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籍的名人名言范文精选

两汉时代，政府立足的基础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仅是徭役所出，也是税之所出，赋之所出，至于土地和财产，意义远不如人口本身。以平帝朝为例，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租税之入约为33029267．4石，按时价可折合为33亿钱；刍、稿之入分别约为33029297．4石、22019511．6石，按时价可折合为1．76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65亿钱；赀算约为40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139．76亿，这应当是汉王朝向农民征收的全部直接税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39．76亿钱中，可以说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汉王朝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是以人户为单位的征收，除了40亿的赀算是财产税外，其余的均为实际上的人头税，税基是农村人口［①］。正因为此，两汉王朝便把统治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农村人口中，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其管理体系中，作为编户齐民，严格控制。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两汉时代，政府立足的基础是广大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仅是徭役所出，也是税之所出，赋之所出，至于土地和财产，意义远不如人口本身。以平帝朝为例，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租税之入约为33029267．4石，按时价可折合为33亿钱；刍、稿之入分别约为33029297．4石、22019511．6石，按时价可折合为1．76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65亿钱；赀算约为40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139．76亿，这应当是汉王朝向农民征收的全部直接税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39．76亿钱中，可以说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汉王朝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是以人户为单位的征收，除了40亿的赀算是财产税外，其余的均为实际上的人头税，税基是农村人口［①］。正因为此，两汉王朝便把统治的焦点首先集中到了农村人口中，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其管理体系中，作为编户齐民，严格控制。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中国书画史籍，顾名思义，即记载中国书画历史的典籍，而典籍，指的是历史上重要的文献名录之总称，在中国书画领域，有着较丰厚的史籍遗存。爬梳、研究这些弥足珍视的史籍，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这方面孜孜以求、卓有实绩的先行者，代不乏人，“我国自有画以来，先民之专心一志，耗精竭神以从事钻研者，不知凡几”① 。现今信息发达、资料繁富，于我学人而言，无疑欣逢盛世，更当朝勤夕惕、骎骎日进。

查索古来文化典籍，关于书画史志的文献不胜枚举。其中，出自近代学者，动辄言以数十、百万计的有关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之类的“砖头式”著作，亦俯拾可见，面对这些丰富的书画史籍，我们必须以科学而又审慎的态度，对之精心采择、深度探析。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寂寞之道，身处当下“多元激荡、诱惑丛生”的时代，尤其需要有沉静的治学心态和百折不挠的向学之志。另外，中国书画史籍每由文言记述，故而要求学人应当具备较为扎实的古代汉语、文史知识根底。由于书画史籍行文往往旁征博引、譬喻丛生，有着显见的跨学科特色，比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既是优秀的古代散文作品，又是细腻而酣畅的书论文章；杜甫的《丹青引》《画马赞》，白居易的《画竹歌》，则兼有诗歌与画论之长。所以，以之为母体所展开的专项研究，自然形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文艺研究领域，若欲对某个综合性学科的学术研究有所期许，则“驾驭者”非为广览而又深探的“杂家”不可。综上所述，该专业领域对其研究者颇为挑剔，缺乏相应的“立体型”知识架构，要出成果是很难想象的。

目前，国内有高校专门设置“中国书画史籍研究”专业者，其现实意义自然不言而喻。深入研探历代递续流传下来的书画史籍，本身就是在坚定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宏观上看，中国书画艺术在世界文艺时空中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技法、面貌与精神内涵，绝不容漠视、误读与遮蔽。而“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②书画史籍研究工作，无疑是中国书画挺然辉耀于全球艺林的重要支撑。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国先贤的体例、角度及修辞，固当认真借鉴，同时，还应该本着全球视野和当代立场，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最具科学含量与操作优势的学术方略进行积极吸纳、施用。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有视域广度与理性深度，更富生机与活力。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唐代书画典籍一直有着浓厚的探究兴趣。唐前书画史籍，一是相对零散芜杂、真伪交混；二是撰述手法不够成熟，多感性呈示而少理性密织，并且数量上相对单薄。而李唐之后，时风移易，沉雄浩博的帝国气象已一往不复，相应的书画史论撰述，亦渐趋冗繁琐碎。反观有唐书画典籍，丰厚开张，文质兼赅，无论体例还是观点、语词，都颇多可圈点处。就书论言，欧阳询的《三十六法》、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画论则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张璪的《文通论画》、李嗣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瓘的《画断》、窦蒙的《画拾遗录》等，都是值得反复披览、细细研读的精品。个中，笔者尤好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部我国首部绘画通史著作共有十卷，大体上看，可分为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370 余名画家传记三部分。搜罗详备，论述精能，允称唐代绘画之“百科全书”，具有承先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对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在国内随处可见，是画史画论治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其中有罗世平先生的《回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造型艺术学刊》，2006年），此外还有诸如“《〈历代名画记〉绘画美学思想研究》《张彦远的艺术创作论倾向》《张彦远评传》等专著、论文散见于专业报刊。在山西临猗县，还专门成立了“张彦远研究会”。

