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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逸以《楚辞章句》著称于世。《楚辞章句》不仅是一部诗歌训诂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诗歌鉴赏著作。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以训诂之形式,客观上完成了对楚辞鉴赏之内容。他对楚辞的鉴赏具有结合联系方言、民俗、文化背景和揭示作者心理的特点。
关键词:王逸;诗歌鉴赏;形式;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01-03
作者:肖振宇,淮海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江苏,连云港,22200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05SID750002)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人。东汉安帝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王逸一生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著有《楚辞章句》一部,有赋、诔、书、论、杂文共二十一篇和《汉诗》一百二十三篇。王逸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使他获得历史知名度的,不是他的政治生涯和诗文创作,而是他的《楚辞章句》这一著作。
王逸《楚辞章句》一书,传统的观点是把其归为训诂著作类中,这当然不能算错。但训诂的名称和体式有多种,名称、体式不同,其对古书的解释也就不同。如传以交代史事为主,笺、注、解以解释词、句为主,章句以串讲句意、章意、篇意为主。从训诂各名称、体式的解释侧重点我们可以看出,章句这一训诂,更多地是对古文的理解分析,具有较浓的鉴赏意味。尤其是王逸的《楚辞章句》,它与一般的章句训诂又有区别。一般的章句,先把古文作品分章,每章之下,先释词,再释句,然后概述章旨,如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就是如此。王逸的《楚辞章句》却不完全是这样,他把书中的楚辞作品分为十七卷,每卷之前皆有一叙(在《离骚》、《天问》后又各有一叙,全书共有叙文十九篇),然后再随文注释作品中的词、句,并以夹注夹议的方式,表达其对诗句认识、理解。这种形式更接近于后来人们的诗歌鉴赏,可以这样说,王逸是以章句这种训诂之形式,客观上完成了他对楚辞鉴赏之内容。这我们可以从书中的叙文和句子的解释得到证明。
王逸《楚辞章句》的叙文就如同诗歌鉴赏中的“题解”,大致用来交代作品作者和写作时间,解释篇名,总述篇义,说明写作意图,概括作品内容,揭示艺术表现手法等等。如《离骚》叙云: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这段叙文,交代了《离骚》的作者,叙述了屈原的生平事迹,交代了诗的写作背景,解释了诗的题义,概括了诗的内容,说明了诗的写作意图,揭示了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谈了君子对屈原其人和《离骚》其文的感受、评价。虽然有人认为《离骚》叙文,应是贯于整体诗前的“大叙”,虽然王逸对“《离骚经》”的解释值得商榷,虽然王逸有把秦惠王谲诈怀王,令绝齐交,说成秦昭王的错误,但不管怎样,这段叙文,显然是王逸对《离骚》这一诗篇的认识、理解、评价,应属于诗歌鉴赏范畴。再如《远游》叙云: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谄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这段叙文,交代了《远游》的作者,揭示了屈原创作此篇诗的深层原因,阐述了诗篇所表现出的屈原伟大的人格精神。尤其是“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几句,显然是对屈原诗歌文采和艺术风格的概括,表现了王逸对屈原《远游》一诗艺术上的审美评价。
当然,关于王逸《楚辞章句》叙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尚有一些争议。笔者认为,王逸在注释《楚辞》时,其所据之本,可能大概已有一些粗略的说明,经王逸加工整理之后而成为今本之叙。所以,《楚辞章句》中的叙文,虽不能说完全出自王逸一人之手,但至少应该说它表明了王逸的见解。
王逸《楚辞章句》中对词、句的训释,除完成一般章句体式的训释外,还往往采用注中夹议的方式,或评述诗句的思想内容,或指出艺术表现手法,或提示诗的篇章结构、体例等。如对《离骚》中“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句夹议日:“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又重有绝远之能,与众异也。言谋足以安社稷,智足以解国患,威能制强御,仁能怀远人也。”这段议论,既解释了诗的句意,又对屈原的“美质”和才能这一思想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阐释。对《离骚》中“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句夹议曰:“言己种植众芳,幸其枝叶茂长,实核成熟,愿待天时,吾将获取收藏,而飨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养众贤,以时进用,而待仰其治也。”这段议论,除解释了诗的句意外,还把想到的国君应养贤、用贤思想阐述了出来。对《九歌・湘夫人》中“鸟萃兮O中,罾何为兮木上。”句夹议曰:“夫鸟当集木颠,而言草中,罾当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愿不得,失其所也。”这段议论,既解释了诗的句意,又指出了诗句所使用的比喻这一的修辞手法。对《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蓖兮醴有兰”句夹议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苣,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这段议论,既解释了诗的句意,又说明了诗句所使用的起兴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对《离骚》中“日两美之必合兮,孰信惰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日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几句夹议曰:“此皆灵氛之词。”这句议论,提示的是诗篇结构,这对正确地理解诗句的内容,把握诗篇的行文脉络,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对《离骚》中“乱曰’旬夹注夹议曰:“乱,理也。所以发理 词指,总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留,文采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这段注和议论,解释了“乱”的意思,提示的是诗篇的体例,这对理解“乱曰”这一形式在诗篇中的作用,对于正确理解诗篇的思想内容和其表现形式,都起到了帮助作用。
