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名句范文精选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中节选了屈原的《离骚》，《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在楚辞中，我们不难发现“兮“些””只”等语气词的使用，其中“兮”字占绝大多数，故本文欲从语气词方面来看楚辞中的作品并简要分析此种现象所产生的原因。

一、关于楚辞

“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我国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由楚辞形成的楚辞体的特点是结构宏伟、想象丰富、句式灵活，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并多用“兮”字以助语势。正如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辞序》中：“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体式，是在出现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他在自己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基础上，吸取了北方中原文化之后才真正产生的。

二、楚辞中的语气词现象――以“兮”字为本质特征

明人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云：“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沧浪》孺子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犹有诗人之六义；但稍变诗之本体，以‘兮’字为读，遂为声之萌蘖也。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但世号《楚辞》，不正名曰赋。”从先前学者对楚辞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楚辞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兮”字句成为了楚辞体的本质特征。

《说文》曰：“兮，语所稽也。”段玉裁注；“兮，稽叠韵。”稽部曰：“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兮”字作为在楚辞体作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虚词，其表音无义的泛声性质早已为前人所识。作为语气词，其可表示停顿“少驻”、语助余声、断句之助的作用，它的使用总是与一定的情感抒发相联系。王延海《楚辞释论》分析了“兮”字的作用是“具有调整诗歌节奏的作用；具有调整节奏兼表情的作用；具有‘乎’‘之’‘与’‘其’‘夫’等介词、连词的具体作用。郭建勋《汉魏六朝骚体研究》设有《骚体的界定及其与赋的复杂关系》专章，提出“兮”字句式骚体的本质特征：“兮”字具有强烈的咏叹表彩、构成诗歌节奏的能力，并兼具多种虚词的文法功能、衍化派生其他句式的造句功能；同时“兮”字句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反映了荆楚民族的自由浪漫精神和屈原的悲怨愤激情绪。

在楚辞体中，这种带“兮”字的句子主要又有三种句型：第一种为类似于“后皇嘉树，橘徕服兮”（《橘颂》）“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涉江》）型，第二种为“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鬼》）“帝子降兮北渚，目目眇眇兮愁予”（《湘夫人》）型，第三种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怀沙》）型。这三种句型在楚辞的发展中也是经历着它的变化的，第一种句型尚处于楚辞体不够成熟的过渡阶段，“兮“字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语体风格因四言的影响而趋于规整，屈原作品中只有《橘颂》纯用此式，此外，则用于《抽思》《涉江》《怀沙》等篇的“乱辞”之中，第二种句型主要集中于屈原的作品《九歌》中，其基本特点是“兮”字为于一句之中，前后两部分的字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规则与变化的有机配合，使得这种句型错落有致，在楚辞体的几种类型中，此类句型保存的楚民歌原型最为完整，第三种句型主要见于《离骚》《九章》各篇中，是屈原在楚民歌尤其是《九歌》句式的基础上的创造，是所有句型中最为成熟完备的，它的基本结构是“兮”字在两句之间，也即两句中的上句之末。

三、不同语气词产生的原因分析

摘要：王逸以《楚辞章句》著称于世。《楚辞章句》不仅是一部诗歌训诂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诗歌鉴赏著作。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以训诂之形式，客观上完成了对楚辞鉴赏之内容。他对楚辞的鉴赏具有结合联系方言、民俗、文化背景和揭示作者心理的特点。

关键词：王逸；诗歌鉴赏；形式；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01－03

作者：肖振宇，淮海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江苏，连云港，2220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05SID750002)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人。东汉安帝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王逸一生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著有《楚辞章句》一部，有赋、诔、书、论、杂文共二十一篇和《汉诗》一百二十三篇。王逸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使他获得历史知名度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和诗文创作，而是他的《楚辞章句》这一著作。

