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弦:唇齿间的心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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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7年的我，生活在一个艺术世家，姥姥赵尚英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胞妹，现代话剧表演艺术家。母亲塞里麦・安妮曾是中央歌舞剧院演员、宁夏歌舞团副团长。当时支边大西北如火如荼，母亲主动放弃条件优越的北京，来到大西北宁夏。由于西北自然条件艰苦，母亲含泪将5个月大的我留在了沈阳的姥姥家，带着一颗无尽牵挂的心来到了宁夏。

记事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我4岁那年。与她同时印到我脑海里的是她带来的一把口弦。虽然我是回族人，但当时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小小的、长长的，有趣的是那个东西中间有根细细的簧，只要一拨弄就会发出不同声音。好奇的我将它偷偷拿了出来，没有深浅地拨弄着，一不小心把它折断了。母亲撞见我拿着折了的口弦，气得一步上来把我按在床边打了一顿。这就是我与口弦的初次相识，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委屈极了。

五六岁时，我才被母亲接到了身边，经常看母亲把一个用梳头的篦子背做成的小巧玲珑的东西衔在嘴边，只要一拨动便能发出美妙的声音。母亲告诉我说：“这是咱们回族女子吹奏的最常见的民间小乐器，叫‘口弦’，它的曲调能够诉说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期间，母亲被打成“黑五类”，长期下放到山区进行劳动改造。那时，我经常到山里去看她，一闲下来母亲就同那里的婆姨们一起弹口弦、唱花儿。晚饭后，她经常带着我到一位老姨妈家中，看她们做口弦。一盏小油灯照着她们一双双灵巧的手，将一把破篦子背在那里倒来倒去，最后找一段线绳，用红纸和锅底灰蘸点水交叉着将它染成彩色的穗子，拴好后，放在嘴边，小小的破土房里就会响起一阵阵美妙的音乐。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样的声音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地喜欢上了这小巧玲珑的口弦。

由于对口弦的情有独钟，我始终坚持练习口弦弹奏，十几岁时便能熟练地掌握口弦的弹奏技巧。1988年我被调入自治区文化馆工作，专门从事回族民间乐器的调查、挖掘、整理及研究工作。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作为回族民问乐器的口弦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工艺制作几乎濒临失传。担忧之余，我感到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了。带着一种责任，我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探索之路。

要想了解制作技艺，必须进山找人。80年代末的宁夏山区许多地方都不通电话、不通公车。山里都是弯弯曲曲的土路，而且常常是一路上也见不到人。只身一人在宁夏的山水间前行，困难是常人意想不到的。一次，经过多方打听，我得知在海原县的罗川乡有一个会制作口弦的民间艺人，心里特别的高兴。大冬天，我迫不及待地只身来到了距离县城还有35公里山路的罗川乡。由于山区不通车，我便在县城包了辆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前行，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找到了艺人家，没想到却是铁将军把门，想着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我把司机打发走后就站在门口等。11月中旬的山区，太阳落山后风寒得刺骨，天越来越黑，人越站越冷，足足7个多小时的站立，人早已麻木了。好不容易盼来了这家的一位大嫂，可她的一句话，彻底让我寒了心，“我男人去新疆打工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晚上，我只好在他家里留宿，躺在只铺着沙子没有铺盖的土炕上，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一个人起身走山路往家赶，幸亏搭上一段牛车，才回到了县城。了解口弦地传统制作技艺并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坚持。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可宁夏没有亲戚，工作又不能停，我只好背着孩子一起下山区，可怜的孩子常常是吃馍馍夹辣椒过日子。经过不懈努力和数年对口弦工艺的不断探索，我全面搜集了口弦琴工艺制作的资料，终于有所成就，制成了“竹口弦”和“铁口弦”结合的口弦琴，并取得了三项国家专利和三项版权。

2002年，母亲知道她的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拖着病体和我完成了口弦曲《骆驼铃》的创作。为了保证曲调的纯正，排练时我打开手机，让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指导。当年《骆驼铃》一举获得全国银奖。母亲看到获奖证书时，含泪对我说：“一切来之不易!”对于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我最清楚。就在母亲昏迷多日临走的前一个晚上，我坐在她身旁将《骆驼铃》放给她听，没想到母亲的眼角落下了泪珠。我用力地呼唤，母亲竟然恢复了意识，抬了抬嘴角，最后看了我一眼，我明白那是《骆驼铃》送给我们母女的最后一次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