象记录保存下来，只能通过艺术手段，除此别无他法。故雕刻、绘画的写实颇受青睐，人们常用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来形容。中国艺术讲究形神兼备，反对自然主义的描绘对象。用象牙雕刻一片楮树的叶子，连叶子的微毛和细芒都雕刻出来，耗时三年，这种雕刻作品毫无艺术价值，浪费工时与精力。在现代，有一个时期在工艺雕刻方面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拼命地追求细、像，忽视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涵，当时有的艺术理论家曾大声疾呼“此风不可长”。其实，一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并不是由像与不像决定的，如甘肃玉门出土的人形彩陶罐，将人形通过夸张概括雕塑出来，并不很像人形，而达到神似的效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宋文学家、画家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以形似为标准来判定作品高下，那是儿童的见识。随着时代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摄影、摄像技术的日益普及发达，把复制对象作为追求目标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批评宋人雕刻玉质楮叶的故事对于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设计批评属艺术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韩非子》的设计批评在我国艺术批评史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更应该予以重视并加强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刘乾先等 .韩非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先秦；诸子散文；庄子；文体
一、《论语》
它主要记载孔子的语录，也是一部说理散文，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编纂而成。《论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名言，它反映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比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比于《论语》，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章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是以语录体为主，但是却减少使用三言两语式的独白，它从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成了长篇大论，并且其中许多语录体散文已经具备了专题论文的性质。在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演变中，《墨子》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与《孟子》比较，它表现出由“对话”向“专论”过渡的特征。《墨子》各篇出现了简洁的标题，这些标题都是文章的中心论点。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层次分明。当然，有些文章的语录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与之前的相比，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庄子》
它在我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下边重点来谈一下《庄子》。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到《庄子》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了。《庄子》给人的感觉人可谓是耳目一新。从文体上来说，《墨子》虽然已经表现出由“对话”为主转向“专论”，但仍有语录体的成分在内。而《庄子》已经摆脱了语录体的形式，进入了专题性论说文阶段，它用寓言的形式组成文章，与之前的《论语》《孟子》《墨子》以及后来的《荀子》《韩非子》有很大的不同。《庄子》里的寓言，达百篇之多，《内篇》有将近有神话幻想故事，也有借物寓言故事篇――寓言故事，这些寓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往往环环相扣，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达一个主题。如《养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文字表达了全文的中心，总述了养生之道，提出了“缘督以为经”的观点。但是庄子却没有用客观事实来论述，而是讲了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表面看来，这几则寓言故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都是为论点而服务，说明了养生的关键在于“依乎天理”。正因为《庄子》主要是寓言故事，这样就决定了它的论述方法不是运用逻辑推理，而是运用比喻及形象思维来论述观点，在故事情节中表达深刻的哲理。如，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没有使用抽象概念，而是展开想象，选取了一系列具体事务开始描写。其中“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等都可以看出《庄子》驰骋的想象。庄子对具体的形象进行描述，说明世间万物虽然各不相同，有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是它们的存在和运行都是“有所待”的。如果只看浅层的话，《庄子》里的许多文章似乎有些模糊，但如果仔细品读的话又觉得有法可循。许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将《庄子》的篇章之法归纳成游龙式、故事式和议论式。其中游龙式体现了《庄子》的风格，它包括《内篇》和外篇的《秋水》等。这些文章由很多寓言故事组成，用议论连缀成篇。这些议论仿佛没有联系，但是其实贯穿于一个主旨之中。从论说文的角度来说，《庄子》这种光中引线的做法虽然不太合适，但对于论说文的写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在我国散文史上是辉煌的一个篇章。
三、《荀子》和《韩非子》
这时，先秦诸子散文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它在论述方式和论证方法上与《墨子》和《庄子》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我国论说文体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为后世的论说文体建立了楷模，同时它也标志着我国论说文体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脉络大致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类型很复杂，大致呈直线发展而分为三阶段，但诸子文体的演变必然是多元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先秦诸子散文的文体方面，必须呈批判性的态度。
参考文献：
[1]赵辉.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民社会科学版，2011（01）.