王逸《楚辞章句》一书，传统的观点是把其归为训诂著作类中，这当然不能算错。但训诂的名称和体式有多种，名称、体式不同，其对古书的解释也就不同。如传以交代史事为主，笺、注、解以解释词、句为主，章句以串讲句意、章意、篇意为主。从训诂各名称、体式的解释侧重点我们可以看出，章句这一训诂，更多地是对古文的理解分析，具有较浓的鉴赏意味。尤其是王逸的《楚辞章句》，它与一般的章句训诂又有区别。一般的章句，先把古文作品分章，每章之下，先释词，再释句，然后概述章旨，如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就是如此。王逸的《楚辞章句》却不完全是这样，他把书中的楚辞作品分为十七卷，每卷之前皆有一叙(在《离骚》、《天问》后又各有一叙，全书共有叙文十九篇)，然后再随文注释作品中的词、句，并以夹注夹议的方式，表达其对诗句认识、理解。这种形式更接近于后来人们的诗歌鉴赏，可以这样说，王逸是以章句这种训诂之形式，客观上完成了他对楚辞鉴赏之内容。这我们可以从书中的叙文和句子的解释得到证明。

[摘 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所著《楚辞诗学》作为《杨义文存》第七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但此书也存在文献学方面的明显“硬伤”或说“瑕疵”。一是不重视前人校勘成果，据错误文本和个人感觉考证作品年代；二是没有核对原始文献，辗转抄引，以讹传讹介绍宋玉创作情况；三是不熟悉《楚辞章句》与《楚辞补注》体例，张冠李戴，误将唐代五臣和宋代洪兴祖的话当作东汉王逸的话。

[关键词]杨义 《楚辞诗学》 文献错误 学术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先生所著《楚辞诗学》作为《杨义文存》第七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作者认为“《楚辞诗学》从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的角度对《楚辞》进行创造性的阐释”①，是“以现代的第一流智慧才华与古代的第一流智慧才华进行富有文化意义的深层对话”②，学术界也有学者称“《楚辞诗学》一书在对《楚辞》进行经学的读法、训诂学的读法、考据学的读法和鉴赏学的读法之外，开创了诗学的读法的一大宗派，为新世纪的楚辞学拓展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成为楚辞学研究历史的一块崭新的里程碑，因此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③。书中颇多新见。如认为屈原《离骚》中的“求女”不是象征寻找贤君，而是“导泄被压抑的性意识”④；宋玉《神女赋》描写高唐神女的容貌姿态，是为了“对其间（指襄王内心）所隐藏的原欲进行顺势的疏导和发散”⑤，等等，具有泛性论的色彩。这些观点暂且不作讨论。我们在本文想举例谈谈此书中存在的文献学方面的明显“硬伤”或说“瑕疵”。

