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能否真正被“刺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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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下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滑，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一个谜团。而如何刺激消费更是被受关注。本文从我国居民的收入及消费结构出发，发现只需要将我国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分为两大阶层，分别对这两个阶层进行平均消费倾向大小的检验，我国根本就不存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同时也发现了导致总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的本质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而脱离了收入分配问题单纯要求刺激消费的政策必然导致其无效性。
早在上个世界的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
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倾向的递减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但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尚不足800美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美元，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889美元的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却达0.96。在相对极低的收入水平下，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持续的下滑，这一事实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一个谜团!在收入较低的前提下，消费不足将导致国内经济发展的缓慢。所以刺激消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国的消费是否能够被真正“刺激”？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莫迪利亚尼和弗里德曼将人们的视野拓展到一生之中，分别于1954年和1957年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前者强调人们为退休后的生活而储蓄，后者则强调未来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
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过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并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在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而如果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则将远远超过3971.44，而该保守估计数值也和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相差无几。这表明，普通大众的收入就算没有全部用来作为消费支出或超额支出，也绝大部分用作了消费支出。
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换言之，如果将中国的居民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拥有国内居民收入51%以上的20%的居民；另一部分则为拥有低于49%的国内居民总收入的80%的居民。问题可以被改提为：对于这两部分居民，其平均消费倾向是否仍然较低？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的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所以在将国内的居民划分成两部分后分析发现：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存在过低的问题！真正引起国内总体消费与国内总体收入存在较大脱节的真正原因是：国内越来越大的基尼系数和收入分配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菲特和里斯在分析美国经济历史上的“收入―分配”问题时也指出，“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 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1]。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现在掩藏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一虚幻外衣下的真正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中国，80%的社会普通阶层拥有接近为1的平均消费倾向；而20%的富裕阶层由于收入过高的原因导致了较低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基于收入水平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便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由于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所导致的困惑及产生的应该刺激消费的政策幻觉。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费，在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见，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及为了应付将来突发事件所持有的“预防性资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约束的前提下，无法响应政策提高消费。
所以，本文认为，我国不应该继续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应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如何缩小国内日益突显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来，因为这才是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唯有治标，方能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 G.c.菲特，J.E.里斯.1981.美国经济史[M].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
[2]陈文玲. 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及深层次矛盾[J]. 宏观经济研究, 2007,(01) .
[3]段晓强. 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2004，(8).
[4]樊纲，王小鲁. 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J]. 经济研究，2004，(5).
作者简介
潘庄晨（1984―），男，浙江温岭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区域经济、中国现实金融问题。
潘淑娟（1955―），女,江苏江都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国际金融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