[2]董芬芬.论对春秋辞令进行文体研究的依据和价值[J].甘肃社会科学，2009（06）.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4篇
这会儿，它穿上牧羊人的服装，套上坎肩，找了根木棍作牧杖。为了装得更像，它还没忘记带上牧羊人的笛子，并在帽子上写上：“我是居约，是这群羊的放牧人。”它学着用前爪抓着牧杖，蹑手蹑脚地靠近了羊群。（很详细地描写狼怎样伪装成牧羊人，正是要衬托故事最后的结局。写狼的伪装，有点夸张，这也是寓言故事常用的手法。）真正的牧羊人居约则正躺在草地上小憩。他的狗、大多数羊和他的笛子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好像都进入了梦乡。
为了把一些羊赶到密林之中，伪装的狼学着居约的声音加上几
声吆喝。谁知这一下露了馅，
狼的嗥叫根本不像牧羊
人的声音，大家
都被这丑陋
的声音惊醒，人人喊打。可怜的狼被自己的装束绊倒，只好束手就擒。（写狼最后还是露馅了，并且自作自受，等着它的是束手就擒的命运。）
骗子总不会伪装长久的，狼就是狼，真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点明寓言。）
这个寓言故事，就比《伊索寓言》要详细生动了很多。后来的《列那狐的故事》，就更追求故事的曲折有趣，更注重塑造故事形象，已经接受了童话的写法。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揭示故事的寓意，所以它仍然是寓言而非童话。
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极为丰富。中国的成语中，就有不少来自寓言，如大家熟悉的“守株待兔”“拔苗助长”“刻舟求剑”，等等。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多散见于典籍中，其中以《庄子》《韩非子》《列子》为最多。我们也可以来看看：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jù qì）其舟，曰： “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
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
这就是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翻译了。这个故事简洁得不能再简洁了，求剑的结果人人皆知，故事都不用写出来。“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一句话点明寓意：客观条件变了，社会变了，环境变了，如果还用老眼光、旧观念来看待、处理事情，自然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古今中外，寓言故事真是丰富多彩。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它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1.鲜明的教育性；2.强烈的讽喻性；3.故事情节的虚构性；4.语言精练，极富表现力；
5.一般篇幅短小，结构紧凑；
6.常用手法为：比喻，夸张，
象征等手法。我们在学习写
作的时候，也要注意从这些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5篇
一、韩非子法律思想的产生
（一）社会背景
1．政治背景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为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建立霸权，展开激烈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符其实的独立王国。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臣弑君，子杀父，弟篡兄，下犯上等严重违反礼法的现象层出不穷。2．经济背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宗法制社会向集权制社会的全面转轨，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着深刻而激烈的变化。经济的变革，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为逐渐承认土地私有，并且土地成为财产和地位的象征。人们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争斗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人性论前提
1．荀子“人性恶”“性恶论”由荀子首先提出，韩非不仅将荀子“性恶论”推向了极端，而且在对人性是否能够改选的问题上，韩、荀发生了冲突，荀子虽然承认人性自私好利，而是也宣布这是属于“恶”。但荀子又认为，人的这种好利恶害的本性是应加以改造的，而且也能够加以改造即所谓对人性能够“化性起伪”。2．商鞅的“好利恶害”商鞅认为人性有好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本能地趋利避害。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3．韩非的“人性好利论”韩非则不同于荀子和商鞅，他的人性论是在荀子和商鞅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每个人天生皆以计算之心相待，人们这种趋利避害的自私好利本性是无需改造的，也无法改造。道德教化，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治民的功利目的，倒是应该尊重人的好利本性，把全部的君法自觉地建立在“利”的基础之上，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在韩非看来，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为了生存，互相计算、互相交易、互相争夺、互相吞噬。这样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之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把一切行为、观念以致情感本身，都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和标准。
二、韩非“法律发展”思想的内容
法家认为人类社会史发展运动的，而且越变越好。法律制度因势而立。上古之世，因为人民少而财货有余，故民不争，所以当时用“德治”、“礼治”就能治理天下。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一）法律起源论
