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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与中国有着深厚文化与历史渊源的法国诗人和作家,维克多・谢阁兰的作品中经常充满着中国文化的底蕴,其作品也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彰显出独特的新意与张力。他的诗集《碑》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南面之碑、北面之碑、东面之碑、西面之碑、路边之碑和中央之碑。《短暂的碑》是“东面之碑”中的一首。本文将以《短暂的碑》为例,发掘谢阁兰在创作中的诗学倾向和永恒之思。
关键词:谢阁兰;《短暂的碑》;诗学;永恒
法国诗人、作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诗集《碑》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南面之碑、北面之碑、东面之碑、西面之碑、路边之碑和中央之碑。这部诗集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但被书写于和付梓于中国,而且成书于1912年溥仪退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的背景之下。也正是在这部以珍本收藏为导向的出版物中,谢阁兰第一次抛弃笔名,使用了他的真名。
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维克多・谢阁兰这样提及这部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充满东方古韵的诗集:“在我看来,碑的形式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即一篇短小的文字,它由一个长方形的框子包围着,面对面地呈现给读者。”正如谢阁兰所言,当诗句被黑色框型线条与其外部空间相分离时,这种对石碑形象的模仿所产生的庄严厚重之感,使整部诗集承载了超越其原有纸本厚度的深沉与永恒,彰显出全新的诗学意义。
《碑》中有一类诗是“元诗”,即关于诗的诗。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诗人已经将诗的形式与石碑相联系,又为何要创作元诗呢?“东面之碑”中的《短暂的碑》一诗或可作为回答此问题的一个进路。
一
初读《短暂的碑》的读者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到每首诗的右上角――用繁体中文写就的题词“云碑”。诚然,《碑》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在全集六十四首诗右上角的那些繁体中文题词。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些与拉丁字母迥然相异的书写文字无疑会产生陌生化的美感,于是这类表达方式所具有的复杂而微妙的意旨功能便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
《碑》中之诗的题词大多出自中国古籍,或为诗人自造,均为配合诗意而存在,起着暗示、反衬、总结等作用。《短暂的碑》中的“云碑”二字便是谢阁兰所自创。“”的特性包含了“短暂”之意,“碑”便恰与题目“短暂的碑”相应。此外,这首诗的精妙之处还在于,“碑”的物理意义通常与“坚硬”、“沉重”与“永恒”相联系,但谢阁兰却在题目中,将“碑”冠以“短暂”这一定语,在题词中则将“碑”冠以“云”之特性,不禁引人思考其用意。
《短暂的碑》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前两节均以“此言”开头,第一段接续“并不想”,第二段接续“十分愿意”,两者既体现了诗歌语言的主体性,也暗示了这些诗句背后所隐藏的诗人“我”的情感。既然碑上之诗具有主体性,那么作为诗歌载体的碑,自然也被赋予了生命。诗人称呼碑为“你”,与碑直接对话。
一旦诗歌被刻于碑上,便意味着将要迎来一次又一次的黎明,这种无限的循环指向了永恒。但是,作为人类灵性的体现,诗歌若只是获得了石碑那般无生命之息的永恒,能够感受到的就只能是“乏味、丑陋、昏暗”。因此,相较于被镌刻于石碑、以供“文学读者”赏玩,便于“书法家”临摹,这些诗句更愿意被说出。
那么它们希望被谁听到呢?答案只有一个字,“她”,一个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谢阁兰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来中国以前,他仅学习过一年汉语;来中国后,他则将心力放在了游历、考古和读书之中,因此我们在理解其诗意时,不可将中国古典传统抛于脑后。在古代中国,唯有男性是“文学读者”与“书法家”这些身份的合法持有者,女性在公开场合通常与诗书无缘。但在谢阁兰这里,“此言”的言说对象唯有一位女性,且为了她,此宁可放弃留存百世的永恒。这正如庄子面对得以受奉于庙堂的死后荣耀,却坚持选择“曳尾于涂中”的生时自由。那么这样一位女性到底是怎样的形象呢?诗人在第二部分给出了答案。
二
