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大晟乐章》与江文也的音乐理想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孔庙大晟乐章》与江文也的音乐理想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江文也，作曲家，1910年6月11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祖籍福建永定县，1917年随家移居厦门，1923年移居日本东京。1936年以管弦乐曲《台湾舞曲》获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特别奖。

江文也1936年6月中旬到上海、北京旅行。这次旅行促使他的中国人的意识与情感强烈地迸发出来。1938年，他从日本来到中国，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理论作曲课程。自此以后，他以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开始了新的音乐创作，并努力去寻找一种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音乐，一种民族乐风。“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虽然体裁不同，题材各异，但其中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音乐中的民族寻根倾向和对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在江文也的音乐创作中，既有西方音乐作曲理论和技巧的深厚功底，又有现代感，更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民族风格”。①

1939年，他继创作出钢琴曲《北京点点》之后，又创作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大型管弦乐曲《孔庙大晟乐章》，这部乐曲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而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对江文也来讲，这部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他在民族意识上已从一位‘日本的台湾’作曲家开始转变为一位‘中国的台湾’作曲家了。这部作品无论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以至于世界现代音乐创作中，都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部作品。”②

1938年江文也参加了北京的孔庙祭奠，当时整个祭祀的仪式过程，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要用西方的、现代的交响乐来表现儒家传统的礼乐精神，表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神韵。

这部乐曲具有缜密的结构，分为六个部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表现了祭孔仪式的完整过程。各乐章之间的表情、节奏、速度差别不大，只有行板、慢板和广板，曲调上多采用长或稍长的节奏，曲调线的音程关系接近于吟诵的音程范围，所用的全部音高，是传统祭孔时所用的F宫五声音阶。一部长达半小时的六乐章管弦乐只用五个音，没有转调，不用变化音，没有复杂的旋律线，和声上用的是五度、三度和它们的转位四度、六度和音，曲式自由，按音乐的自然结构原则，或首尾主题曲调相呼应，曲式结构上没有强烈的对比和跌宕起伏，也没有高潮，而是方整、平缓的结构布局。在配器上，乐队的音响效果追求民族乐器的色彩。如此多的音乐技法限定，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江文也在写作中所运用的主要技法是突出多声部多样式的复调技术和丰富的配器手法，由此产生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管弦乐的恢宏、庄重、肃穆、悠扬的音乐。

作品遵循“中和之声”的创作原则，呈现出肃穆庄严、沉静单纯、简约主义的艺术风格。音乐好像在潜移默化中，进入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世界，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境界。有学者评论道：“它关注的焦点毋宁在天人边界及历史接缘的灵魂深处。此时，大音希声，但五音俱备。它的构造虽然简朴，却蕴含最缜密的能量。江文也这种音乐美学不能仅从音乐的角度思量，它显然与江文也本人的宗教情感与形而上学思维分不开，笔者认为此一美学的思想源头当来自儒家?穴尤其是《乐记》?雪。”③

江文也认为音乐最高境界是“礼”和“乐”的完美统一，是礼乐精神，是“仁”的精神。这是他心目中最伟大的音乐。孔子所倡导的“乐”是美与“仁”的统一，“乐”中有“仁”，“仁”中有“乐”。“乐”是“仁”的表现形式，载体；“仁”是乐的意蕴、内核。这就是艺术与道德的统一。《孔庙大晟乐章》体现了江文也音乐创作的终极理想，以现代音乐技法来实现一个最古典也是最前卫的音乐想象，更是一种传统文化想象。该乐章是既与西方现代音乐家对话又尝试把握古代中国雅乐神韵的新型音乐创造，让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在《孔庙大晟乐章》里交相对话、呼应，江文也希望用这样的乐章来重塑他的传统想象。

江文也在抗战期间两项最重要的成就，一是创作了管弦乐《孔庙大晟乐章》，二是在完成该乐曲两年后的1941年，根据这个乐曲写出的理论著作《孔子的乐论》（又名《上代中国正乐考》）。前者是实践文本，后者是理论文本，二者相互阐释、相互佐证，具有一种同构的互文性，二者共同表征了江文也的音乐理想以及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想象。

