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书名研究问题解析与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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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总结了前人古籍书名研究的成果，指明研究中存在忽视书名起源、发展问题，材料选择存在局限，材料使用混乱无序，缺乏理论支撑，研究对象比例失衡等五方面缺陷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书名起源与形制研究宜结合出土文献，研究材料来源宜以古代目录著作为依据，书名研究需借鉴关于“名”的理论，书名研究应注意一些高频字的使用。

关键词：古籍 书名 书名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2－0134-05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Book Title

Huang Wei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Based on a summary of the study on ancient book titles， the paper indicates deficiency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neglecting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book titles， confined in material selecting， lack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mbalance on selecting research object. On account of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resolution methods and the general rules for these research， that is the source and form of book titl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excavated documents;material selecting should be based on ancient bibliography， the study should use related theory for reference,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igh-frequency words.

Key words：Chinese ancient book； book title； research on book titl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1）02-0134-05

书名作为书籍之眼，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关注古籍书名的历史也由来已久，但目前尚未对研究现状进行总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亦无人指明，这无疑制约了书名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讨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指出书名研究当遵循的一些通例，希望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1 现状回顾

综观当前古籍书名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对某具体书名含义、命名原因的解说，属书名个体问题研究；其二，对某类书名共性特征的考察（如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属书名共性问题研究。两类研究又均可大体以1949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可称为书名研究的自发期，后期为书名研究自觉期。

1.1 书名个体研究

所谓书名个体研究，是指人们针对某一具体书名的含义、命名原因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易纬乾凿度》云：“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为对《周易》书名中“易”含义的解说。其后解说书名含义、命名原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并一直延续不绝。如《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云：“今止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2 ］ 均为对书籍命名原因的解说。在前期书名个体研究中，书名含义阐释与来源考索并不以书名研究本身为目的，而是为书籍内容的阐释服务的。因为书名作为书籍的一部分，多为对书籍内容的提示或概括，了解书名含义或命名原因，对书籍内容的理解大有裨益。此时研究成果也一般不以独立的形式出现，而主要存在于：

其一，书籍序言中。如杜预《左传序》：“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3 ］上举司马贞之例也为此类。

其二，目录著作中。目录中对书名进行解说的传统自刘向《别录》始，如《战国策书录》曰：“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4 ］刘氏解释是书为何定为“战国策”，即为对这一书名命名缘由的说明。其后目录书多继承这一传统，如《汉书・艺文志》云：“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5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i冠子》解题云：“班固载：‘i冠子，楚人，居深山，以i羽为冠。’著书成编，因以名之。”［6 ］至《四库全书总目》集为大成，《总目》中书名释义之语极多，具体内容大致可分为阐旨、溯源、释典、释词、正谬、明体、标类七类。［7 ］

其三，相关研究著作中。《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8 ］为对《中庸》书名含义的解说。上举《易纬乾凿度》中对书名“易”的解说亦为此类。

综上可见，书名个体研究前期成果虽多，但从释义目的与存在形式看，此时研究工作仍停留在自发阶段，书名释义是为阐释书籍大义服务的，书名并非学者所关注的独立对象。以此视之，此时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书名研究”。真正意义上的书名个体研究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前期不同，此时对书名的解说不再作为阐释书籍大义的手段，而是成为学者专注的对象，这标志着书名个体研究进入了自觉期，其主要表现为，此时集中出现了一批专以书名释义为职事的书籍与论文，如《中国古今书名辞典》［9 ］、《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辞典》［10 ］、《书名常用词语例释》（上、中、下）［11 ］、《中国古籍难解书名例释》［12 ］等。

1.2 书名共性研究

人们对书名共性问题的关注开始较晚，就笔者所及，最早者为唐代学者对“大小题”问题的讨论。如陆德明云：“《毛诗》，‘诗’是此书之名，‘毛’者，传《诗》人姓，既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小毛公。加‘毛诗’二字，又云河间献王所加，故大题在下。马融、卢植、郑康成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题亦然。”［13 ］孔颖达云：“‘诗’者，一部之大名。‘国风’者，十五国之总称。不冠于《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郑注三《礼》、《周易》、《中候》、《尚书》皆大名在下，孔安国、马季长、卢植、王肃之徒，其所注者莫不尽然。然则本题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当以皆在第下，足得总摄故也。班固之作《汉书》，陈寿之撰《国志》，亦大名在下，盖取法于经典也。”［14 ］其后学者于此也多有论说，如清卢文|《钟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叶德辉《书林清话》、臧琳《经义杂记》等书对“大小题”问题均有讨论。