一、不重视前人校勘成果，据错误文本和个人感觉考证作品年代

考证作品年代十分艰难而且需要十分慎重。杨义先生在《楚辞诗学》中喜欢根据个人感觉来下判断，甚至不顾文字讹误，曲为立说。如宋玉《高唐赋》云：“其鸣喈喈，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杨义先生据其中“当年”二字，认为带有晚年回忆年轻时事情的口吻，而断定《高唐赋》为宋玉晚年的作品。他特别提醒我们说：“当年的‘当’字，有‘过去’、‘以往’之义。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陆游《古筑城曲》之四：‘惟有筑城词，哀怨如当日。’都是如此使用这个‘当’字。更明显的是《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列传序》：‘逮乎当涂基命（按：‘当涂高’乃是三国曹魏代汉的谶纬之词），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这个‘当年’，便作往年、昔年之解。由作者无意中写下‘当年’二字，与全赋开头的‘昔者’二字相对照，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高唐赋》为宋玉晚年追忆青年时代之事的认识。”⑥杨先生将这一判断视为他运用“文学史-心灵史的综合视角”来研究宋玉赋的重大发现，浓墨重彩地写入《楚辞诗学》的《导言：楚辞诗学研究的“文化-生命”思路与方法论》中⑦。傅杰先生说：“其实‘当年’一词并不见于先秦典籍。不烦论者自己考证，只要关注一下清人的考据成果，就可以避免这类的错误。”⑧因为“当年”二字，清人王引之和朱珔早已指出，应作“当羊”。年，为“羊”字之误。当羊，即“尚羊（徜徉）”，游戏的意思。当年遨游，《文选》李善注说：“一本云：‘子当千年，万世遨游。’未详。”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下》认为：“其一本作‘子当千年，万世遨游’，词理甚为纰缪。且赋文两句一韵，多一句则儳互不齐，盖后人妄改之也。”又引其子王引之说云：“年当为羊，草书之误也。当羊，即尚羊（尚读如常），古字假借耳。《楚辞·惜誓》：‘托回飚乎尚羊。’王注云：‘尚羊，游戏也。’正与遨游同义。或作常羊，或作徜徉，并字异而义同。”朱珔《文选集释》亦云：“余谓‘尚羊’叠韵字，古尢部字与肴豪部通，故此处‘鸠’、‘游’、‘流’与‘巢’为韵，则‘遨游’亦叠韵，四字相称，胡氏《考异》于此不及，是各本皆同，善所云一本不知何据。”傅杰先生指出：“无论是从‘当年’成词的时代，还是从楚辞构词造句的特点来看，朱说无疑是正确的。杨氏之论，只能说是他希望中的宋玉作品的特点，而未必是宋玉作品本来固有的特点。”⑨杨义先生没有重视古代学者对宋玉辞赋的校勘成果，根据错误的文本引申立论，就犹如沙上聚塔，“在不真确的事实上所发明的义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郢书燕说。”⑩

二、没有核对原始文献，辗转抄引，以讹传讹介绍宋玉创作情况

《文献》1998年第4期发表的杨琳先生《〈登徒子好色赋〉的语文学证伪》一文中说：“宋玉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说‘宋玉赋十六篇’，但具体篇名不得而知。今传题名宋玉的作品有十六篇，《楚辞章句》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明刘节《广文选》有《高唐对》、《征咏对》、《郢中对》三篇，共计十六篇。”其后，杨义先生《楚辞诗学》也说：“至于明代刘节编的《广文选》，列于宋玉名下的作品有《高唐对》、《征咏对》和《郢中对》三篇。由于该书取材芜杂，体例卑庸，讹误屡见，其可靠性比起《古文苑》又等而下之了。”11 熟悉古籍版本的人都知道，《广文选》有六十卷本和八十二卷本两种版本。经查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陈惠刻本《广文选》六十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7-298册），署名宋玉的作品有五篇，即卷四所收《微咏赋》，卷六所收《笛赋》，卷七所收《大言赋》、《小言赋》、《钓赋》。又查明嘉靖刻本《广文选》八十二卷，署名宋玉的作品有七篇，即卷五所收《微咏赋》，卷八所收《笛赋》，卷九所收《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卷二十七所收《九辩》。而八十二卷本《广文选》是一个足本。据此可以断言《广文选》并非如杨琳先生和杨义先生所言收录了《高唐对》和《郢中对》。另外，杨琳先生和杨义先生所言《征咏对》则乃《微咏赋》之讹。《高唐对》和《郢中对》两篇，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看，最早是见于两种清抄本明代无名氏辑《宋玉集》：一为赵氏培荫堂旧藏本，系“武陵赵氏培荫堂同治甲子后所得书”（见此书正文卷首印章），后丁丙（1832-1899）购得，作为其“八千卷楼珍藏善本”收藏，今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一为“南宫邢氏珍藏善本”（见此书目录首端印章），系“道光甲申年五月二十七日研六居士手校正”（封面所题）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分馆。再者《征咏对》不但应作《微咏赋》，而且最早也不是出自明代刘节的《广文选》。因为早在南宋末，陈仁子所编《文选补遗》卷三十一就已经收录了此赋。后来，明代刘节编《广文选》、汤绍祖编《续文选》、李鸿编《赋苑》遂据《文选补遗》将此赋录入宋玉名下12 。