在法律起源上，法家都认为法律和国家一样，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韩非不但提出了进化的历史论，他还试图进一步说明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以及国家与法律产生的根源。1．无法律时代韩非看来，人类社会最初曾经过一个没有争夺的阶级。当时人与人之间其所以不发生争夺，就因为当时的人口少而天然的生活资料多，用不着争夺，因而也无需国家与法律。2．法律的出现随着人口迅速增长，生活资料却增长不足，粥少僧多，不敷分配，便产生了争夺。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为了适应社会的这一变化，就必须要有国家和法律来“禁暴”、“止乱”，以维持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国家与法律就是在“人民众而货财寡”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制止争夺的需要而产生的。3．法律的发展韩非“法律发展”这种见解，正是人类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史影在他的主观意识中一种似是而非的反映。他把阶级社会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看成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并企图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明其产生的原因，这在当时的确不失为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见解。韩非认为“世异则事异”。由于历史是前进的，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生活方式也必是不同的，因而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也应随之改变。
（二）历史进化论
韩非把历史分为上古之世即尧舜时代，中古之世即夏禹时代，近古之世即殷商时代三个时期。韩非提出了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不会倒退，因而复古是不可能的。1．上古之世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2．中古之世韩非认为：“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他把古代的造房、用火的发明权归于少数“圣人”，而不认为是人民大众的创造，也不符合实际历史情况。但是也有他存在的意义，他看到了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神。3．近古之世韩非认为：“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发展进步的，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韩非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复古主义思想。韩非还从认识论上证明复古主义思想的错误。韩非的认识论注重“参验”。他认为“上古”和“先王”，离开现在好几千年，对他们缺乏可供“参验”的根据，因而对它的真实性不能盲目相信。他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的历史进化的思想成为他的变法的理论根据，他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三）当今之道
1．适时施令韩非为了论证他历史进化论的合理性，还为了给法治说找到坚实的基础，他说：“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他举个例子，提出中世天子不如当今县令，其意在说明“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备適於事。”2．不可“守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韩非借以批评那些默守陈规者。“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他指出，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和守株待兔之类人一样可笑。3．去除“五蠹”韩非指出：“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也要去除“五蠹”：“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他认为这五类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韩非“法律发展”思想评析
（一）对韩非思想的评析1．法律起源的错误认识韩非用“人民众而货财寡”来解释当时实质上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所谓“争夺”以及国家与法律的起源，是完全错误的。他所谓的“争斗”其实就是指的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剥削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或集团政治、经济权力的争夺。这种斗争和争夺完全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和剥削的结果。2．“人口论”的错误认识韩非虽然试图从物质原因去探讨历史发展的原因，但他却错误地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因是由于人口的增长。这种“人口论”的观点，实际上是抹杀了人的社会性，把社会的人看成生物学上的人了。因此认为社会上的人都是天生的“性恶”，无法改造，只有加强法治进行残酷的镇压才能防止动乱，结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仍然归结为统治者的功劳。3．对韩非“人性论”的评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韩非子的时代，人性所表现出“恶”。很显然，在一个斗争的时代，为了图强，甚至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用“自为”来保护自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一个历史发展迅速、社会变动激烈的时代，必须以个体的人性的“恶”来适应它。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历史酝酿的巨变背后，如果个体不去努力适应它，就不免会被社会抛弃。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6篇
