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炳灵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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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50周年，去年8月底，所里邀请《丝绸之路》杂志社的季成家社长、朱子国副总编，诗人高平、孙一峰，散文家杨闻宇和我到炳灵寺小住两日，写点东西。这些人中，年龄、资历、学识我都在最后，只能算是个凑数的。但我是个大自然和石窟艺术的双重爱好者，他们又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同时，还能从喧哗的都市，从人流车流和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出逃几日，岂不快活，我哪有不应之理？

朝夕相处，好山好水美洞窟看了不少，但印象最深最好的，还是长年累月坚守在这里的炳灵人。所长王亨通介绍说，50年里就只有两任所长。第一任是王万青，从建所开始，干了40多年，第二任就是他了。王万青是王亨通的“尕爷”，就是他爷爷的弟弟，我笑着说：“这个研究所被你们王家承包了。”

1955年成立炳灵寺文管所时，编制只有两人。王万青是县城中学老师，上级挑来选去，也只有他合适。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一人背着行李，坐着羊皮筏子过了黄河，在小土屋里住下，白手起家，当起了光杆所长。开始办公，打报告连个公章都没有。不久，另外一个人来了，但没多久，可能是嫌生活艰苦又走了。其间不知换了多少茬人，只有王万青坚持下来。我读了老所长写的《炳灵寺石窟40年》，在文末，他说：“文管所从开始的2人到1990年的10人，特别是经过长期的管护和研究工作实践，他们中大多已成内行……他们普遍热爱文物工作，在这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困难的山沟里，认真管护，潜心研究，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有的已在这里安家落户。”

王亨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一工作就到了炳灵寺，已有22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小青年到所长，从一个对文物所知不多的毛头小伙子到有高级职称的副研究馆员。老所长的儿子王世儒也是个例子，我们去时，他是所办的主任，有不少学术。接待部的负责人邓天珍更是这样，她是王亨通的夫人，大专毕业，邓天珍有着模特的身材和面容。我们一问她，才知道，要不是父母反对，她真的就干上那一行了。她对我说：“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旅游专业，到炳灵寺来过，觉得这里太苦了，交通不便，物质缺乏，除了游人、河水和荒山，一无所有。我对同学说，这里我死都不会来。有的同学开玩笑说，要是你嫁到这里来呢，我说，不可能！”可命运就是会开玩笑。她真的嫁到了这里，安了家，安了心，一干就是15年，孩子已经13岁了。她陪我们参观，给我们讲解，对名气最大，最精彩，离地面也最高（60多米）的169窟，她讲解得尤其认真和详尽。

要不是住了几天，我很难想象，已经是21世纪了，又是个著名的开放旅游石窟，这里至今还没有一条公路可通，进出只有一条黄河水道。所有日用品都要从县城先用汽车拉到刘家峡水库的大坝上，再从50公里的水路用船运过来，打不通手机，洗不上澡，电视只能收看四个频道。每年除了“五一”和“十一”期间的黄金旅游季节外，其他多数时候，都比较冷清。现在如此，就可以想见过去的情景了。

我们住的四合小院是所里生活和办公之处。这是2000年第三次搬迁和改建的。王所长的住处，外间办公，里间住人。王亨通对我说，他刚来的时候，没电，吃的粮，点灯的煤油，都要沿山间小路到几十里外的五台乡供销社背回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已经有了办公室、接待部、业务室和保卫科，有20多人了。”言语中充满了高兴和自豪。文物事业，古佛青灯，清贫寂寞，能热爱和自豪，就需勇气，就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在当前的世风之下，如果这所长是个肥缺，不知要换多少任了。

第二天，他驾个老爷车带我们在峡谷里沿河道上行去上寺参观，一边驾车，一边讲解，遇到好景象，还停下车来。山路崎岖陡窄，他却开得得心应手。那几天，他还不时用数码相机为我们拍照，到晚上，就把照片打印出来送到我们手上。我翻看由他主编的多本资料图书和论文集，更感到他是个多面手，年轻能干，又热情开朗，我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炳灵寺的历史和敦煌、麦积山石窟大致差不多，其自然环境却大不相同。它是好山好水好寺院，好到一块去了。

炳灵的山有特点，它不是高原雪山，也不像华山那样奇险，而是别有韵味的“石林”。它的山像石柱、石笋、石峰、石林，山体上到处都是被风蚀和雨蚀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窝、小洞，最大的叫石室，大都有佛龛。姊妹峰守在大寺沟口。有一大片石壁山峰，刀劈斧砍一般，强迫黄河在它面前拐了个直角的大湾。炳灵的山没有高大植被，只有一些矮小的灌木和小草，这就更突出那些满山的石洞、小窝的独特之美。这种山不能攀爬，却别有一种看头。炳灵的水，是被李白称之为从天上下来的黄河水，说它好，是它处在上游，远离现代文明，还没有多少污染，还保持着它从青藏高原下来时的原貌和天真。