三、不熟悉《楚辞章句》与《楚辞补注》体例，张冠李戴，误将唐代五臣和宋代洪兴祖的话当作东汉王逸的话

作为音乐编辑，几乎每次工作都涉及到音乐与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理清这些思路，对音乐与文学的血脉关系，进行一些历史的思考是大有益处的。

打开中国历史史册，便会见到，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除了舞蹈，文学也许是和音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艺术形式。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曾说过：“诗言志，歌咏言。”可见两者在萌芽期都是一体的。曾经有人主张中国文学的正宗是音乐文学，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至少在以诗为正宗的古代，音乐文学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远古时期的那些歌谣，既是文学的萌芽，也是音乐的萌芽。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最初也都是乐歌，可惜后来古乐失传，我们只能从文字上体会诗歌的音乐特征。《诗经》的第一篇作品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全为四字句，多有双声叠韵词，读来有一唱三叹之感。

先秦时代，中国出现的另一个与音乐关系密切的文学样式是楚辞。这是一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体裁，和《诗经》并称“”，共同构成中国诗歌的源头。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具有浓烈的巫术色彩。屈原是最著名的楚辞家，其代表作品《离骚》是楚辞的千年绝调。

乐府是秦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一大职责是大量采集民间歌谣，然后再进行改编。后来这些歌谣也被称为乐府。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乐府是一种人乐的诗歌，在汉朝和魏晋南北朝颇为流行。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曾把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其中两汉乐府主要保存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南朝乐府多以清商曲辞为主，北朝乐府则多保留在横吹曲辞中。

相和歌原是“徒歌”的形式，后来加上帮腔，变为“但歌”，并逐渐采用管弦乐器进行伴奏，著名的相和歌有《陌上桑》。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排箫、横笛、笳、角等合奏的一种音乐，著名的鼓吹曲辞有《上邪》、《有所思》。清商乐是一种娱乐性的民间音乐，曲风清丽缠绵，代表作品有《子夜歌》。横吹乐有时也称为鼓吹，用于军乐，风格刚健粗犷，代表作品为《敕勒歌》。

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诗歌的文学意味增强，但并不代表诗歌就与音乐没有关系了。古人云：“唐之绝句，唐之曲也。”“今之诗歌，古之乐也。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箫。”可见唐诗是可以人乐的，而且在当时以著名诗人的诗句人乐为一时之风气。唐代传奇小说集《集异记》记载的旗亭赌唱，就很能说明这种情况：

在一个飘着小雪的日子，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聚在旗亭喝酒，正赶上宫中梨园十数人也来这里聚会。于是诗人退席回避。过了片刻，他们看到有4位美貌的歌女走了出来，随即歌唱奏乐。于是三人商议说：“我们诗名在外不分高下。不如通过她们唱的歌以谁的诗为最多来定优劣。”过了一会，他们听见有人唱道：“寒雨连江夜人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见唱自己的诗，就在壁上画道：“一绝句。”一会儿，他们听见有人唱高适的诗：“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于是高适也在壁上画道：“一绝句。”接着，又有一人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见又唱自己的诗，就又在壁上画了一笔：“二绝句。”这时王之涣见还没自己的诗，不禁有些着急了。但他自恃得名已久，于是胸有成竹地对他俩说：“这些都是潦倒乐官，只能唱下里巴人之类的俗曲，怎么能算是阳春白雪呢?如果待会儿那位最漂亮的歌妓唱的还不是我的诗，那我就甘拜下风，终生不再与你们争衡。如果唱的是我的诗，那你们就得拜在我的脚下认我为师。”不一会，那歌女果真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得意极了，揶揄二人道：“看我说的没错吧?”于是三人开怀大笑，众歌伶不知其意，便问他们为何欢笑。王昌龄就把缘由告诉了她们，结果众歌伶全都起身拜道：“我们俗眼不识神仙，若不嫌弃，请各位共坐一席。”于是三人过去，痛饮了一日。