在第二部分中,“她”成为了诗中的主角,与“文学读者”眼中和“书法家”笔下的“词句”不同,当这些词句被她那“不断变换、生动活泼”的眼睛所欣赏时,便从毫无生气的碑中脱离,成为了有生命的灵动之物。
“她”与“我”之间关系通过对视而层层推进。起初是眉目传情。“她”那能够投下阴影的睫毛不禁引发人的猜想:“她”的形象是否为一个西方有着深陷的眼窝与浓密的睫毛女子?接着两人有了唇齿相触的亲昵。诗人以“饱尝亲吻”来形容舌头,以“印痕常在”来形容“牙齿”,很好地回应了上述问题――在中国古典审美观中,经典的女性形象常与“敦厚温婉”、“唇红齿白”、“樱桃小嘴”相联系,这显然与诗句所塑造的热烈、奔放的气息相悖,而那女子“丰满多肉”的嘴唇更是与传统中国女性形象相距甚远。由此我们便证实了第一节中的猜想:“她”应当是位西方女子。最后,“我”与“她”在文字的隐喻中交合。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女子的双乳常被视为秋日田埂边麦垛的隐喻,诗句中的“庄稼”一词既将中国元素融入诗作中,又暗指了在这场阴阳交合之中所实现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收。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谢阁兰这位在青年时代就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兰波的神秘主义诗学影响的法国诗人对中国历史、石碑文化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也在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和技巧呈现中国形象,但他的趣味和诗歌底蕴仍是西方式的。这实际上仍是象征主义诗歌传统的继续。更准确地说,我们不妨认为谢阁兰是在保持西方诗人的个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吸收中国文化,让西方与东方文化撞击,喷发出奇异的火花,产生新诗学旨趣。
三
诗歌的情感在第三部分达到了高潮。“恋情”、“诗”、“礼物”、“欲望”,这些名词层层叠加,一如马致远那首《天净沙・秋思》将“古道”、“西风”、“瘦马”并置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那样,体现了这“恋情”“跨越空间”时的迷狂。之所以说“跨越空间”,是因为在诗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知道“我”是隐藏于碑上诗句之下的存在,而诗歌来自人的灵性之光,是精神的物质显现,因而 “我”可以被视为被禁锢于石碑之中的那充满灵性之光的精神,而“她”则是外在于石碑的活生生的肉体生命。因此,“我”与“她”的恋情必然需要跨越一个“空间”――石碑。当二人终于相互交合,灵性诗句便得以挣脱石碑的禁锢,“跨越空间”,与“她”那充满生命力的肉体相融合。此时,灵与肉终于不再分离。
新的问题再次出现:石块/石碑为什么是短暂的,甚至是脆弱的?就物理性质而言,石块的确是坚固且长存的,然而当它进入文学,进入诗歌,却不得不因自身的死气沉沉而变得容易被遗忘。它与第二部分中的“了解”、“没有失去”、“熟悉”形成对比,表明消失在人的记忆中便意味着陌生、失去,乃至死亡,这些正是“短暂”与“脆弱”的具体表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被铭刻于石碑上的诗句要极力“脱离”石块代表所谓永恒,而投入到“她”所指向的生活:变幻无穷、充满激情、灵动鲜活。
我们还需注意到词性的变化。“投入她的生活”中的“生活”是名词,而“生活在她的身边”中的“生活”是动词,这一从名词到动词的转换,暗示了“此言”从僵死的石碑投入富有生命力的肉身的过程。这便是上述恋情的结局:对人性和情感的追求的战胜了不朽和永生的诱惑。两句之间的空行,则留给了读者停顿和思考的时间,也寓意上述诗句从石碑到肉身这一空间转换过程的神秘,以及诗句内涵的自我丰富与蜕变。
总体而言,“东面之碑”篇章中的诗作多以爱情、青春为主题,但事实上,在爱情表面之下,谢阁兰隐含了他东西交融的诗学观念和在精神求索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择:是死气沉沉地永世留存还是轰轰烈烈地享受生命?在诗人看来,存在于后者中的生命因其饱满青春活力与热切情感,才是真正的永恒。
无可否认,就物理性质而言,石碑足以肩负起“永恒”一词,但惟有通过精神、情感等这些生命体验介入,石碑才能与路边弃石相异,成为真正为人们所铭记、而非仅仅存在于时间中的物体。诗句中的精神之灵与石碑之外的肉体相结合所达到的灵肉相契的状态,方可谓永恒。正如古今中外历史中的爱情故事那般,它们或凄婉或幸福,再长久也只不过是一世罢了。然而虽旧人已逝,但这些爱情故事却世代流传下来,使得爱情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始终不会过时的重要母题。
【参考文献】
[1]维克多・谢阁兰著.碑[M].秦海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秦海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谢阁兰和他的《碑》[J].法国研究,19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