张彦远茂才异等，画论、书论骈美并善。《历代名画记》之外，还著有《法书要录》十卷，辑录了自东汉至唐元和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共39种，其中有的只存其目，实则只有34篇，“采摭繁复，后之论书者，大抵以此为据”。

对笔者而言，试图在张氏书论、画论思想之间的异同及其相互渗透影响等方面做一些比较研究，从这个学术角度切入，据知，不敢说绝无仅有，起码尚属鲜见。张彦远条件优越、涉猎宽博，具有多方面才艺，不仅是书画史论家，还是书画家、书画鉴藏家。数种身份之间，呈错综交叠状。那么以《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为剖析标本，对张氏书、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相互之间的融通脉络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与指认，同时厘清其艺术创作与鉴藏对理论的促动与依赖关系，在当下的张彦远研究经纬之中，一定是一件有意义并且不乏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并进一层探索。

注释：

摘 要：文章总结了前人古籍书名研究的成果，指明研究中存在忽视书名起源、发展问题，材料选择存在局限，材料使用混乱无序，缺乏理论支撑，研究对象比例失衡等五方面缺陷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书名起源与形制研究宜结合出土文献，研究材料来源宜以古代目录著作为依据，书名研究需借鉴关于“名”的理论，书名研究应注意一些高频字的使用。

关键词：古籍 书名 书名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2－0134-05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Book Title

Huang Wei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Based on a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ancient book titles， the paper indicates deficiency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neglecting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book titles， confined in material selecting， lack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mbalance on selecting research object. On account of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resolution methods and the general rules for these research， that is the source and form of book titl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xcavated documents;material selecting should be based on ancient bibliography， the study should use related theory for reference,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igh-frequency words.

Key words：Chinese ancient book； book title； research on book titl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2-0134-05

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亦时有鱼目混珠。古人皓首穷年，以证真伪者多矣。刘氏父子时已有辨伪方法，明人胡应麟始有辨伪理论。到今日，伪书考辨、辨伪理论等方面的书籍，更加繁复。而著作旨趣、书籍体例皆不断改变，且文献流布过程复杂难明，加上崇古、疑古等思想影响，使得对于“伪书”的定义，及一些辨伪理论，很难有具有普遍性，尤其推至先秦、秦汉时期，不合者众矣。

一、史实与辨伪

（一） 史书涉及作者死后史事并非皆为伪

杜泽逊先生以为：“一部书若涉及作者死后的史事，则不全伪即窜乱。”又言，“古人有续书的习惯，动用此法辨伪要审慎，不可轻易否定全书。”然使得辨伪要审慎的缘由，并非仅有“续书”一事。

余嘉锡先生解“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而书名与作者难以反应此类情况，使得书籍涉及“作者”死后史事常有。如对《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的考证中，便有此问题。

（二）史事、书籍难以考证

先秦、秦汉史事难考。盖古史不详，传闻多异，一事而诸说并存，诸解俱有，难定真伪与时限。若以史事真伪定史书真伪，则在先秦、秦汉时期最难。且此时期书籍，有幸流传至今者，皆久经年月，屡遭厄运，难以求得最初版本。

如刘知住妒吠ā分校有《疑古》《惑经》两篇，屡言《汲冢书》，此书与儒家经典、圣贤言论，出入很大，但又合乎逻辑，难以断为谬误，盖上古之世，去今久远，后人难断是非。

［摘要］较早的一些古代书籍原是没有书名的，不少书名都是后人在文献校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的。大凡图书都有书名。书名是一本书的标志，一本书的眼睛。书名取得好，既能突出书的主题、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又可以吸引读者。古代书籍命名的方式多种多样。

［关键词］古代书名 作者 内容 命名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87－01

现代人著书，书名多种多样。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体现著者的境界、感受和对学问、对人生的缱绻情愫，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然而，中国古代的书名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一、先秦古籍大多无书名

孔子编订的“六经”除了《春秋》外，《诗》《书》《礼》《乐》《易》的名称都是后人加上的。其实就连《春秋》也算不了书名，那时对编年体史书都这样称引。如《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说：“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孔子的这部《春秋》是根据《鲁春秋》编订的，所以也就以《春秋》名之，实际上不过是旧称沿用罢了。

先秦诸子的著作，在刚开始时，并无书名，并且大都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来由后学者编辑整理成书，并冠以“某某子”，如《墨子》《庄子》《老子》《孟子》等。由于“子”是古代对读书人的尊称，他们所著之书，被后人称作“子书”。这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人名的替代，并无什么意义，一点也不像书名。

到了战国末年，人们渐渐开始重视书名。秦相吕不韦编的《吕氏春秋》是目前已知最早自己命名的书籍。西汉时期，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如此。东方朔把它称为《太史公》，也有人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等。魏晋以后，该书才最终以《史记》命名。

杂书馆之所以知名，除了丰富馆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的馆长是著名音乐人高晓松。高晓松担任这个职务，完全是出于对书、古籍的喜爱，杂书馆是公益性的，他当馆长没有任何报酬。