通过以上论述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王逸的《楚辞章句》,既是一部诗歌训诂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诗歌鉴赏著作。王逸在对《楚辞》中的诗篇训释的同时,也对《楚辞》中的诗篇进行了分析鉴赏,并在分析鉴赏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体说来,王逸的诗歌鉴赏具有以下两方面特色。
第一,结合、联系方言、民俗、文化背景。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大夫屈原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其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要想理解楚辞作品中的词、句,正确把握诗篇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只有结合楚地方言、民间风俗,联系楚地独特的文化背景,对其进行解读。王逸生长在楚地,对楚地的方言、民俗、历史掌故非常熟悉。他在《楚辞章句》中,训释不仅旁征博引各种典籍,而且结合自己所熟悉的楚地方言、民间风俗、文化传统对诗句、诗篇加以解释。如对《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训释日:“扈,被也。楚人名被为扈。”对仇章・惜诵》中“又众兆之所哈”训释日:“哈,笑也。楚人谓相啁笑曰哈。”对《离骚》中“索蔓茅以筵i兮”训释曰:“索,取也。蔓茅,灵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日i。”对《九歌・云中君》中“灵连蜷兮既留”训释曰:“灵,巫也。楚人名巫灵子。连蜷,巫迎神导引貌也。”对紧接其下的句子“烂昭昭兮未央”训释曰:“烂,光貌也。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执事肃敬,奉迎导引,颜貌矜庄,形体连蜷。神则欢喜,必留而止。见其光容烂然昭明,无极己也。”这些训释,或是解释楚地方言,或是解释楚地风俗、文化,它们对读懂诗句和理解诗句帮助很大,为更好地鉴赏诗篇扫清了路上的障碍。再如《九歌》叙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城,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臣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在这段叙文中,王逸交代了《九歌》的作者,介绍了楚地“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说明了《九歌》与楚地民俗与歌舞的关系,交代屈原创作《九歌》的原委。这对于把握《九歌》作品的旨义及艺术特征,是十分有益的。
第二,揭示作者心理。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中,早就有诗言志和诗言情之说。但不管诗言志也好,诗言情也罢,诗歌它反映的应是作者的心灵。诗歌鉴赏是诗歌创作的逆反,通过揭示作者的心理,探寻诗歌的思想情感,是诗歌鉴赏的一条正确途径。王逸在《楚辞章句》的诗歌鉴赏中,就很注重通过对作者心理的揭示,来探寻诗歌的思想情感。如(饫问》叙曰: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日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在这段叙文中,王逸揭示了屈原创作此诗的心理状态,指出《天问》一诗是屈原遭放逐之后,在“忧心愁悴”的情况下,面对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的“天地山川神灵”、“古贤圣怪物行事”图画而发出的疑问,并认为此诗是屈原“渫愤懑,舒泻愁思”之作。王逸在此对屈原创作《天问》时心理的揭示,有利于启发人们正确地领会诗篇旨义,把握诗篇的浪漫特色。像《天问》一诗这样,在叙文中揭示作者创作心理的例子很多,如在《九章》叙文中,王逸揭示屈原的创作心理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在《九怀》叙文中,王逸揭示王褒的创作心理说:“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这些对作者创作心理的揭示,对于理解诗篇意思,把握诗篇思想,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逸在《楚辞章句》的诗歌鉴赏中,对作者心理的揭示,还表现在对具体诗句的训释中。如对《云中君》中“极劳心兮忡忡”训释曰:“屈原见云一动千里,周遍四海,想得随从,观望西方,以忘己忧思,而念之终不可得,故太息而叹,心中烦劳而忡忡也。”对《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训释曰:“屈原思神略毕,忧愁复出,乃长叹曰:人居世间,悲哀莫痛于于妻子生别离,伤己当之也。”对紧接其下的句子“乐莫乐兮新相知”训释曰:“言天下之乐,莫大于男女始相知之时也。屈原言己无新相知之乐,而有生别离之忧也。”对《山鬼》中“东风飘兮神灵雨”训释曰:“屈原自伤独无和也。”这些诗句训释中对作者心理的分析挖掘,细腻、具体,虽未必都十分正确,但这种鉴赏尝试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逸生活在东汉时期。两汉是解经、注经风气很盛的时代,王逸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给《楚辞》注释的形式,实现了对《楚辞》诗篇的鉴赏,并具有自己的鉴赏特色,这在中国古代诗歌鉴赏史上是值得书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