商品要有销路，当然首先要质量好、有特色。仅仅靠华丽的包装去欺骗消费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长期的发展中肯定不能成功。如果企业只在包装上下功夫，而不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产品特色，包装再好，也没用。买椟还珠这个寓言所讲的本末倒置的寓意对这类企业是有意义的。
但是，是不是产品质量好就不用管包装呢？
杜邦公司生产的化工产品一直销路甚好，但其市场占有份额逐渐下降。经过分析，其产品质量并没有下降，也没有被其他竞争者超过，或有了什么更好的替代品。他们在市场调查中发现问题出在包装上。杜邦的产品质量是好的，但在包装上却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包装质量差，经常有破损，消费者当然不愿意买包装坏了的产品――无论你多么有名。二是包装缺乏特色，过分简单，消费者即使想买杜邦的产品，也难以从包装上辨认出来，从而很可能买了那些包装有特色的产品。他们通过消费者调查发现，63%的消费者是重视包装的，他们在选购商品时，首先看包装，这毕竟是产品留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这种发现被称为“杜邦定理”。
杜邦公司专门组成了一个小组研究改进包装问题。他们认识到，包装的最低要求应该是保护产品的完整，包装的最高要求应该是能体现产品的特色，或者说是作为产品整体特色的一部分，能吸引消费者。他们还估算出普通商品的包装应占到成本的3%～15%，低于3%，包装就起不到保护产品的作用。但对普通商品而言，如果包装超过成本的15%，就有买椟还珠之嫌了。以后，杜邦公司根据这一研究结论，改进了包装，产品又变得畅销了。
其实类似杜邦公司这样的事，我国也有很多。我国与韩国都向我国香港地区出口同样的人参。韩国的人参包装精美，价格高，但在市场上却很受欢迎，而我国的人参是用麻袋装过去的，没有什么包装，在市场上出售，结果价格低还没人要。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讲的“货卖一层皮”。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7篇
册亨民族中学 黄斌华
盲点翻出亮点，社会意义深远
《智子疑邻》，语出《韩非子》，曾编入初中语文教材，是一则浅显易懂、知者甚众的寓言故事。就成人考生而言，一见便会生出似曾相识之感；对应届或往届高中毕业生来说，则浅显易懂、生动形象。而对社会来说，则具有深刻的理性思考意义因为，这道高考试题切中了中国当代社会评价性心理方面的一个热点：评价的非客观性。从两千多年前的《智子疑邻》，到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鞭策的程度虽然不同，但所指向的，都是评价的非客观性这一民族心理痼疾。遗憾的是，两千前多年后的今天，这一民族心理痼疾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针砭，反而演变成为一个盲点。
2003高考作文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把这一盲点翻成了亮点。怎样有效的针砭民族心理痼疾，应该是当代青年关注的重要内容，当代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高考试题继承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传统，进一步将思考的方向引向思维方式、心理、情感因素层次，必将使民族心理痼疾这一盲点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起不仅仅是考生而是全社会的深入思考，从而使我们的民族更加走向成熟。
涵盖范围宽泛，写作空间广大
“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一话题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
首先，在材料上提供一个寓言，朴实无华、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给了考生具体的感性认识；具有积极的发端特点，为学生的联想、思考提供了动情点、启迪点。
其次，在提示中概括了“类似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三种情况，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而言之，可联系国际关系，社会热点，诸如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事，朝鲜核问题，反腐败斗争等等，小而言之，可联系日常生活、人际关系，诸如邻里纷争、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评优表模活动等等；第三，通过 “有没有关系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两个逐层深入的思考，引出一个话题，具有鲜明的理性思考总结特征。
第四，具体要求中，在材料、文体、立意、题目上都给了考生最大的自由 ，为考生提供了发挥的广阔空间。学生既可循规蹈矩，沿题目提示方向思考写作，也可抛开材料，显示自己的特长和神通。
切合中学实际、教师如释重负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阅罢高考文题，第一感觉就是欣喜，欣喜它的实在，欣喜它的朴实无华，欣喜它的大巧若拙，出人意料之外，又全在情理之中。没有在模样上显大气，没有在内容上设误区，确确实实为考生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平台。可以说，今年高考作文题，是写作面最广、自由度最高、发挥空间最大的作文题，给考生们的是最顺手的创造感觉。颇有一种法国高中会考作文意味，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看到考生走出考场时的喜悦神色，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们如释重负。恢复高考二十七年，我们的高考作文经历不断地探索改革，经历了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的发展道路，终于找到了创新的思路，看到了素质教育的曙光。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8篇