除“大小题”被广泛关注外，清代学者也注意到书名其他共性问题，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讨论了书名简称、一书多名的现象；《文集》则指出书名以“集”命名出现的时间等问题，对后世书名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总体来说，书名研究工作前期，人们对书名共性问题关注较少且多为散论，并无专注于此的学者与专著出现。但前人的研究工作与成果的积累，对后世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籍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因素，致使某些书名呈现出的共性特征日益突出，如由于标新立异、避讳等原因导致同书异名现象,由于书籍内容的限制或流通不畅导致了同名异书等。［15 ］类似问题的大量涌现，促使人们对书名共性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加之受前人（尤其是清人）研究的启发，建国后书名共性问题成为学者自觉的研究对象。其中，涉及此问题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四部：第一为张舜徽《校雠广略》。书中设“著述标题论八篇”，对古书书名特点进行归纳，为新时期较早涉及书名共性问题的著作。第二为余嘉锡《古书通例》。①是书设“古书书名之研究”一章，首次明确标示以书名为研究对象，创获极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其中“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16 ］等结论几成定谳。第三、第四为杜信孚《同书异名通检》、《同名异书通检》。②二书为备检索之工具书，为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且其影响尚不止此，作为最早专门著录具共性特征书名的两部书籍，其最大意义在于凸显了书名共性研究这一课题，引起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

受上述专著的影响，一方面，在后来出版的目录学或文献学著作中，多专辟章节对书名进行研究。如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第三章“目录的著录事项”第一节标题即为“书名”；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第七章设“书名”一节；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下编第三章“编撰方法论”也有“书名”一节。无一例外，三者在具体论述中，均涉及书名形制、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等问题，受上述著作影响痕迹明显。另一方面，以书名共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单篇论文也大量涌现，如张如青《古医籍同书异名析因》［17 ］、缪咏禾《书籍的名与实――与》［18 ］等，可以说是受杜信孚二书的直接影响而成。

这一时期也开始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即从书名共性特征入手，对书名进行归类研究。如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一书把书名分为“内容有关”和与“与作者有关”两类，前者又具体分为“以事件的主要人物命名”等十二类，后者分为“以著者的姓、名、字、号（包括封号、谥号）命名”等七类；［19］ 王富强《古书命名方法摭谈》一文把古书分为“以作者的姓名命名”等十二类。［20 ］研究中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方法为早期所无，是研究细化与深入的表现。

2 问题与不足

书名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中，虽然在书名个体与共性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研究工作建国后才进入自觉阶段，属新兴学科，也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已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具体而言，前人研究存在以下五方面不足：

2.1 忽视书名起源、发展问题

任何一门学问欲称其为专门，追溯其起源、厘清其发展脉络，进而明确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特点，当为首要任务。书名研究亦然。近年，来新夏先生倡导建立“书名学”，已得到诸多学者的响应，［21 ］但直至目前，关于书名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所以厘清此问题为书名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2.2 研究材料的选择存在局限

在书名形制研究中，前期研究者主要依靠对传世文献的考索得出结论，如卢文|对“大小题”问题的考察。［22 ］后期研究承袭了这一方法，余嘉锡《古书通例》涉及书名形制问题时，所用材料仍以传世文献为主；张舜徽《校雠广略》“著述标题论八篇”亦然。其实，从传世文献中发掘信息对书名形制研究固然必要，但若能以对出土文献实物的考察为基础，辅以传世文献记载，所得结论显然要更为直观可靠。前人没能采用此方法主要是受限于客观因素：诸家涉及书名研究的著作均成书在20世纪70年代前，而此时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甘肃武威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上博战国楚简等简帛古书尚未出土，简帛古书书名形制究竟如何，尚无实物可供参照。现今出土简帛中丰富的书名材料，已为我们以实物研究古书书名形制提供了可能，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仍没能转变思路，自然难有突破。③

2.3 研究材料的使用混乱无序

此点主要体现在，对研究材料的使用采用随机方式，忽视不同时期书名可能有不同特点的事实，古今混用，无系统性可言。如《中国古籍编撰史》“书名”一节“与内容有关的书名”部分，“在原书之前加上与内容有关的冠词”条指出，书名前常用冠词有“新编”、“增订”、“绣像”、“评点”、“新刻”、“注解”、“京本”等。［23 ］但实际上，此类书名直至宋代印刷术普及以后才出现，并非唐前书名特点，作者于此并无交待，忽视了书名时代性差异，使论述出现了偏差。又如王富强《古书命名方法摭谈》把古书的命名方法归为十二类，但前七类用做例证的书名中，除“以作者所任过的官职命名”首条例证用《史记》外，其他例举书名均属集部，王文旨在讨论古书书名全体，而例证材料的选择则易给人所论为集部书名特点的错觉。［24 ］产生类似偏差的根源均在于材料使用的无序。