最近，开放不久的杂书馆“火了”。既因为馆藏大量珍贵古籍，引得众多读者慕名前来，也因为拥有一位知名度颇高的馆长高晓松。这家名叫“杂书馆”的民间公益图书馆位于北京崔各庄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馆里收藏的古籍数量比较多，也有一些名家的手稿、信札。当代作家中则藏有莫言的书信。

探访杂书馆 馆藏莫言书信

杂书馆是一家私立公益性图书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藏书近百万册。全馆分为国学馆和新书馆两部分，其中新书馆收藏的均为1949年建国以后的书籍，数量约为20余万册；国学馆则收藏1949年之前的书籍。

由于体量庞大，国学馆又分了八个分馆，一层设特藏新书馆、西文汉学馆、名人信札手稿档案一馆；二层则为线装古籍馆、民族民俗古籍馆、名人信札手稿档案二馆；三层则为晚清民国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

在两个图书馆中，均能看到忙碌的工作人员。据工作人员介绍，无论是借阅还是参观，均需凭身份证提前预约，所有开馆日开放的名额为国学馆100人，新书馆200人。分馆借阅制度亦有不同：新书馆实行开架借阅制度，读者可自由取阅书籍；国学馆则实行闭架借阅制度：读者提交借阅单后，由工作人员提取书刊资料，在指定位置阅读，每次借阅数量为一本。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为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愉悦的阅读环境。”孙雨田解释，尤其国学馆的馆藏书籍全部是原件，考虑到损耗与保护问题，也得限制借阅人数，“但几乎只要一开放预约，周末的名额很快会抢光”。

馆藏最早追溯到唐朝

摘要：“籍族”文档名词是指共同含有单音词“籍”的文档名词，包括典籍、载籍、户籍、册籍、图籍、黄籍、籍帐、法籍、籍图等，它们是中国古代文档名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籍族”文档名词中的名词数量相对较少，使用频次很低，并呈波浪式的发展规律。根据“籍族”文档名词所固有的涵义特征可将其分为通用性文档名词和专指性文档名词两大类，它们各有特点。

关键词：籍族文档名词典籍载籍图籍

Abstract：“Native place family”documental nouns refer to the documental nouns holding the one-sylla？ ble word“Ji”， which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al words，including Dianji， Zaiji， Huji，Ceji， Tuji， Huangji， Jizhang， Faji， Jitu and oth？ ers. The amount of“Native place family”documental nouns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frequency is relative？ ly low and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law in waves. Ac？ cording to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 tions of every documental noun， the paper classifies them into general documental nouns and specific doc？ umental nouns，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Nativeplacefamily；Documentalnouns；Dianji；Zaiji；Tuji

“籍族”文档名词是中国古代文档名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并且随着历史的推进，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且其本身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

一、“籍族”文档名词综述

（一）“籍族”文档名词的构成、涵义及主要特点

“籍族”文档名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等原则，细心体会，多下功夫，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

古籍收藏是继字画、瓷器、邮币卡后又一百姓收藏投资热点。随着一场场拍卖会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一批又一批收藏爱好者纷纷加盟收藏古籍行列。那么，是不是所有古籍都具有投资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而中国的印刷术有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印刷了数以亿计的古籍，虽经历朝历代战火动乱，浩劫，留存的数量也还很惊人。在所有的藏品种类中，存世量是最多的一种。眼下，任何一个古瓷、古书画收藏者如能拥有数十件够年代的藏品，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户，百里挑一，难得一见。而藏有上百本古籍却是轻而易举，比比皆是。因此，了解一些基本的古籍版本知识，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能从浩瀚的书海中挖掘出具有投资升值潜力的古籍，对于我们鉴藏古籍、选准投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是后印本的源头。原刻本问世，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精工细刻，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另外，一般而言，原刻本印刷数量不会很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有见识的藏家首选的藏品。判断一部古籍是否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书牌页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要重视最后的序言，要注意后序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如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是历代藏家追逐的目标，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一目了然。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存世古籍中的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文化、人为的或技术的原因，有所增删、变化。有时还会产生一些错误。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在印刷时间上做手脚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海外。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唯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当时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抬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板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出现了以闵其亻及、凌蒙初为代表的套色印刷大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明代徽州程大约滋兰堂的《程氏墨苑》，闵其亻及的《春秋左传》、明崇祯徽州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已佚）；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据资料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目前藏家所追逐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1773年起印刷，共用木活字25万多个，先后印了134种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共有1万卷，但只印了64套，这批铜活字就被销毁，用去铸了铜钱。因此，存世之书愈显珍贵。

陆：自古以来，书籍就是人类的好朋友。

王：以书会友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合：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由我俩来给大家讲讲关于“我读书，我快乐”的名人名言。

陆：列宁说了：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

王：主席说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陆：莎士比亚说了：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王：卢梭说了：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陆：莎士比亚说了：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王：凯勒说了：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陆：高尔基说了：爱护书籍吧，它是知识的源泉。

合：是呀，名人名言开启着我们的智慧，名人名言指导着我们的行为。书可谓是有声有色，希望同学们能够永葆读书的热情，博览群书，让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让书伴随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