笔者认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爱。近来我们学校组织研究的德育课题成果之一《阳光少年》一书，其中就如何培养学生有爱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而知报答、懂感恩方面的教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种教育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学生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熏陶、耳濡目染、循序渐进才能水到渠成。而这项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胸怀和对待职业的态度，笔者下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旧时称赞某些统治者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往往说是“爱民如子”。一直以来，“爱民如子”的做法深受世人的推崇。作为老师，对待他的学生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这是对教师的道德要求，也是作为教师理应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教师是一项特殊的职业。它所要培育的是人才，而人所赋有的特殊的感情又是丰富、善变的，感情的亲疏对事物的认知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韩非子》中有这么一则寓言：宋国有个富人，一天大雨把他的墙淋坏了，他儿子说：“不修好，一定会有人来偷窃。”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样说。晚上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很多东西。富人觉得他儿子很聪明，而怀疑邻居家的老人是小偷。富人为什么会有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呢？原因就在于富人与儿子有亲密的感情关系，而与邻居却感情疏远。
如果一个老师把他的学生当成那个寓言里的邻居，他就不会对他的学生产生信任，怀有爱意。有的只是敷衍，怀疑或批评。学生做了好事，有了进步，他不会由衷地感到喜悦；一旦学生不慎违反了校规或对老师偶有不敬，使他的声誉或尊严受到损害，他就会铁青脸色，求全责备。久而久之，这些本来充满朝气、富有青春活力的祖国花朵，在这个老师的心目中就会成为“差生”，教师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些“差生”的言行举止，越看越不如意，慢慢地，这些“差生”就成为老师心中屡教不改、冥顽不化、令人头疼的学生。
如果换一个角度，老师能把他的学生当成那个寓言中的儿子，那么，父亲对儿子是一往情深，十分赏识，充满爱意。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点滴的进步，父亲是看在眼里，甜到心里，喜上眉梢。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充满关切。当然儿子也会犯错，也会误入歧途。这时父亲也会批评，也会骂人。但父亲不会厌恶，更不会抛弃。父亲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帮他渡过难关，如何全力相助。
显然，把学生当作邻居和把学生当作儿子，考虑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把学生当作邻居，学生犯了错误，老师只会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考虑到这个学生的错误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不利因素，诸如班级荣誉、个人威信、学期奖金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老师的心态失去平衡，办事失去公允，轻浮急躁，最终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甚至造成十分糟糕的局面。而把学生当作儿子，学生犯了错误，老师就会从父亲的角度为儿子着想，毕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不夹带任何私心杂念。用这种心态去对待犯错误的学生，任何个人的荣辱都可置之脑后，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
近来读琦君的《菜篮挑水》颇有感触，琦君把父母养育子女的过程比作菜篮挑水，是很有深意的。比如说一个女人，生活在一个穷山沟里，一生养育了八个子女，这八个子女把她从一个丰腴健康的妙龄拖累成一个满脸皱纹，形容枯槁的老太，而这期间，八个子女一个个飞出了穷山沟，离她而去，而她却永远留在这穷山沟里，踽踽独行，形影相吊。回顾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对她本身来说，是不是很像菜篮挑水，辛苦忙碌却徒劳无功？可是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却发现她的八个子女，不管在地球的哪个繁华闹市，一定都在重复着这“菜篮挑水”的工作。因为他们也要生儿育女，而儿女长大后也会各奔前途，离他们而去。可是谁会料到，正是这一代代人的“菜篮挑水”，才使我们的社会迅速发展。这是不求回报的回报，因而硕大无朋。琦君在这里是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别一味追求结果，讲求功利；做事要注重过程，尽职尽责；做人要任劳任怨，多做奉献。其实我们老师所从事的工作何尝不是这样，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走上讲台，到一头银丝，两袖清风离开讲桌，呕心沥血几十年，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最后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只有有了“菜篮挑水”的境界，才能无怨无悔，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这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爱生如子确实是我们教师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