摘 要：《楚辞》是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反映了战国末期南方楚地的语言现象。《楚辞》也被视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源头，其在写作上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是古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优秀范本。本文选取《楚辞》代表性篇目――《离骚》，在综合各家对《离骚》的注解之言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举例论证的方法，分析《离骚》中涉及到的修辞学范围之内的各种修辞手法，以期对《离骚》修辞性写作手法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对从修辞学角度辨义与翻译《离骚》有所启示。

关键词：《离骚》；修辞学

引言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调整修饰语言，使语言表达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的科学。修辞是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综合运用，使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形象，以增强交流思想、表情达意的效果。

《离骚》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源头，其在写作上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是古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优秀范本。对《离骚》进行修辞学分析，通过实例了解古汉语修辞学理论，不仅为《楚辞》其他篇目的修辞学研究奠定基础，也是从修辞学角度对《离骚》辨义与翻译研究的提出。

一、《离骚》修辞学分析

1.比喻

比喻也作“譬喻”。比喻有三要素：本体、喻体和比喻词。

摘 要： 《楚辞》年代久远，历来《楚辞》注家对《楚辞》的语词训诂一向颇为重视，这一方面至今仍有研究余地。《九歌・东皇太一》篇幅较短，但部分语词的释训却并不简单。本文立足于古代《楚辞》的各种名注本，参考当代注本，对《东皇太一》一篇中部分疑难字词的训诂做系统辨析与商榷。关键词： 训诂 《楚辞》 《九歌・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一篇为《九歌》之首，却不能代表《九歌》整体特点。《东皇太一》篇幅较短，又因为此神灵的地位太高，全篇色彩庄重肃穆，致使与《九歌》中其他篇目相比，没有十分立体、丰满的艺术形象和过多的艺术色彩可以赏析。但因此使《东皇太一》成为《九歌》中最写实的一篇，其语词释训尤为重要，历代注家对《东皇太一》作注亦多向此方面侧重，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个别字词解释的不同。本文对一些《楚辞》比较著名的注本对《东皇太一》个别字词的不同训释做归纳、对比，进行辨析与商榷。

《东皇太一》全文如下：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G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①廪怨模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一、G，琳琅

出自《东皇太一》第四句“G锵鸣兮琳琅”。

古人对于“G”和“琳琅”二词的解释，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

1.“G”和“琳琅”皆为玉石；

[摘要]结合楚辞古籍文献的特点，分析楚辞书目实体款目相关性的主要内容及款目间的关联关系，利用本体建模元语定义楚辞书目的类、属性、属性关系和实例，构建楚辞书目本体，实现楚辞书目语义关联检索。通过实例列举直接语义关联检索、间接语义关键检索和语义智能推理检索功能及其实现，并对检索结果的关联程度进行数据统计对比分析。最后提出将楚辞数字目录与相关古籍内容关联的进一步构想。

(关键词]楚辞书目　本体　相关性　关联检索　语义

[分类号]G254.36

1　引言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2000多年以来，楚辞研究者留下了300多种专著、2000多篇论文以及近千种札记，南通大学图书馆和楚辞研究中心采用计算机技术，对收集到的楚辞相关古籍里的文字、图像符号、地图等进行扫描并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进而制成电子索引并通过元数据标引建成楚辞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实现关联检索。目前已经完成了近百本楚辞相关古籍的数字化和3000余篇楚辞相关古籍研究论文的全文数字化工作，建成了楚辞书目库、楚辞论文索引库、楚辞音像资料库及楚辞相关古籍全文库等。本文在此基础上利用本体技术对楚辞书目进行语义相关性分析，并构建楚辞书目本体以实现楚辞数字目录语义检索，改进传统检索系统只能查询关键词而缺少概念间语义关联的局限，增强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和联想性。