江文也在《孔子的乐论・序言》中就写作该书的动机、目的写到：“在中国，‘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而且，‘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因此，透过本书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凭借‘乐’的论点，以它为线索，观察中国古代的文化。”这就是说，他秉持了一种大音乐观，是以音乐为凭借、为根据、为线索，意在考察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他在书中描绘出一个极具音乐家风范的孔子，“更想将他的音乐事件与近代的音乐事件结合起来，并且一一论述它们的关系。”④由此看出，江文也首先是以音乐为切入口，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其次是接续这个传统脉络，思考传统与现实的承继关系。其中有个现实的时代的相似处，就是江文也和孔子都遭逢乱世，如他所说：“孔子的时代是彻彻底底的乱世，这个时代混乱到了极点，毫无秩序。在这个乱世之中如要建立起新的秩序，首先应该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教育开始着手。孔子的论点和我们现在的稍作比较，实在不无参考的价值。”⑤社会从失序到建立起新秩序，江文也认为音乐能起到什么作用？

该书第一句话开宗明义：“‘乐’和国家总是一体难分的。”而最后结论的一句话是：“不管何时何地，音乐永远是一国之歌，永远是人民之声。”可谓意味深长。在这本书里，江文也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礼记・乐记》以及《论语》里有关音乐的内容，从哲学的、治国的、伦理的意义和角度来阐述儒家的礼乐思想，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通过这本书，江文也完成了他的音乐理论构想或者说音乐体系建构。

江文也对周朝“成康之治”时期的礼乐制度赞赏有加，心向往之：“那个时代是周朝最兴盛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它的政治思想，它的社会一般文物制度，都如同烟火般爆裂开来，发出万丈光芒，永远足以作为后世的典范。”并且，他的思考从上古接续到现代：“我们只要想到三千年前，这个文化居然如此发达，接近完美，我们很难不接着想：它对以后中国民族的发展，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⑥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朝的权威已衰朽不堪，周公时代盛极一时的礼乐制度也已废弃，“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标举礼乐制度的政治思想不被各诸侯采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晚年他回到鲁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正乐，就是校正古乐，恢复音乐本来的面貌。江文也将他的书曾命名为《上代中国正乐考》，就有去伪存真，拨云见日的意图。他这样评价孔子：“因为有了孔子，周初那种高度发展的文化遗产才可以显露出来。因为孔子生于乱世，他一生的思想，一生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再现此理想国而努力。”⑦而江文也的宏愿不就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乱世”里接续孔子的礼乐思想吗？

孔子认为音乐是治国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也是人格修养形成的必由之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乐合一，礼乐并重，孔子并且把乐放在礼的更高一层次上，完成人格的最终阶段要仰仗音乐。就是说要靠音乐的陶冶、熏陶，在心理的快乐享受中成为孔子所要求的“仁人”，这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设立一个外在的标准规范要求人去做，这就比“立于礼”显然高一个层次。江文也对孔子思想“礼”、“乐”、“仁”的辩证关系作了这样的阐释：“实际上，孔子就是主张将乐的实践的修养与礼的道德的规律结合起来，更进而形成仁的生活，这就是仁的实现！这是孔子之教的最高目标，也是儒者行程的终点。在人的生活当中，它是道德价值的最高善。”⑧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看作《孔庙大晟乐章》的思想内核，看作他音乐理论的核心、音乐理想的终极。

那么，在现代中国，特别是三四十年代，音乐是什么状况呢？在江文也看来，“现在的音乐变形了”；“就某个意义而言，它还是种堕落。今日所谓的音乐，只是为了听觉享受，它不过是一种慰问物而已。”⑨也就是说，对作为休闲娱乐消遣的音乐，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儒家衡量音乐好坏的标准是在形式上是“中和”，即快乐而不过分，在内容上是“思无邪”，二者要做到自然和谐的统一。因此，江文也在《孔庙大晟乐章》中自觉追求“中和”与“思无邪”的完美统一，他试图正本清源，上溯中国雅乐的源头追寻美的极致。