2.4 缺乏相关研究理论的支撑

前人书名个体研究长期停留在书名释义、命名原因考述层面；书名共性研究则集中在对书名形制的考察，对同书异名、同名异书的钩稽归纳。今日书名研究仍如此，没能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借助或构建书名研究相关理论，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化。

2.5 研究对象比例失衡

主要表现在：其一，对现存流传较广的书籍书名关注较多，对流传不广或亡佚之书的书名关注极少。其二，对书名反映作者个性问题的关注较多，对书名中反映出的社会、政治、经济、风尚等共性问题的揭示较少。

以上五方面不足与缺陷，致使目前书名研究仍停留在书名释义、共性归类等浅层面。虽早在1990年张召奎就以“中国书名学概论”为名出版专著，［25 ］但是书以上五方面问题均不同程度的存在，书名研究并没有因其出版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书名研究仍不能被视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而称为“书名学”。

3 方法创新与理论构建

笔者认为，欲克服以上不足，使中国古籍书名研究工作有所突破，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 书名起源与形制研究宜结合出土文献

一般认为，书自简帛始，甲骨、金文、石刻均不可称为书。［26 ］书名作为书籍的一部分，必须以书籍的形成为前提，“书”为皮而“书名”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书名起源问题当从简帛古书入手考察。中国书籍从简帛始，大致经历了“简帛”、“卷轴”、“册页”三个时期，对书名形制的研究，就是考察书名在不同时期题写特点与沿革关系。所以，书名形制研究也当按简帛、卷轴、册页的划分进行。通过对每一时期实物的考察，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揭示各时期书名形制特点。简帛时期书名形制当以出土简帛古书实物为主要依据。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在当时影响极大，如《后汉书・蔡邕传》载：“（《熹平石经》）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27 ］石经为官方刊定，不仅内容为时人普遍认可，其刊刻形制也应是仿照当时书籍的一般样式而来，具有范本意义。故汉、魏石经残石也应成为简帛时期书名形制研究的重要参考。同理，卷轴时期书名形制，应以对敦煌藏经洞出土古书书名题写形式的考察为主要依据，以《开成石经》及《房山石经》隋唐碑刻部分为重要参考。至于册页时期书名形制，则可通过对存世宋元明清各时期古籍实物的考察归纳总结。

3.2 研究材料来源宜以古代目录为依据

如此处理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可克服前人研究缺乏系统性的缺陷。如前所论，书名研究存在材料随机、古今混用的问题。古代目录著录书籍时一般是按书的内容性质归类的，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书籍在目录中往往会列于一处。由于书名大多是对书籍内容的提示或概括，同类书籍书名多具相似性，故具相同特征的书名在目录中也会相对集中。另外，在古代目录书中，同类书籍一般是按成书先后排列的。因此，按目录分类进行书名研究，便于以同类相从的方式系统考察书名特点，使研究范围内的书名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排列，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书名对象的同时，又可兼顾书名有其时代特征的因素，进行系统、有序的研究。

第二，克服前人研究对象比例失衡的现象。书名研究失衡的一个显例为：对诸如《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等流传较广的书籍书名研究较多，而对于《神农》、《青史子》等已亡佚之书的书名则关注极少。欲克服这一缺陷，以目录为依据是可行的方法，一方面，由于古书多亡佚，目录实际已成为了解很多古书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书名为目录著录中之首要者。最精简的目录如《遂初堂书目》，著录项仅有书名，说明目录中其他项目或可省略，但书名却是必要项，可以说没有书名就没有目录。所以，欲了解古代特定时期书名特点，舍目录而不能办。

第三，目录著录书名与传世古籍书名相比，有时更能反映出书名的原貌。由于古代目录的著录对象一般为当代或前代的书籍，其中可能保留了原始书名或书名的较早形态，从目录入手进行书名研究，有利于考释书名的沿革变化。如《世说新语》一书有“世说”、“世说新书”等十多种异称，［28 ］“世说”之名见于《隋书・经籍志》，唐宋古籍称引也多有作“世说”者，而此书传世各版本均不题“世说”之名，所以对《世说新语》书名的考查，须结合目录才可能厘清其演变轨迹。