2　楚辞书目相关性分析

传统的书目检索主要依赖于关键词，读者常常因为缺乏对目标词清晰准确的界定，导致检索的准确度和效率不高，同时由于系统极少提供书目关联信息，读者难以沿着感兴趣的文献线索持续检索并发现更多感兴趣的线索。为此，我们在对楚辞相关古籍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首先分析楚辞书目之间的关联性，即选择了楚辞学界公认较权威的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书目五种》作为底本进行分析。该书从目录学角度将楚辞相关古籍分成5种：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和楚辞论文目录。分析楚辞书目结构，发现楚辞相关古籍目录结构主要包括古籍作品实体款目、楚辞原著词条实体款目、参见实体款目、责任者实体款目、版本实体款目、载体形态实体款目、人名实体款目、地名实体款目、年代实体款目、音乐实体款目、节庆实体款目、植物实体款目、馆藏实体款目、研究实体款目等，这些款目之间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上的多种相关性，如表1所示：

3　楚辞书目本体构建与书目相关检索实现

摘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汉代楚辞学研究的最高峰，作为研究《楚辞》最有权威价值的最早的注本，近几十年来较受学者们重视。对王逸注《楚辞》，大多数学者是从其“依经立义”方面来分析，也有少数学者探析了《楚辞章句》中的审美元素。文章将从王逸的政治家、文人和读者三种身份来试析王逸注释《楚辞章句》成功的缘由。

关键词：王逸； 《楚辞章句》；政治家身份； 文人身份；读者身份；缘由

前言

王逸是汉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楚辞学在王逸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于汉代经学盛行，学者大多从经学入手来研究《楚辞章句》。然而一部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其价值绝不仅仅在其经世致用，“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必定是“金相玉质”而“百世无匹”。文章就将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王逸作为政治家、文人和读者的身份来解读其注释成功的缘由。

一、政治家身份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和孟子的“知人论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作品。这种外部批评方法对于我们了解作品的时代因素和作者的生活环境非常有用。我们分析王逸的《楚辞章句》当然可以从社会身份来入手。

王逸，字叔师，东汉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其生卒年不详。《后汉书・文苑列传》略有记载王逸事迹：“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1]

王逸事虽记载于《文苑列传》，但他是朝廷的官员，其身份首先是政治家。入京上计者称“上计吏”，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年终时要向国家汇报情况，王逸最初应为楚地地方官员。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就是楚地人，皇氏成员及大臣也有很多楚人，统治阶层对的《楚辞》颇为偏爱。儒家经学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尊经”和“言必称经”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王逸必然会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

摘要：文学根植于社会现实，方法论也需与时俱进，随着《楚辞》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其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本文概述了前人对《楚辞》方法论的研究情况，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文艺学方法论阐释楚辞文化。

关键词：文艺方法论；楚辞研究

一、前人研究方法综述

1、注解型研究

注解型研究是指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把考据、训释、辞章作为研究单位的研究方法，诸如王逸的《章句》，朱熹的《集注》等。注解型研究方法是理解《楚辞》的基础，是了解词句的必经之路，注解型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自古得到公认。但注解型研究只能显示大体意思，且往往语焉不详，不能从整体上深入地理解其精神内涵。朱熹认为王逸《章句》所收篇目不妥，“《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因此，《集注》删去《章句》原有的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25篇，总名之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共16篇，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以及以情辞深切为标准进行篇目的增删，这种做法明确地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着意强调《楚辞》在情感和语句方面的特点。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而朱熹的注释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还对其表达方式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

2、解析型研究

解析型研究是将单篇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写作背景和社会环境，把解析作品中心思想、历史意义、艺术特点作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方法。解析型研究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解析作品，涵盖思想解析和艺术解析，且旨在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形式。但该研究方法忽略了《楚辞》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作品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和作品的美学价值，显得庸俗化。詹安泰的《屈原》与《离骚笺疏》从解析的角度出发，利用解析法独出机杼，通过对《楚辞》所描写的时代，人物生活环境，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的详细解释，使原本诘曲聱牙的《楚辞》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下里巴人式的文本。其中，《离骚笺疏》则是过尽千帆，博采众长提炼其独特见解的文章，深刻地体现了解析研究的价值，其独到的见解，深厚的学养，让人叹为观止。