在好山好水边建成的炳灵寺还能不美么。天下好山僧占尽，一点儿也不假。

那几天，我们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吃的农家饭，白煮土豆、玉米，是大家最喜欢的。一切都彻底放松。我白天参观采访，早晚在小塘边垂钓，听轻风细语，小鸟鸣叫，看野鸽子出窝和归巢的翅影，还有一些红嘴鸦，间或还可见一些山羊在悬崖峭壁上觅食跳跃，让人惊叹它的胆量。天光云色，一片天籁。

同时，我也见识了炳灵寺的魅力。双休日，游人络绎不绝，男女老少，国内国外，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还有不少港澳台同胞。我和闻宇就遇到了一群台湾来的男女信众，我们互致问候，他们还给了我们自制的佛教纪念品。

我采访亨通是上午。亨通是个有心人，他不但全面介绍了所里的情况，包括门票史，从开始的5分钱到现在的30元，他还对参观人数自觉地做了记载和分析。游客最多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达10万人次，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03年才有3万人，2004年可能突破5万人。游客的多少，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经济状况、治安状况以及文化状况。就是研究游客的成分结构的变化，也大有学问。他忧虑地说，这些年，厂矿工人、城市居民和大中专学生的比例下降了，而公费旅游却在上升。总体说来，孩子和国外游客，大致都是在10%左右。外国游客首推日本最多，日本是中国这个大文化圈里的，多一点正常，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法、英等。

在采访结束时，正好有一日本退休老教授来找他。这位叫东山健吾的考古系教授，已73岁，身体和精神都很好。这次他带了12人的日本旅行团刚从敦煌赶过来。我问他去过敦煌多少次。他说：“100多次吧。”亨通说：“东山先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每年都要带团来炳灵几次，少则十几人一团，多则30多人，他当团长兼导游，先到敦煌，再到炳灵，是老熟人了。”我问东山先生最早何时来过炳灵，更是出语惊人：“我1953年就坐羊皮筏子来了，那时我在中央美院读书，研究所还没成立呢，更没有大水坝。”亨通请东山先生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向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老人敬酒，当他知道王世儒是老所长的儿子时，看了一会说：“你很像你父亲，我和你父亲曾一起住过，小土屋，点油灯，也没有菜吃。”我还碰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马世长教授，带着夫人和孩子来考察，他也是熟悉热爱炳灵寺的老人。马先生对我说，他1975年来的时候，知道这里艰苦，就在兰州买了一摞子锅盔，带了一些熟猪油，从县城经杨塔乡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来的。他感叹道：“20多年过去了，变化真是大呀，那时不说别的，生存都困难。”

临走的前一天晚饭后，天色很好，我和闻宇坐在游船码头上，欣赏和感受着身边的美景，很久都没有说话。俯看身边不息的黄河之水，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关于河的诗句：“月涌大江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句诗情画意，句句千古不朽。对岸是鲁班滩，有一片小村子，见几点隐约的灯光，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叫。忽然间，我仿佛置身于数百年前的某一个月夜，成了古人。

清夜谈心，月色浮白，浪花耀金，乐往哀来，怆然伤怀。我们都被炳灵的夜色迷住了，融化了，感动了，陶醉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能让人无言地感受了。

不知为何，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是容易被普通和平凡的事情所感动，我对炳灵人的了解就是这样的，他们生活简朴，工作平凡，为人质朴热忱，留给我的却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临走那天下午，亨通夫妇把我们一行送上快艇，挥手作别。

十几天后，突然接到季先生的电话，说亨通不幸病故。我大吃一惊，不禁为他英年早逝而痛惜，而扼腕长叹。我不禁回忆起临行前亨通对我说的话。“有一年过年前后，我有两个月没说一句话。”我问“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没人说话。有天在月夜下，我望着大佛，站了两个小时，一边是黄河，一边是大佛。”我听后无语。我没问他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或许，连他自己也忘了当时都想了些什么。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没有逃避，而且干得很出色，还吸引了20多个年轻人共同坚守在这里，和大佛在一起，和信念在一起，和有关信仰、灵魂、崇高的事情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我坐在电脑前写此小文时，我总觉得亨通没有走，他还在他的岗位上，还和他的同事和家人在一起，和他倾心的洞窟、壁画、大佛在一起，和不朽的炳灵寺在一起。同时，我也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50年中，那些众多的为炳灵的保护、研究作出贡献的人们，以及今后仍然要为此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你们是灵魂、理想、信念的坚定和执著的守望者，你们的守望像默默静坐在那里的大佛一样，有着无比的定力。你们的守望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