但以目录为依据进行书名研究须明确两点：其一，对目录的使用应有主次之分。笔者认为，由于国家藏书一般较个人丰富，正史目录往往能反映特定时期著述大略，所以，古籍书名研究当以正史目录为主要材料来源与研究依据。举例来说，研究唐以前书名当以《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为主要依据。其二，任何目录对其限定范围内书籍的收录均不会著录无遗，正史目录收书的丰富性虽为私人目录不可比拟，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也均有缺失。如《隋书・经籍志》“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29 ］的主观刊落行为；又如官方无收藏而民间有传本的客观制约，均会造成正史目录录书的缺失。［30 ］这就需要以私人目录、《儒林传》及史料笔记等记载为辅助材料以补目录之缺，尽可能还原某特定时期著述整体面貌。此材料钩稽工作本极为繁重，幸而前辈学者所作补各史艺文志的工作实质即为此，为以目录为参照进行书名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可作为材料补充来源者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等。④

3.3 书名研究需借鉴关于“名”的理论

书名研究之所以一直停留在书名释义、共性归纳阶段而无法深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理论的启发与支持，故借助相关理论对书名研究的深入将大有裨益。

从语言学角度看，书名问题实际可纳入名称指称问题中。关于这一问题，当代语言哲学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为由弗雷格、罗素提出，后由维特根斯坦、塞尔等补充的“描述理论”（Description Theory）；一为由克里普克、普南特、唐纳兰等人所主张的“历史的因果指称理论”。前者认为，专名与通名均有内涵，具可描述性意义，它们的实质为一些简化的或伪装的摹状词，或至少与这些特定的摹状词同义；后者则认为，我们给事物命名时，所依据的不是我们对名字意义的了解，而是这个名字与某种命名活动的因果联系，它们不具有严格涵义上的指谓功能，而只是通过某种历史的因果链条使用它们进行指称。［31 ］书名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一个命名活动，即赋予物质的“书”一个具体称谓的过程。所以，书名研究若能于以上理论有所借鉴，无疑将对眼界的开阔与思路的打开有很大帮助。

从中国传统理论看，书名与书实际为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有关注名实问题的传统，公孙龙、惠施等名家有关于名实问题的诸多辩题，荀子则针对名家“乱名改作”的行为，作《正名篇》予以驳正。虽然诸家关于名实的讨论具有浓重的政治与伦理色彩，但抛开时代特征，从语言角度审视他们的讨论，实际诸家涉及的是词与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关系问题。《尹文子》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32 ］若把“命物之名”推而广之，实际包含了书籍命名。所以，了解中国古代名实思想，对书名研究有理论指导作用。不惟如此，由于名实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已深入人心，持有此思想者又多为书籍的生产者（如荀子），故这一思想极可能对书籍命名活动早已产生了直接影响。

3.4 书名研究应注意一些高频字的使用

如此处理的好处在于：其一，克服按部类进行书名研究的局限性。按目录分类进行书名研究有诸多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即某些具共性特征的书名，可能由于书籍内容性质不同而被归至不同部类之下。如此，按目录分类研究就可能忽视此类书名所反映的共性问题。以《隋书・经籍志》收书为例，其中书名含“春秋”二字者，《春秋议》归入“经部・春秋类”，《魏氏春秋》入“史部・古史类”，《晏子春秋》入“子部・儒家类”，《吕氏春秋》入“子部・杂家类”，《任子春秋》入“集部・总集类”。若不能突破部类限制，这一共性特征则可能被忽视。从高频字的角度来考察这类书名不失为克服此局限的有效方法。

其二，有助于透过书名发现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风尚、政策或经济等方面倾向。在书名用字上，某一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些字使用相对频繁的现象，而这些书名可能不在同一部类之下，打通部类界限，以共时眼光观照此类书名，便可能从中发现影响书名变化的深层原因。如廖伯源指出好“新”为有汉一代社会风尚，当时出现一批以“新”命书的现象，如《新语》、《新序》、《荀聊新书》等与此风尚密切相关。［33 ］相反，我们也可以说，带有“新”字书名的大量出现，正反应出汉代社会好“新”的社会风尚。

要之，前人对中国古籍书名的研究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及研究中需遵循的原则等诸多重要问题，亟待研究者共同努力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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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威，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