3、复合型研究

诗歌是人类艺苑中最先萌发的种子，是人类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优良文学传统的伟大国家，其中诗歌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诗人辈出，诗作浩如烟海，特别是题材之丰富、范围之广泛，风格、流派之迥异，这些诗人及其伟大作品，其影响之深远巨大，更是难以尽述。单是先秦时期，我国诗坛上就有《诗经》、《楚辞》这样两颗璀璨夺目的珍珠。人们常常把唐诗、宋词誉为“中国文学双璧”，其实，从历史悠久和影响巨大深远等方面来认识和考虑，《诗经》、《楚辞》才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学双璧”，这里，笔者试图用比较的方法向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期以我国文明的主要和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光辉起点，主要反映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约500年间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而《楚辞》则是战国后期以我国文明的另一个主要和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文化产物，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为主要代表的文人诗歌集，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诗经》的作者多达上百人，可惜这些诗人的姓名大都早已湮没不可考了。

而《楚辞》则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他的后学者的作品集，甚至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个人专著诗歌集。比较具体、详细地说，《楚辞》的作者，除屈原外，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有着真实姓名的著名诗人。不过，宋玉等人的作品在《楚辞》中保存得很少，因而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少（在屈原之外的《楚辞》诗人群里要数宋玉比较著名，成就和影响也较大），而屈原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占了《楚辞》的绝大部分。

《诗经》原称《诗》，或者《诗三百》（因为收录了当时的诗歌305篇，取其整数而得名），西汉时期为提高其地位被列为经典而正式命名为《诗经》。《诗经》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人们把这些诗按音乐（或者说是按照其体制）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表现手法常用“赋”、“比”、“兴”。人们习惯上把《诗经》音乐方面的“风”、“雅”、“颂”及表现手法上的“赋”、“比”、“兴”合称为“诗经六义”。“风”是地方乐调，指的是周南、召南、邶风、豳风、卫风、魏风、秦风、郑风、桧风、唐风、齐风、陈风、曹风等十五国风，主要就是这些地方的“土乐”即民间歌谣，俗称民歌，也就是当时劳动人民的歌曲；“雅”是朝廷所在地的音乐，分为“大雅”与“小雅”，多为奴隶主贵族所作；“颂”是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而“赋”是铺陈其事，“比”是打比方，“兴”是托物起兴。

《诗经》不仅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结构上喜用重章叠句、反复吟咏的形式，在句式上多用四言句而又富于变化，词汇丰富，用语精练生动，在韵律上，为后世诗歌开创了丰富多彩的韵例。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巨大艺术成就。而《楚辞》主要来源于屈原以前的楚国民间的祭歌。当时由于时代的限制，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人们还相信祭神可以求得神对他们生产和生活的佑护。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楚国的这些民间祭歌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加工终于创造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骚体诗，使之成为我国古代诗坛上光芒四射、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

《诗经》的流传与影响相对而言特别是在西汉以前肯定要比屈原和《楚辞》大得多，因为在西汉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司马迁写作他的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史记》（在《史记》里有《屈贾列传》可以证明在此之前屈原和他的《楚辞》基本上没有什么名气，而《史记》将屈原与贾谊并称也足见当时屈原和他的《楚辞》的地位之低）之前，屈原和《楚辞》肯定是无人问津的，大而言之其流传和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孔子这样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奠基人也对《诗经》有极高的评价，并且亲自删改过《诗经》。

《诗经》、《楚辞》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或者是直接来自民间，或者是吸收民间文学的滋养，这方面它们有着相同之处。但是《诗经》的句法一般是以四言为主，当然也兼有杂言，而屈原等诗人却打破了四言诗格式，创造了句法参差不齐，灵活多变的骚体新形式，有利于诗人比较灵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楚辞》还在篇幅上发展了《诗经》的短篇为中长篇，这也更有利于诗人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手法上，屈原还丰富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例如《关雎》中的“关雎”，《硕鼠》中的“硕鼠”；而《楚辞》中的比兴却与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合二为一，具有象征性质，比如《涉江》中的“奇服”。特别是屈原大量使用珍奇丰富瑰丽的想象、奇美的比喻与大胆奇特的夸张来塑造形象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更是质朴写实的《诗经》所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