徐复观先生认为：“儒家的政治，首推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有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风俗）的谐和。由此可以了解礼乐之治，何以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⑩儒家的政治理想不仅在古代难以实现，在现代社会更是无法实施，江文也所理解的礼乐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音乐理想，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江文也《孔庙大晟乐章》音乐探索的魅力之所在。他对传统文化别有会心：“‘传统’原来的意义应当是无意识的、但又无所不在的一种持续性的、存在性的行为或风俗，它虽无声无息，却一直传到现在。换言之，也就是过去的东西现代化了，而现代化这个东西更是构筑在传统之上，这样的过程当中含有某种的创造性。过去的人不知不觉中，创造出传统；同样的，我们也应该再继续创造今日的传统。”这其中较好地阐述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造的辩证关系。他所理解的传统应该是特指中国上古时代的礼乐政制、典章制度，因为下文他接着写道：“孔子调查并研究自古至周的典章文物，他一方面想复兴这样的传统，继绝举废；一方面又想使乱世中的人民能够活在周公时代那样的理想国里，他这种行为必然的是一种创造。”“孔子继承了尧舜三代以下不断创造的原生精神，然后再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创造。”{11}

那么，江文也自己呢？他的《孔庙大晟乐章》可不可以说是一个“继绝举废”的壮举？一种“崭新的面目”的再创造？江文也怀有宏大的文化关怀和国族情怀，他从时代的文化立场思考音乐究竟有什么价值？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音乐家何为？他要在音乐中重建理想国，重建理想中的礼乐。中国对他而言，曾经是必须回归的梦中国土，而即使回到中国，他仍然要激发出对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亘古的礼乐中国的文化想象。江文也所想象的，是孔子追求的圣王政制，是礼乐合一的社会，而这圣王的音乐是如此中正平和，令人如沐春风。这样一个国家想象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想象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只能是想象而已，遥不可及。

江文也和他所心向往之的孔子一样，都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喧哗声音中想要追寻那最原初的理想的音乐而不可得。江文也不断地苦心孤诣地去召唤那已经失去的礼、乐、仁。他的音乐创作实践的尝试，既显示了他的魅力，也表露了他的困境，昭示了别一般的意义。

徐复观先生认为：“孔门‘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意境，可以通过各种乐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只存乎一个作曲者演奏者的德性，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这当中当然包括西洋音乐、现代音乐，都能提升到孔子所期许的仁美合一的音乐境界。徐先生又言：“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但在历史中间有旷千载而一遇的有艺术天才的个人，在音乐上的成就，其见之于文人诗歌、词赋、咏叹之余者，可由其所陈述的演奏技巧之美，亦未尝不可藉以窥见其意境层次之高。”{12}江文也不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吗？《孔庙大晟乐章》不就是这样的一部乐曲吗？

我们置身于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电子时代、虚拟影像时代，多元矛盾和冲突的时代，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面临着选择的复杂性，是弘扬民族主义还是走所谓的普世主义、现代主义的道路？还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再创造？江文也的音乐命题在当今时代仍然保持着它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江文也对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只知道吹嘘欧洲的和声学与对位法，不知道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和声与对位法，有自己独特的旋律的错误认识提出批评，称之为“出主入奴”{13}。这是江文也的立场和音乐价值观，他启发我们思考如何重建中国音乐主体性。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乐与仁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它的当代价值在哪里？江文也的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值得我们深思。

①李岚清《探索中国风格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者――江文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页。

②汪毓和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③杨儒宾《孔子的乐论・译者序》，见江文也《孔子的乐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④同③，第7―8页。

⑤同⑨，第103页。

⑥⑦同③，第50页。

⑧同③，第102页。

⑨同③，第100页。

⑩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1}同③，第7页、第117页。

{12}同⑩，第23页。

{13}同③，第89页。

张莉莉枣庄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